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一南在十七大小組會上發言
金一南在國防大學學術報告廳
2013年12月24日晚，剛下班回到家，就接到贛州軍分區打來的電話，他們告訴我金老師在贛州，并把電話轉給了金老師。電話里傳來金老師那熟悉的聲音。贛州軍分區政委給他講述了我2009年去贛南、閩西調研時聽到紅軍、蘇區的故事淚流滿面的事情，我告訴他我到解放軍報社工作兩年后的第一本作品集《心靈的坐標》下月出版，金老師囑咐我“好好努力，近期成績不凡，不要懈怠”。
回想離開老師兩年多的時間，我撰寫發表了100多萬字的稿件、上千幅圖片，發布了長達200多分鐘的視頻。那些走邊防、上高原、下海島的艱難采訪路，特別是連續兩年新春走軍營在界碑巡邏路中雙腳韌帶撕裂、部分跟腱撕裂、踝關節積液、骨髓水腫的那些日子，我的眼前是金老師做手術后趴在地板上寫作和在波濤洶涌的戰艦上完成了《苦難輝煌》一書創作和修改的艱辛，還有什么能比他難？
我對文字的敬畏，并非始自到報社工作，而是在2006年金老師修改我的博士論文開題報告時產生的，即使多了一個“的”、“地”、“得”、“著”、了”、“過”，他都不會放過，這讓我感受到了他治學與為文的嚴謹。我對工作的敬業與執著，也同樣來自老師的言傳身教。他在國防大學圖書館工作期間，就把全軍各大單位都調研了一遍，有時買不到臥鋪票，他就在硬座下面鋪一張報紙，爬到底下休息一夜，這就是老師給我做出的榜樣。
2010年，我去贛州軍分區講課，還去了金老師父親金如柏將軍的故居——江西省吉安市永豐縣。至今道路依舊顛簸、泥濘。站在那個小菜園，看到那老舊的房子，想著當年金如柏將軍就是從這里跟著紅軍出發、用一生踐行自己信仰的主義，不覺內心涌起深深的敬意。他們兩代軍人心中是共同的理想，他們見證的是弱小的黨、弱小的紅軍、積貧積弱的國家走向獨立自主、繁榮富強的過程，那一刻，我在那菜園里的綠色中悟出了生命的價值和意義。
2011年，解放軍報社為紀念建黨90周年組織的紅色足跡萬里行，我到了西安八路軍駐陜辦事處，在那里我看到了金老師母親鄭織文女士的名字。她16歲就從河南奔赴到這里，去了她心中的革命圣地——延安，花季少女編織的青春夢想是救亡圖存，絕不當亡國奴。而今已經近90歲高齡的鄭織文女士還依然讀報、讀書，為金老師講課搜集素材，這不僅是母子情深，更是兩代人情系國家和民族的命運的映照。
回望歷史，可謂是“雄關漫道真如鐵”、“人間正道是滄桑”。金老師在《苦難輝煌》一書中寫下了：“真正的英雄，具有那種深刻的悲劇意味：播種，但不參加收獲。”滄海橫流方顯英雄本色，但人類在繁衍，英雄卻不可復制。在金老師的心中，軍人的不變追求是“除了勝利一無所顧，為了勝利一無所惜”，因此，他把自己的文集名字定為《軍人生來為戰勝》，而正是軍人的這種鐵骨脊梁和求勝意識，才使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長風破浪會有時”。
《苦難輝煌》一書，傾注了金老師十幾年的心血，他說，完成書稿后，盡管那些英雄都已消失在了歷史的帷幕之后，但他的眼前卻還是那些歷史人物和歷史事件時時浮現。他把中國共產黨、國民黨、共產國際、日本昭和軍閥這4條線索做了200多萬字的讀書筆記。站在縱橫交錯的歷史十字路口，每一次交鋒，都是血與火的考驗。回顧每一個生死關頭的歷史選擇，他得出了中國共產黨就是靠著歷史的自覺從失敗走向勝利、從苦難走向了輝煌。
金老師說：“戰略的核心是抉擇，抉擇的核心是放棄。舍得，不舍安能得？”那么，他是如何取舍的呢？他在自己1993年出版的《競爭：生存與毀滅的抉擇》一書“尋覓力量”一章中寫了“泥球與銅球”的寓言故事：一個小孩想通過顏色來區分泥球與銅球，可是兩個球涂著相同的顏色。一位老人告訴孩子看哪個重，哪個就是銅球。孩子分不清哪個重。老人說：“那就把兩個球用力撞在一起，就會分清了。”泥球被撞得粉碎，孩子抱走了他想要的銅球。
這則寓言故事讓我陷入了沉思。金老師在他的保險柜里給我取這本書的瞬間，我看到柜子里大小不一的榮譽證書，塞了整整一層。他辦公室簡陋，辦公桌椅陳舊，但這增輝的一大排鮮艷的榮譽證書卻被他鎖在保險柜的角落里。榮譽證書塵封在金老師的記憶中，40年的軍旅生涯，他守住了一顆寧靜的心。“一個人不能騎兩匹馬，騎上這匹，就要丟掉那匹。聰明人會把凡是分散精力的要求置之度外，只專心致志地去學一門。”他的生命就像一支箭，義無返顧地射向了他選定的目標，想做的是無窮的，但能做的是有限的，我心中的兩個球也猛烈地撞在了一起。
金老師的心里思考的都是學術問題。我問金老師怎么做到這樣豁達。他問我：“對于所有人來說都公平的是什么？是時間。你能抓住的是什么？也是時間。時間為你所用，你就可以做時間的主人。當你把時間浪費掉的時候，那是最可惜的。”當我遇到挫折和困難時，他語重心長地說：“最傷自己的不是別人，是自己；打敗自己的往往不是敵人，也是自己。要增強自愈能力，削弱自傷能力。要讓眼淚與努力溶合，而不是與氣餒融合，淚就沒有白流。”他讓我明白了為什么他總是那么平靜、淡定和從容，因為支撐他的是信念，而他依靠的也是自己。自信人生兩百年，不管人生得與失，他都守住了心中的那塊凈土。2008年一個夏天的晚上，快到11點了，我的博士論文已經完成，內心是從未有過的輕松，我和爸爸戰友來到他的母校——國防大學，在月夜下散步。走到國防研究系，我們看到一幢樓只有一盞燈亮著。駐足，一個熟悉的身影緩緩站起來。“金老師”，我脫口而出。“他也是我的老師”，1943年出生的爸爸的戰友，望著1952年出生的金老師充滿敬意。我們誰都沒再說話，一直望著那扇窗，注視著那盞燈、那個微駝的背影。雖然那個身影相比整棟樓是孤單的，但我們的心卻和他在一起，這一幕像油畫一樣深深印在了我心上。
每當我走過金老師的窗前，那盞燈都使我想起他那布滿血絲的雙眼和皴裂的十指，還有那青筋暴露的雙手、雙臂。他是學者，更像武夫。在他去西藏考察時，我意外接到他的電話，他想給我買護身符。高原反應使他喘著粗氣，他問我的屬相是兔子還是牛，我說：“兔子。”他說：“好，那就兔子了。”掛了電話，我流淚了。盡管每次我出去調研、采訪和講課，他都鼓勵我“好好體驗”，但他的心里卻把我當作自己的孩子一樣牽掛。我真的好想對他說：“老師，其實您就是我的護身符，有您的支撐與支持，還有什么邁不過去的坎兒和闖不過去的關口呢？”
金老師說過：“你今天哭泣，明天會為今天的眼淚感到好笑。挫折是經歷，經歷是財富。要點燃內心的光明。人就是這樣煉出來的。”師從金老師，我從博士讀到了博士后，從軍事思想專業跨到了國家安全戰略專業。很多人問我：“你一個看起來連安全感都沒有的小丫頭，怎么搞得了國家安全戰略？”我說：“我的安全感來自我的導師——金一南教授，因為他被稱作國家安全這艘大船‘桅桿上的瞭望者’，有他瞭望，我永遠不會迷失航向。”
金老師很少赴宴。不論在軍隊還是在地方，但每次講課后他獲得的經久不息的掌聲，讓我理解了他“吃簡單的飯，講精彩的課，做更多的事”的精神境界和“除了勝利一無所顧，為了勝利一無所惜”的不變追求。2013年“八一”建軍節，他在自己新出版的《心勝》一書中寫道：“戰勝對手有兩次，第一次在內心中”，這與海明威“一個人可以被毀滅，但不能被打敗”異曲同工。
金老師寫了《苦難輝煌》，他自己也從苦難走向了輝煌。這是軍人的足跡，也正如他每年“八一”都會發給我的不變的短信：“終生不悔是軍旅，風雨不倒是軍旗！”
堅強的老師從未在我的面前落淚。我在聽到劉和剛唱的《父親》那首歌后，就與金老師一起聽這首歌，他的眼睛濕潤了。他講述了自己當年學英語時，父親每個周末都把刊載在《電視周報》上的英語教程給他留好，哪怕是生命到了最后，也不愿意他請假回來照顧，但是，卻會經常拿出來孩子們寫回家的信看，撫摸著孩子們的立功喜報，仿佛遠方的孩子就在身邊。我在這首歌中深刻地感受到金老師心中對父親的思念與深沉的愛。
2011年北京電視臺做節目時請到了金老師當工人時的師傅，見到自己的師傅，金老師老淚縱橫。金老師常講，人生中關鍵就是幾步，而他在人生中那最關鍵的幾步中，師傅給他的指導使他受益終生。難掩激動之情，金老師唱了《共青團之歌》，那是那個年代的共同記憶。他唱得仿佛回到了當年。他說那個年代盡管春天里滿是泥濘，但人們依舊熱血沸騰地唱《毛主席的戰士最聽黨的話》，依舊喜歡蘇聯那些振奮人心的歌曲，那是一種力量、一種信仰、一種追求。
金老師隨海軍編隊出訪到夏威夷，他執意要去看張學良將軍的埋葬地，因為他牢牢記得張學良的一句話：“我是個愛國狂，國家要我的命，我立刻就給，要我腦袋，拿去就可以。”忘我的愛國情懷，永遠是金老師做事和做人的脊梁骨。他寫過《那一頂耀眼的軍人桂冠——記戰將粟裕》一文，“當和平時期數十年如一日、每晚就寢他都將衣服鞋襪仔細放好、一旦有事可隨手摸到，當生命垂危之時靠別人幫助穿衣服了，他還要按照軍人要求把襯衣、毛衣整整齊齊扎進褲腰”。這段話讓我想到他自己，他的筆記本電源線從來都是整整齊齊，他的軍裝襯衫從來都是扎在褲腰里，他的軍裝袖口、扣眼兒和褲腿都磨起了毛邊兒，因為他穿得最多的就是軍裝。
金老師先后去過美國、英國、以色列、日本、希臘等國訪問、講學和參加國際會議。每次出訪前他都精心準備，出去后就盡可能多走訪外軍院校和軍事基地，了解軍情動態。在以色列參加會議，他堅持要去充滿危險的戈蘭高地。在希臘開會，他不去會議組織的愛琴海旅游，而是自費去看伯羅奔尼撒古戰場。途經法國，他對逛街和購買奢侈品毫無興趣，而是專程去看了拉雪茲公墓的巴黎公社社員墻。
在國內，他的身影也不在名山大川，而是在東海的春曉油氣井、西北的塔里木盆地油氣田、東北撫遠三角洲的東方第一哨、酒泉衛星發射中心、新疆的南疆、北疆邊境地區和西南邊境地區。對這些既艱苦又蘊含風險的實地考察，他著迷一般重視。他說：“研究國家安全戰略絕不能只坐在辦公室看文件、看報紙和寫材料，必須去到影響國家安全的第一線親身體驗。只有深刻感覺到的事物，你才可能真正深刻認識它。”我想起法國哲學家柏格森舉過的一個例子。柏格森以巴黎凱旋門為例說：“如果給你100張凱旋門的照片，包括從不同角度拍攝的遠景、近景、全景、局部和各種細部，你看了仍未必能懂得凱旋門。但如果讓你到凱旋門面前站5分鐘，你就會頓時懂得它了。”金老師在“讀萬卷書，行萬里路”的實踐中獲得的理性思維，成為他學術素養的根本依托，也成為他做人的根本依托。
2006年5月22日，是我第一次在國防大學指揮員班的課堂上見到金老師。他早早就站在講臺上調試多媒體課件。好一個精彩的開場白，他從“現代危機本身的高變異性和低預測性”引入“危機挑戰權威、危機侵蝕權威、危機需求權威、危機誕生權威”的理論，從1999年美軍轟炸我駐南使館到中美撞機再到“9·11”事件，思維邏輯縝密，條分縷析。
當多媒體課件打出“問題是帶人走出困境的最好向導，危機是教人進行創造的最好老師”時，他在講課的最后引述了原軍事科學院李際均副院長的話：“決策機構需要一批高度愛國、受過良好教育訓練、有豐富實踐經驗、善于思考又敢于實事求是、堅持真理的干部隊伍，才能擔此重任。”當他抬手敬了一個莊重的軍禮時，凝重的神情和他發人深省的課，讓“軍人”二字站立起來。
2006年，當金老師出海遭遇暴風雨時他拍攝的DV被大浪砸在軍艦的鋼玻璃上，真是觸目驚心，但他卻笑著說：“艦身搖晃最厲害時，暈船的老鼠都從甲板里搖搖晃晃爬出來往海里跳。”他沒有告訴我他有多累，但與他合作《一南軍事論壇》的主持人孫利告訴我，美國時間凌晨一點多，在晃動的軍艦甲板上，金老師蹲在由兩名記者用雨衣撐起來的狹小空間下，通過海事衛星連線做節目，大家都聽出了他聲音的沙啞，但他卻沒有說自己有多疲憊，而是捕捉到很多官兵堅守崗位的細節。他講述的新聞令在場所有人都肅然起敬，感覺他更像一名職業記者，而且是極具敬業精神的軍事記者，那時真正的軍事記者都已經撐不住了。連線結束，大家為金老師落淚了。
金老師在節目中講了從戰士到干部的辛苦，卻沒說他在遠航的軍艦上為官兵們的三次授課：穿過第一島鏈時，他講了“中日關系的歷史、現狀和未來”；進入夏威夷軍港前，他講了“新世紀新階段歷史使命與國家戰略利益拓展”；在美國西海岸圣迭哥結束軍事演習后，他講了“海洋權益與國家安全”。他說自己最大的收獲是參加遠航，但官兵們最大的收獲卻是在軍艦上聽到了金老師的精彩授課。
2006年歲末、闔家團圓之時，國防大學教授辦公樓內只有金老師辦公室那孤零零的燈光。他為海軍出版的編隊遠航攝影集寫前言。室內溫度很低，又趕上他發燒、流鼻涕、咳嗽，套上幾件御寒的衣服坐在桌前，他的心里還是那夢牽魂繞的遠航：
“耳邊響徹的是艦艏與浪涌的沉重撞擊聲、撞擊之后艦體的余震和顫抖聲、飛濺的浪花被大風加速后槍彈一般擊打在舷窗玻璃上和艙壁上發出的爆裂聲和屋內各種東西的位移、磕碰聲；即使不暈船也消耗巨大，即使疲憊至極也難以入眠——躺在床鋪上就和躺在浪木上一樣，每個人都拿出獨特招數盡量減小自己身體在床上的來回位移。這是大海給我們的重大考驗。我們互相惦記、互相支持、互相鼓勵。我們的軍艦、我們的官兵通過了這一最嚴峻的檢驗。再也沒有這樣的風浪，讓我們如此深刻地感到：我們是事業的共同體，我們是命運的共同體。這就是我們的風雨同舟。我是一名陸軍軍官，參加這樣的遠航，遭遇這樣的風浪，經歷這種身體的、精神的、心理的考驗與磨煉，確實受益無窮。當我們跨越萬里大洋、穿越驚濤駭浪進入別國軍港的時候，當雙方的國歌分別奏起、雙方軍人互致軍禮的時候，作為一名中國軍人的光榮感、自豪感怎能不油然而生，怎能不衷心感謝我們蒸蒸日上的祖國、我們日益強大的軍隊。”
沒有豐盛晚宴，他在清冷的辦公室內用充滿深情摯愛的激揚滾燙文字作為自己的新年盛宴。有句格言說：“吃苦最多的人，埋怨最少”，金老師說，“晚間睡在珍珠港內軍艦的狹窄鋪位上，感覺比睡在五星賓館的席夢思上還好。一是連續航行18天，第一次獲得靠岸那種平穩的感覺；第二更為重要的是，在陣陣海風中凝視舷窗外的夜空，想象當年珍珠港戰場的搏殺。吃這些苦換來的對一個軍種的感覺、對遠洋戰略的感覺、對國家利益拓展要求我軍具有新軍事能力的切實認識，絕非書本、文件、報告所能取代。”43天遠航，成為他34年軍旅生涯的珍貴記憶！他點燃了自己內心的光明，這光明也照亮了我的軍旅人生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