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維青近照
又到一年杜鵑花開時。
每年立春一過，春風一吹，春雨一澆，江南的山山水水都開始綠起來。乍暖還寒，擋不住春天的腳步，也擋不住那一叢叢火苗似的紅色杜鵑花漫山遍野地開放。其中，最出名的要屬井岡山上的“映山紅”，她近看是花，遠看似火，陽光下昂首怒放，風雨中挺拔依舊，骨子里浸透著堅強不屈的品質，使人振奮，予人希望。
杭州西子湖畔，有位年逾九旬的老太太，她擅長中國畫，喜歡紅色，尤為鐘情畫杜鵑花。翻開她的畫作集，大部分是鮮紅的杜鵑花，美麗而又熱烈。她就是新四軍首批女機要員之一、皖南事變幸存者——毛維青。
經浙江省新四軍研究會牽線，記者有幸認識了這位充滿傳奇色彩的老人。用她的話來講，每當畫著這點點殷紅，她就會想起自己在皖南事變中大口吐出的鮮血，就會想起東流山上犧牲的戰友，就會想起那充滿腥風血雨的革命歲月。
難忘項英副軍長
毛維青老人輕輕地打開她永遠22歲的哥哥——毛中玉烈士的相片，思緒一下子回到了那個戰火紛飛的年代。
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日軍轟炸上海，毛維青在上海閘北的家成為一片火海。母親帶著一家人逃回寧波老家。1938年初，哥哥毛中玉帶著毛維青，隨上海紅十字會煤業救護隊奔赴抗日前線。毛維青回憶道：“父親因病去世后，30多歲的母親帶著五個小孩，靠親戚救濟、變賣家什維生。我們臨行前騙她是去內地做生意，母親沒有拆穿子女的謊言，強忍著淚水，在我們的紀念冊里寫下四個字——大刀殺敵。”
當時新四軍成立不久，南方游擊隊正在集中，煤業救護隊就用汽車幫助下山的游擊隊到巖寺集中。與此同時，黨支部組織部分黨員和進步青年到新四軍去。毛維青和哥哥毛中玉就這樣一起參加了新四軍。“1938年11月，18歲的我加入了共產黨。”回憶起青春歲月，毛維青臉上有了微笑。“有一天，我和施奇在后方留守處醫務室做棉花球，正要下班吃午飯，有人說項副軍長來了，我們立即跑到肖正崗主任的房門口探頭探腦。只見肖主任和幾個穿灰軍裝的人，圍著兩只和我們一樣的菜盆子在吃飯。我跟施奇說，哪位是項副軍長？”
毛中玉烈士，右下角是他的簽名
肖主任看到她倆，問：“兩個小鬼有啥事？”毛維青吞吞吐吐地說：“聽說項副軍長來了，我們來看看。”這時，一個穿著褪色軍裝，褲腿上還打著補丁，綁腿打得結結實實，粗眉方臉黑黝黝的中年軍人，放下筷子說：“本人就是，有什么事？”
毛維青一愣，連忙立正敬禮。項英上前幫她們整了整帽子，說：“軍帽要戴正，女同志的頭發要塞到帽子里去，軍容風紀要注意。”
當得知毛維青是隨煤業救護隊來的，項英高興地說：“煤業救護隊對新四軍有功，不但將下山的紅軍游擊隊運到巖寺集中，還送來了貴重藥品，特別是輸送了一批青年知識分子來參軍。我們正在籌辦軍教導總隊，這批青年要作為骨干培養。”
聽項英這么一說，毛維青什么顧慮也沒有了，大著膽說：“報告副軍長，教導隊成立之后，能接受我們女兵嗎？”項英答道：“當然，共產黨講男女平等嘛。教導隊要辦女生隊，要培養一批女干部。”
不久，新四軍教導總隊成立，毛維青成為八隊（女生隊）中的一名。“與項副軍長的那次交談，讓我感受到共產黨人的風采，使我成為一名堅定的戰士。”毛維青說。
永遠懷念的機要科
從教導隊畢業后，毛維青先調到速記班，后又調到機要科。在戰爭環境中，部隊的報務員和機要員一般都由男同志擔任。自1939年開始，項英提出要培養女機要員（譯電員）。新四軍首批女機要員共四名，毛維青就是其中一員，其他三人分別是周臨冰、施奇、汪企求。
毛維青老人翻出一張黑白照片，指著照片上的五個人說道：“葉挺軍長帶了相機，讓機要科長童世杰帶上我們四個女機要員，到新四軍建設的‘便民橋’（即‘葉挺橋’）上合影留念。我們當時可高興啦！”
回憶起機要科的工作和生活，毛維青自豪地說：“葉挺軍長、項英副軍長對我們特別照顧，像父兄般關心和愛護我們。”因機要人員經常半夜譯電，項英要供給部破例給機要科每人發了一件棉大衣。當時，這是團以上干部才能享受的待遇。還給機要科生了火盆。“生活上是優待的，工作上是嚴格的。除了業務技術上進行專業培訓外，更重視思想素質的提高。葉挺軍長提出機要員要做到門緊、手緊、腳緊、嘴緊。對密碼本，要比愛護自己的生命更重要。寧可犧牲自己，也不能讓密碼本落入敵手。”毛維青回憶道。
1939年冬，新四軍機要科長童世杰（左一）同首批女機要員周臨冰（左二）、施奇（左三）、毛維青（左四）、汪企求（左五）于“葉挺橋”合影（葉挺攝）
誰料風云突變，1941年1月初皖南事變爆發了。葉挺軍長召集干部會議，表示堅決與同志們戰斗在一起，不管困難有多大，決心戰斗到最后一顆子彈，流盡最后一滴血，誓與陣地共存亡。他的誓言讓全軍指戰員為之振奮，大大鼓舞了士氣。毛維青回憶道：“好像是1月12日，葉挺軍長要我們發最后一份電報給黨中央，表示全軍指戰員拼死一戰的決心。我們奉命把電臺砸了，含著淚花把密碼本一頁一頁地燒了。從此，我們與黨中央失去了聯系。”
“皖南事變中，我們四個女機要員，除周臨冰機智地突圍出去外，其余三人均被囚禁在上饒集中營。在敵人殘酷的威迫利誘下，沒有一個屈服。我冒著生命危險越獄，勝利回到部隊；施奇同志遭敵人獸性強暴后，堅貞不屈而被活埋于茅家嶺監獄；汪企求同志在赤石暴動后被列為‘頑固分子’，在虎山廟英勇就義。”說到這里，毛維青老人眉頭緊鎖，眼中噙著淚水，雙腿不停地抖動。“在突圍中我還見到了時任教導總隊俱樂部主任的哥哥毛中玉，他鼓勵我要堅強戰斗，勇敢地沖出去。誰知那次見面竟成永訣。他在突圍中英勇犧牲了！”
在上饒集中營的日子
寒冬臘月，毛維青和幾個一起突圍的同志在陰森森的山洞里躲了兩天，聽到外面已經沒有槍聲，便悄悄從山洞里走出來，摸索到山口，沒想到還是碰上了國民黨伏兵。就這樣，她同其他被俘的同志一起被押往上饒集中營。
毛維青回憶道：“從皖南到江西上饒，走了將近一個月。途中的一個晚上，我們被關進一間茅草棚，里面點了一盞昏暗的油燈。在草鋪角上有一個胖胖的、頭發短短的女同志蜷縮在那兒，我上前一看，這不是汪企求嗎？我們互相告誡，記住黨的教導，無論如何不能暴露自己的身份，絕對不能泄露黨的機密。”
到了集中營，30個女同志被編為一個分隊，分隊長是經過特殊訓練的女特工。牢房四周架有鐵絲網，吃的是一日兩餐霉米飯和無鹽味的菜湯，蓋的是爛棉絮，上面爬著虱子。每天三操兩課。清晨天不亮就起床，跑步到幾里路外的大操場接受軍訓。所謂“軍訓”，實際上是折磨人，做不好就吃軍棍或皮鞭。然后再去聽三戰區特工們作報告，說什么“共產主義不適合中國國情”、“新四軍不服從命令”等等，想以此來“感化”她們。除此之外，還強迫她們做苦役。
女生隊的同志在秘密黨支部的領導下，團結一致，與敵人一次又一次斗智斗勇。有一次，敵人為了要看看她們被感化的程度，別有用心地出了一份考卷。若按他們的卷子填，實際上就是張自首書。在黨支部的授意下，全體女同志都交了白卷，甚至連名字都不寫。特工們氣得不得了，罰她們跑了幾個鐘頭的步。大家就是這樣每時每刻以自己堅定的信念和智慧，勇敢地與敵人周旋、較量。
毛維青回憶道：“我永遠忘不了三戰區的特工們對我們新四軍的殘暴迫害。我的戰友施奇被捕后，遭敵人摧殘，在集中營里，不給任何治療，還三天兩頭找她談話，說自首后即可送醫院。但她以驚人的毅力，一面忍受著疾病的折磨，一面同敵人進行著不屈不撓的斗爭。敵人的算盤落空了，屹立在他們面前的是一尊鋼澆鐵鑄的共產黨員的高大形象。”
重回革命隊伍
大隊部成立劇團，這是特工們又一新招式，妄圖掩蓋集中營里的種種罪行，也可達到分化瓦解囚徒的目的。1941年秋天，毛維青和楊瑞年等四個女同志被下令調到劇團。她們按照黨支部的指示，決不演反動戲，并要求演出魯藝的《農村曲》，以及《前夜》《麒麟寨》等當時的抗日名劇。更重要的是，通過演劇，可以積極尋找機會越獄。
劇團在鉛山“士兵總隊”演出時，賴少其、邵宇、陳安羽等五位同志，乘機“遠走高飛”了。演出結束后，敵人發覺少了人，立即把劇團撤回營地，追問他們知不知道。毛維青他們回敬道：“你們來時把賴少其他們關了木籠，他們害怕回來再關，所以逃跑了。”特工們一怒之下，把劇團解散了。不久，三戰區下令要劇團到上饒去演出，特工們沒有辦法，又把劇團恢復起來。這次，他們換了一個更加厲害的特工當隊長，并揚言：“這次去上饒只要好好演出，回來后劇團獨立，你們就可以自由了。但有一個條件，即全體要辦自新手續，否則進獄中之獄茅家嶺。”
一九四二年，毛維青（左）、左丁（右）在上海
黨支部認為事態嚴重，面前放著兩條路，要么自首，要么去茅家嶺，只有“走”為上策。于是黨支部決定以黨員為核心，串聯了毛維青、左丁、蘇平等八個同志，伺機于年底前越獄。
1942年1月30日黃昏，大部分人由隊長帶領去上饒觀看政工隊演出。他們八人認為這是逃跑的極好的機會，于是以背臺詞、制布景為由留在隊里不去。天漸漸黑了，一聲暗號，剎時間，八人分為兩路，溜出大門，拼命往山上跑去，消失在黑暗中……
他們逃出上饒以后，經過龍泉、松陽，再到達余杭、上海，闖過無數道關卡，歷經幾個月的時間，終于找到四明山新四軍三五支隊，重新回到革命隊伍。在驚險的越獄過程中，毛維青還收獲了愛情，后來她與一起越獄的戰友左丁共結連理，成為一對革命夫妻。
毛維青1982年離休后，除擔任浙江省新四軍研究會副秘書長和杭州市關心下一代委員會副主任外，還參加一些報告會，結合自己親身經歷，跟后輩們講述崢嶸歲月。她還撰寫了多篇回憶錄介紹施奇等戰友，同時多方尋找有關歷史資料，糾正誤傳40余年的施奇祖籍所在地。她還在女兒的陪伴下，探訪了皖南、上饒集中營、施奇的故鄉平湖……
閑暇時，她上老年大學學習畫畫，將對戰友們的思念之情融入到一幅幅畫作當中。一抹嫣紅，就是一副英烈的笑臉。如今，英烈們早已離我們遠去，但我們終將記住：那些年，杜鵑花開，鮮紅滿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