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新四軍東進抗日，在我的家鄉江蘇省（當年稱蘇中）靖江縣建立抗日根據地，并于1941年創建了靖江師范學校。我15歲離家，成為這個學校的第一批學生。
國民黨頑固派和日本鬼子，都認為靖江師范學校是共產黨創辦的，不斷對這個學校進行封鎖、掃蕩。在這個學校讀書的學生也就被認為是“通匪”。“通匪”是要人頭落地的，需要有不怕死的勇氣，才敢于報考這個學校。學校辦在農村的破廟舊房里，學生和教師借住在學校附近的農民家里，學生和教師的生活都十分清苦。
當年國民黨政府發行的“法幣”，日偽政府發行的偽幣，幣值日漸跌落，我和其他許多學生不得不經常穿越敵人的封鎖線，從學校回家背運糧食，用糧食換點必需的油鹽咸菜。在這個時期里，因為要回家背運糧食，每個月都必須回家一次，每次回家都要往返30多里。
我的家庭經濟困難，難以維持我按序升學讀書的愿望。日本帝國主義發動全面侵華戰爭以后，我又被迫失學在家，就近在私塾讀書。有機會到靖江師范讀書了，自認為是抓住了難得的讀書機會，瞞著家人和鄰居，秘密報考這個學校。當時的學校黨支部，認為我不怕危險，不怕困難，學習成績較好，派徐文同志做我的入黨介紹人，于1942年也就是我16歲的時候，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成為光榮的中國共產黨黨員。
當時在入黨以前，必須閱讀毛主席的著作《新民主主義論》。這一著作當年是用黃色土紙印刷的，在黨員中秘密傳閱，早已破損了。我接到《新民主主義論》這本著作以后，藏在衣服里，在周邊沒有人的時候，一個人走進麥地里、竹林里閱讀。那時候，沒有機會學習共產主義的基本理論，但是學習了《新民主主義論》以后，明白了共產黨員的兩個基本任務，第一是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第二是建設新中國，并且為這兩個任務而身體力行，就是合格的共產黨員了。
入黨以后，我還是個學生，被選舉擔任學校學生會主席和青年解放團分團長。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和建設新中國的兩個任務，成為我一切活動的指導思想。于是趁回家背運糧食的時候，我就在農村老家門前的打谷場上種了一棵“紅株樹”，以此作為入黨的紀念。
“紅株樹”是落葉喬木，高數丈，木紋細密，呈現紅色，耐用耐磨。農村把這種木材用作礱谷的礱齒，更多的農家則挑選一段這種樹干，用做舂米的杵頭，經久磨練而不會損壞。又因為這種木材的紋理和顏色美觀好看，也用于制作高檔家具。當時我已經是中共黨員，以為在打倒日本帝國主義以后，在農村多種樹、多收糧食，就是為建設新中國作貢獻了。
五年前我在北京住處，曾從電子郵件中看到了一張農村老家的照片。這幅照片，以新建的一座小樓為背景，門前生長了一棵兩丈多高的紅株樹，枝葉繁茂，生氣勃勃。得知這棵已長大成材的紅株樹就是我60年前親手種植的那棵，我欣喜萬分，而且激起我回老家看看的欲望，想在大樹下召集子孫后代合影留念。我的侄兒托人捎口信來說，他的新居小樓建成了，同時在小樓門前建了一座花壇，精心保護紅株樹。他還說，有人出三萬元想買這棵紅株樹，但他說：“這棵紅株樹是我家大伯栽的，是我們孫家的傳家寶，出多少錢我也不賣。”
這棵紅株樹，是我參加中國共產黨的一個紀念標志。當初我對革命事業的認識是那么淺顯和天真，但是卻很真實和純樸。和我一起入黨的許多同志，就是懷著那樣真實而純樸的情感，為革命事業犧牲了。在中國共產黨建黨90周年慶典的時候，我寫這篇短文，就是為了紀念那些為了黨的革命事業而犧牲的同志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