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志強在作學術報告
不久前，我去上海參加“新四軍與上海”學術研討會，借此機會，在會上采訪了中國新四軍研究會特邀研究員童志強。童志強從1980年起研究新四軍和皖南事變，30多年來著述頗豐?，F將采訪稿整理發表，從中可見他曲折的治學之路和執著的學術追求。
問：據說你是學中文專業的，是怎么打下黨史知識基礎的？答：1964年我高中畢業，懷著當作家的懵懂理想考入復旦大學中文系，進校一年多就遇文革動亂。
1967年7月我與復旦十幾位師生，到江西井岡山革命博物館幫助復館工作。我被分到資料組，研讀了館藏全部資料，參與起草展館有關文字，一直干到大雪封山前才返滬。井岡山之行使我將興趣和目標轉向新中國成立前的中共黨史。為此，我和另外三位同學于1968年夏天，從韶山開始沿毛澤東的足跡走過湘鄉、長沙、安源、萍鄉、醴陵等地，沿途搜集到毛澤東早期通信、著作以及建黨、農民運動、秋收起義等大量史料。
回校后，我從一起上井岡山的青年教師陳四益處借得中宣部編的新中國成立前中共中央文件活頁匯編“三口袋”，光看目錄就令我興奮異常，從建黨第一個決議到共產國際對中國革命的一系列指示，有開除陳獨秀、張國燾出黨的決定，還有王明那本《為中共更加布爾什維克化而奮斗》的小冊子等等。不知當時他是怎么弄到“文革”前高級干部才有資格看的這些資料。我先是如饑似渴地看，后是如癡如醉地抄，足足抄完八個筆記本，近視眼增加300度。
我曾到老校長陳望道府上采訪，望老知道我在搜集中共黨史資料，很是支持，除了向我介紹他入黨、退黨、翻譯《共產黨宣言》等有關情況，還特地借給我一本《西行漫記》，這在當時簡直就是我輩學生眼中的秘籍。我還無數次地淘舊書店和廢品收購站，終于湊齊全套《紅旗飄飄》和《星火燎原》，編出一份從中國工農紅軍——八路軍、新四軍——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建制、序列、沿革以及首長名錄；編寫出中共一大代表13人小傳；還自編了一本“毛選”中沒有收錄的毛澤東早期著作選集。到1970年離校時，我自信對中共黨史的熟悉程度和掌握的黨史資料遠遠超過黨史專業的畢業生。
問：后來你怎么會從事黨史工作的？答：這要得益于一位貴人相助。我大學畢業后，先是到安徽省軍區農場鍛煉，1971年底從農場分配至巢湖地區含山縣革委會，從事了八年文秘工作，期間翻出保存多年的史料，雄心勃勃地想寫一本共產國際與中國革命關系的專著。1979年春，我練筆寫了一篇中共一大代表是13人的考證文章，竟不知往何處投稿，恰好看到《安徽日報》刊登安徽省中共黨史學會成立的報道。我也不清楚該學會具體設在什么地方，就在信封上含糊地寫合肥市轉省黨史學會收。隔了幾個月收到本省一位高校教師來信，說他是省黨史學會副秘書長，經研究決定破例吸收我為會員。當時我真是受寵若驚。
1979年秋，我被指名借調至縣人武部編寫民兵斗爭史，這是一樁很對我胃口的差事。我在縣檔案館查到一篇1960年安徽省委黨校黨史教研室主任衛道行撰寫的回憶錄，記錄了他當年在本縣開展敵后抗日游擊斗爭的一些史料，對我的編寫幫助不小。初稿寫成后，需要去省城找他核對一些史實，見面時方知他已升任省委黨校副校長兼省黨史學會會長。他對我那篇一大代表考證的文稿印象頗深，贊賞有加。這次見面改變了我的人生軌跡。經衛校長力助，我于1980年4月調到省委黨校從事地方黨史編研工作。
在省委黨校，我白天孜孜不倦地埋首本職工作，晚上廢寢忘食挑燈夜讀、整理資料卡片，很快就在中國革命博物館館刊《黨史研究資料》發表了一篇向華東師大歷史系陳旭麓教授質疑1922年8月孫文、越飛在上海會談的考證文章。處女作的發表，極大地鼓舞了我的自信心，過去搜集黨史資料的心血沒有白費，它們為我的寫作派上了大用場。不久又與隨后也調到黨校的妻子合作，寫出一篇與荷蘭中國問題專家道夫·賓教授商榷1922年4月中共中央召開西湖會議的長篇駁論，該文在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雜志發表后，被安徽省社科聯評為省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三等獎。
1981年為紀念皖南事變40周年，中國新四軍研究會在安徽蕪湖召開首屆年會，全國共有9省2市280多名史學工作者和92名新四軍老同志蒞會。我參加會務工作，并在會上宣讀論文。這是我第一次參加如此高規格的大型學術研討，有幸結識了許多新四軍老同志和國內第一流的學者，為我爾后進行新四軍歷史研究創造了良好的條件。
問：請你介紹一下在新四軍研究方面的成果。
答：1982年春，安徽省委黨史資料征委會成立(后改為黨史研究室)，我在第一處分工民主革命時期安徽黨史資料編研。我重新為自己設計了以新四軍為圓心，以抗日戰爭時期為半徑的研究范圍，以掌握地方黨史資料的優勢來參與全國黨史熱點的探討。
1984年到1993年這10年，是我研究精力最旺盛、寫作沖動最強烈的10年。我主編的《中共安徽黨史綱要(1919—1949)》《中共安徽黨史大事記(1919—1949）》《皖南事變研究與爭鳴》以及探討國共摩擦的《外戰中的內戰》(兩人合著)正式出版，不少文章在國內高規格的刊物上發表，并被中國人大報刊資料中心復印。論文《新四軍成立經過新探》在中央《黨史通訊》發表后，先后獲安徽省中共黨史學會和中國中共黨史學會優秀論文一等獎；與河南同志合作的《高敬亭傳》被收入《中共黨史人物傳》，并獲全國中共黨史人物研究會優秀成果獎和河南省社科聯優秀論著三等獎……
在此期間，我先后擔任安徽省中共黨史學會副秘書長、省新四軍歷史研究會秘書長、中國新四軍研究會理事、副秘書長，被聘為安徽省政協文史委員、南京大學革命根據地研究所兼職研究員，還被評為安徽省黨史系統先進工作者。
皖南事變一直是史學界的研究熱點之一，我花了很多精力涉足其中，發表了一些研究成果。1989年9月，中央檔案館建館30周年學術討論會特函邀請我與會，作關于皖南事變研究的學術報告。會后我將發言提綱整理成文，題為《皖南事變研究十年》，在《中共黨史研究》雜志發表后被《新華文摘》全文轉載介紹，獲安徽省紀念建黨70周年優秀論文一等獎。由于我的努力工作和業績，1987年直接晉升副編審，1993年晉升編審，同年獲得國務院頒發的特殊津貼。
問：能否簡單介紹你調上海后的情況？
答：1994年4月，我作為人才引進調回上海，在市委黨史研究室擔任編輯出版處處長兼《黨史信息報》總編輯，1998年又調上?？萍嘉墨I出版社，先后任總編輯、社長。這一階段的研究成果主要有：《皖南事變新四軍損失考》(載《黨的文獻》)、《趙希仲其人》(載《黨史研究資料》)、《饒漱石與新四軍》(載《抗日戰爭研究》)，以上文章填補了新四軍研究的空白?！睹珴蓶|與皖南事變》在《中共黨史研究》發表后，獲上海市中共黨史學會優秀成果獎。1997年《安徽現代史》出版，我為主要撰稿人之一；同年，我與南京大學馬洪武教授等合著的《新四軍發展史》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我為主要撰稿人之一并參與統稿，該書先后被評為北方15省、市、自治區哲學社會科學優秀圖書，山西省精神文明建設“五個一工程”優秀作品獎，江蘇省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二等獎。
1998年年頭年尾，適逢周恩來、劉少奇兩位偉人百年誕辰。我寫出《從新四軍的幾個主要歷史關節看周恩來在第二次國共合作過程中的統戰實踐》《論劉少奇在發展華中敵后抗日戰爭中的歷史作用》兩篇應征論文，最后入選赴京參加全國周恩來、劉少奇生平和思想研討會，文章由中央文獻出版社收入論文集公開發表。
為紀念抗日戰爭勝利60周年，我于2005年出版了一本45萬字、書名為《關于新四軍》的個人論文集。
問：史學界對新四軍和皖南事變研究一直存在分歧，對此你持何態度？
答：早在上世紀80年代，史學界對項英在新四軍期間功過評價產生了一些分歧，一種觀點認為項英不僅是新四軍東進北上“發展方針的制定者之一，也是具體實踐者”，“忠實的擁護者和積極的實踐者”，“他對國民黨頑固派的進攻是主張針鋒相對而不是一味遷就退讓的”。另一種觀點認為上述觀點是“歪曲新四軍前期歷史”，“無論是貽誤北移時機也好，還是新四軍在皖南的失敗也好，項英均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我支持后一種觀點。我認為，參與學術爭鳴，應該不戴帽子、不打棍子、不進行人身攻擊、不走學術以外的旁門左道，這是史學工作者起碼的史德。對歷史事件、人物功過有不同看法，產生爭鳴，求同存異，原是學術研究題中應有之義，但是圍繞新四軍研究出現的某些不和諧聲音，卻超出了正常的學術研究范疇。
1987年秋，軍旅作家黎汝清發表了長篇小說《皖南事變》，一時間贊譽者有之，批評者有之，否定者有之。為此，我在安徽主持召開過兩次學術座談會，我認為：黎汝清在小說后記中提出不少大膽見解，為探討皖南事變提供了新的研究視角，但他混淆了文學創作和史學研究的界限。我把兩次發言整理成文，分別在《安徽史學》和《大江南北》發表。據說黎汝清認為我的批評較中肯，他能夠接受。
上海新四軍研究會也先后召開三次研討會，《大江南北》特地開辟專欄，發表不同觀點的文章。這些在健康的氛圍中進行的交流探討，于歷史研究、于文藝創作都是有益的。
孰料幾個月后，安徽省一位老領導突然將我喊去，說上海有人向中央領導遞送了材料，揭露小說《皖南事變》是大毒草，命我以省新四軍研究會名義從政治上組織批判。經過對“文革”的反思，我從內心深處對這種做法厭惡至極，當時就向其表示，安徽已組織過兩次學術討論，再開會還是這些內容。黎汝清是部隊作家，寫過《海島女民兵》等優秀作品，我們要對人家的政治生命和藝術生命負責任。談話不歡而散。我就此得罪了那位老同志，承受了很大壓力。這說明，雖經撥亂反正，但歷史的慣性并非輕易就能煞住的，要營造一個和諧的學術氛圍，確實任重而道遠!
問：你退休后自費去臺灣收集史料，有收獲嗎？
答：因條件限制，大陸學者在研究皖南事變時，對國民黨當局和第三戰區為什么在此時此地而不在彼時彼地發動事變的直接動因，以及決策經過內情，缺乏深入細致的研究。為此，我于2009年聯系臺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自費赴臺作訪問學者，查閱民國檔案。臺灣的歷史檔案雖說全面開放，但只能從電腦屏幕上抄錄，真是苦了我那雙患有眼底黃斑變性的眼睛。
從臺灣回來后，我在《黨史信息報》發表10篇查檔札記，還在中國社科院《抗日戰爭研究》發表2.4萬字的論文《皖南事變發生原因新探》，在《江淮文史》發表4.2萬字的長篇論文《皖南事變發生原因透析》，試圖從兩岸檔案史料稽考耙剔、梳理分析著手，本著存真求實的宗旨，對皖南事變作出一些新的探索。目前，我正在撰寫一本力求站在全民族抗戰的角度，完整、準確地鳥瞰皖南事變的專著，擬花兩年時間完成，并希望能夠順利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