彭雪楓家書，指的是彭雪楓生前給夫人林穎的信，實有87封（應有88封，因1944年3月16日函已無存）。對這樣一部幾乎詮釋了紅色愛情全部內(nèi)涵的好書，出版社在編輯出版時都應把它打造成“精品”。但令人遺憾的是，無論是1985年12月由文物出版社編輯出版的《彭雪楓家書》，還是2005年3月由長江文藝出版社編輯出版的《彭雪楓將軍家書》，都沒有真正做到這一點。
文物出版社編輯出版的《彭雪楓家書》編排簡樸，封數(shù)齊全，字誤較少，但失誤影響較為深廣。《彭雪楓將軍家書》編輯出版較晚，且鉛排和手跡同版，應對《彭雪楓家書》的失誤有所察覺，但它不但沒能避免前者的失誤，反而失誤更多。據(jù)統(tǒng)計，除字誤、注誤和漏字、漏句外，《彭雪楓將軍家書》還重編家書1封（彭雪楓《所望于政工會者》，1942年5月25日與1943年5月25日重編）；本為一函，但因分作兩個時間寫成而將其分開編為兩函者兩封（1942年5月10日與12日函；1942年6月16日與17日函）；本為彭雪楓的一篇“雜感”，不是信，但卻被編者當作信而編入其中；同時，因為這篇“雜感”是分作兩日即1943年5月2日和3日寫成的，于是編者又把它分作兩函編了進去。這樣，總計實有87封的彭雪楓家書，經(jīng)編者這么一編，家書總數(shù)竟較原有家書多出5封，總計已達92封（91封，這是該書書目統(tǒng)計之誤）了！
編錯家書時間，這是編輯出版家書這類書籍的大忌。由于《彭雪楓將軍家書》繼《彭雪楓家書》之后重新編錯了彭雪楓幾封家書的時間，從而為彭雪楓在淮北抗戰(zhàn)的研究制造和設置了許多難以破解的“偽命題”。現(xiàn)對對該書編錯時間的幾封家書略作考證，并順便論及編者失誤的原因，以求這部紅色家書能夠正確傳世。
一、1942年1月18日函。此函沒有年月，只有日期。長江版家書把它編為“1943年1月”18日，這是錯誤的。因為彭雪楓在該函中提到“昨天（即1月17日）會客之外，為《拂曉報》寫一篇社論《論精兵主義》”。現(xiàn)查《論精兵主義》這篇專論，發(fā)表在1942年1月21日《拂曉報》第一版上。因此，此函就只能是1942年1月18日寫的。
二、1942年2月19日函。這是彭雪楓很著名的一封家書。1980年6月，河南人民出版社編輯出版《彭雪楓書信日記選》一書時發(fā)表過它的摘要。落款時間是“1942年2月19日”。可是事隔五年之后，即1985年12月在文物出版社編輯出版《彭雪楓家書》一書時卻把它編為1942年3月19日。對照手跡，可知這是明顯的差錯。然而這一差錯，卻沒有引起持有彭雪楓家書手跡的長江版家書編者的重視。彭雪楓這封家書中說到“過年”（春節(jié)）和他“讀《日出》”劇本的事。據(jù)查，1942年春節(jié)是2月15日。就在節(jié)后2月17日林穎走后的當天“深夜兩點”，彭雪楓除“一個人埋頭于小廟里讀《日出》，一氣讀到頭”外，又寫了讀《日出》的“感想”和這封家書的前半部分。十分明顯，這里彭雪楓所說的他讀《日出》的時間已是2月18日了！而這一時間，又恰與1942年“三一八夜”彭雪楓函告林穎時所說的“一月之前的今天讀《日出》劇本”的說法完全一致。因此，彭雪楓這封家書就只能寫于1942年2月，而不是3月。
三、1942年3月12日函。此函是彭雪楓“讀（林穎）來信后寫”的，沒有年、月、日。長江版家書把它編為“1942年3月4日”，年、月不錯，具體日期有誤。因為林穎來信曾談到那年“三八”節(jié)會上成立邊區(qū)“總婦救”會這件事。因此，彭雪楓此函的撰寫時間就必在這年“三八”之后，而不能在此之前。此其一。
其二，林穎在來信中還說到“幾天的會開得太倦人了”。3月13日，彭雪楓在復林穎的信的附言中也說到“午飯后接電話，始知才開完會”。這說明，彭雪楓撰寫此函的時間必在邊區(qū)總婦救成立暨“三八”婦女節(jié)紀念大會臨近結(jié)束或基本結(jié)束之際。據(jù)《拂曉報》1942年3月12日報道，邊區(qū)總婦救會成立暨“三八”節(jié)紀念大會歷時三天，3月10日結(jié)束。3月11日，部婦救會又召開擴大干部會，詳細討論部署大會決議及早實施。林穎身為總婦救會青年部負責人，此會理當參加。據(jù)此判斷，彭雪楓撰寫此函當是此會結(jié)束后一兩天之內(nèi)的事。
其三，林穎來信中還談到她的“那篇文章”。即“3月13日晨”彭雪楓函復林穎時所說的《婦女干部修養(yǎng)問題》。這篇文章，彭雪楓說他是在“昨夜”才“讀了”的。由此可知，3月12日彭雪楓收到林穎來信，一氣之下便給林穎寫了這封“抗議”（對林穎的字提出批評）信。夜里，則又“讀了”林穎隨信寄來的“那篇文章”。這就是說，彭雪楓寫這封“讀后”函的時間，是當年（1942年）的3月12日。這種情況表明，重視和掌握“楓林”前后來往信件所反映的歷史事件，并弄清這些事件的來龍去脈，是確定此函時間的關鍵。不然，妄定日期，勢必出錯。
四、1943年4月28日函。此函沒有年月，只有日期，反映了1943年4月20日彭雪楓隨四師師部由半城附近大王莊剛剛遷到泗南陳店子以后不久一個非常有趣的經(jīng)歷。當天夜里，即4月“28日夜”，盡管有“奏著美妙的歌聲”的蚊子，但“枳子花香，沁人心脾”，卻“另是一番風味”！顯然，彭雪楓這時的心情是愉快的。早晨，可“沿河（北淮河）南岸輕蹄快步，迎送晨風”；午間，又有友人“贈來之‘大前門’并汽水一瓶共沖倦態(tài)”。為此，彭雪楓當時還曾發(fā)出“汽水已經(jīng)多年不嘗了，其味甘美一如往昔”的感慨！對這一場景十分明朗的信件的時間，一般情況下，是不應該把它編錯的，但長江版家書卻把它編為是年“5月”28日。殊不知，這年5月28日，彭雪楓早到（5月19日）淮南黃花塘軍部，并在二師抗大八分校參觀哩！
五、1943年6月24日函。此函沒有年份，只有月日。長江版家書把它編為“1944年”6月24日，這是錯誤的。因為此函一開頭彭雪楓就說到”昨晚的信未及發(fā)出，羅政委已走，黃師長又來”以及全師“教育會議”即將召開這三件事。首先，如果說此函是1944年6月24日寫的話，那么是年6月23日晚就勢必有彭雪楓給林穎的信。現(xiàn)查1944年6月23日晚沒有彭雪楓給林穎的信。這說明，此函不是1944年6月24日寫的。經(jīng)查，1943年6月23日晚不但有彭雪楓給林穎的信，而且他還在信中告訴林穎“羅政委明天要走”。羅政委，即八路軍一一五師代師長兼政委羅榮桓，正是1943年6月17日由軍部途經(jīng)四師并于6月24日離去的。其次，黃師長，即新四軍三師師長黃克誠。據(jù)記載，他是1943年6月24日來四師的。第三，此函所說“教育會議之各旅團干部均到齊，明天繼續(xù)開會”云云，經(jīng)查，是指1943年6月25日召開的四師“全師旅團干部參加的軍事教育會議”。此次會議，黃師長亦參加，并作了重要講話。根據(jù)上述三點，可知長江版家書對這封家書時間的編定確實有誤。
六、1944年1月12日函。此函只有日期，沒有年月。長江版家書把它編為“1943年1月”12日，月份雖不錯，年份卻是錯誤的。因為此函說的全是1944年1月1日至9日發(fā)生在淮北張大路之役的戰(zhàn)況和彭雪楓親赴前線指揮的經(jīng)歷。據(jù)查，張大路系靈（璧）北重鎮(zhèn)，長期為頑三十三師張克修團所據(jù)，久攻不克。1月3日，“為及時處理情況，統(tǒng)一指揮計”，彭雪楓和參謀長張震率騎兵團三大隊于本日晚西赴張大路前線指揮。據(jù)此函所說，此次張大路之役，“將段海洲之第三團（即張克修團）包圍于據(jù)點之內(nèi)，圍困九日之久，擊潰段海洲、苗秀霖三次增援部隊，至第八日敵偽分三路（頑軍勾來者）向我進攻，……我在敵偽頑合擊情況下決定撤圍，敵于次日進占張大路，頑第三團除一部被敵繳械外，余均竄逃高樓。”此役這一經(jīng)過說明，該函是彭雪楓在1944年1月10日由張大路前線回到師部后的12日寫的。
除上述6函外，長江版家書還在書中把1942年9月9日函和1943年7月6日函分別編為“9月10日”函和“6月”函。如再加本文開頭提到的那封重編而又編錯了時間的1942年5月25日函，那么，長江版家書編錯時間的彭雪楓家書總計就達九封之多。這就說明，長江版家書的編者不僅對彭雪楓在淮北的抗戰(zhàn)活動及其行止缺乏必要和認真的了解，而且在編注彭雪楓家書這一極其精細的工作中又缺乏嚴肅和認真的態(tài)度。筆者認為，恢復因此而被搞亂了的淮北抗戰(zhàn)的本來面目，是必要的，也是應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