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福林和家人。自左至右：梅福林、母親周梅、妹妹梅福德、父親梅竹樵、弟弟梅福海
結識梅福林，純屬偶然。2012年歲末的一個朗晴晌午，省新四軍歷史研究會組織去渡江戰役紀念館參觀，在歸來的大巴客車上，一位矍鑠老人的洪亮談話聲引起了我的注意。老人一邊談話，一邊把剛剛編印的書籍分發給幾位友人，我稍稍留意，但見書的封面上赫然寫著“梅門三烈士”幾個字。
從老人口中得知，她叫梅福林，人家都稱呼她“梅大姐”，是一位年過八旬的離休老干部。這幾年，梅大姐在家人和友人的鼎立支持下，編撰完成了兩本書，一本是為紀念丈夫蘇樺而編寫的《品格·膽識·業績——回憶蘇樺》；一本是為紀念她家三代三烈士而編撰的《梅門三烈士》。在革命戰爭中，無數志士仁人為了革命事業犧牲了生命，但一門三代三烈士并不多見。于是，我與老人攀談了起來。臨下車時，老人也贈送了我兩本書。
幾日后，我依照書末留下的聯系方式，打電話給梅福林大姐，詢問能否就其家人的革命經歷接受一次采訪，性格爽朗的梅大姐一口答應了。
“小東子”不忘梅家革命情誼
2013年元旦下午，合肥的天空雖有陽光，但寒風凜冽，我準時趕到長江東大街和平花園。這里是省領導的住宅小區，門口有警衛站崗。我剛準備問門衛梅大姐的住處時，門衛手一揮道：“梅大姐已經打過招呼了，她家就在西側第三棟。”
剛按下門鈴，梅大姐便出門迎接，那快捷的步伐，使人很難看出眼前是一位年已87歲的老人。
進門坐定，我們的話題就從她書中的“小東子”開啟了。
“小東子”是新四軍二師參謀長周駿鳴（建國后曾先后在華東軍區、水利部、林業部等處任領導職務）的兒子。1942年春，由于戰爭環境動蕩不寧，部隊頻繁運動作戰，周駿鳴想把兒子送人。梅福林的爺爺梅子明得知消息后，主動前去周家把“小東子”接回家中撫養。
梅大姐介紹了“小東子”在家里生活的情況，她說：“我們像兄弟姐妹一樣在一起生活了好多年，也有了很深的感情，直到1950年春節，爺爺才親自將小東子送到南京周家。那時，周駿鳴在南京軍區工作。送去時，由于小東子長期不在親生父母身邊，有一種陌生感，所以費了好大的周折，才最終讓他安定下來。”
我問梅大姐：“后來你們還有聯系么？”
“怎么沒有！小東子回到周家后，取名叫周大駿，后來跟隨父母到北京生活，長大成人后，大駿在外交部工作。”上個世紀60年代，大駿特意從北京回到合肥，看望對自己有撫育之恩的梅家人。2004年5月底，大駿又一次來到合肥，看望“我這個姐姐和鐘鼎叔叔，暢敘革命情誼”。說到這兒，梅大姐臉上露出了親切、欣慰的笑容。
交談中，梅福林取出兩本相冊，我一邊瀏覽，一邊不時詢問。一張戰爭年代的合影引起了我的注意，照片中的梅福林身著軍裝，顯得格外精神。
梅福林
我問梅大姐：“大姐，您能介紹一下自己當年參加革命的情況嗎？”
據梅福林介紹，她13歲參加了新四軍江北指揮部下屬的抗敵劇團。1940年夏，抗敵劇團一分為二，一部分留下來，后為二師文工團；梅福林隨另一部分前往蘇北鹽城，孟波為劇團團長。那時候也沒有多少道具，到了演出地方，幾個人稍加打扮，上臺就是一出戲，有時候還找群眾演員幫襯。
“群眾演員？有首長當過群眾演員嗎？”我好奇地問道。
“有啊。”梅大姐微笑道，“記得1940年，在天長、來安江北指揮部直屬部隊演出劇目《軍帽》（又名《紅軍下山》），臨時找不到扮演黨代表的合適演員，因為演員中缺乏首長那樣的氣質。孟波團長找到鄧子恢首長，委婉地表示想請他出演“黨代表”，鄧子恢表示，他雖然沒有時間參加排練，但接受邀請，支持劇團工作。后來，孟波、劉保羅向鄧子恢介紹了劇情和角色要求，鄧子恢登上了舞臺，那次演出很成功。”首長平易近人的高尚品格，給梅福林留下了至深的印象。
幫會“老頭子”壯大抗日部隊
“梅大姐，這是您爺爺吧？”我指著《梅門三烈士》書中首頁上的一張黑白半身圖片，問梅大姐。圖片中，一位清瞿長者，頭戴氈布帽，留著一縷長長的胡須，很是特別。
梅大姐點了點頭告訴我，爺爺梅子明少年習武，會一些武功，在鄉里好行俠仗義。后來，梅子明參加了當地的幫會“安清幫”。這是一個在反清斗爭中形成的幫會，梅子明還當了幫會的“老頭子”，在當地很有影響力。這給梅子明后來的革命工作帶來很大便利。新四軍主力東進后，梅子明積極宣傳抗戰，他還利用自己的影響力，動員鳳陽、定遠、泗縣、懷遠一帶大批青壯年參加了新四軍。
梅子明于1941年入黨，成為一名秘密黨員，組織上知人善任，根據他的特長和有利條件，讓他做統戰工作，不久還擔任了津浦路西臨時參議會參議長。梅子明很有口才，他講話詼諧、幽默、聲情并茂，富有感染力，抗日道理經他的口中講出來，很快就能打動人心。津浦路東、路西的新四軍干部、戰士和群眾都喜歡聽梅子明的演講。劉少奇、陳毅、譚震林、徐海東、張云逸、方毅等領導同志都尊稱梅子明為“梅老”，經常帶他到各地做報告。
梅子明的工作得到黨組織的充分肯定。1939年冬，中共中央中原局書記劉少奇同志（化名胡服）來到淮南抗日根據地領導對日作戰，他多次接見梅子明，向他分析抗日斗爭形勢，宣傳黨的抗日主張和政策，并贊揚梅子明的革命熱忱和行動。少奇同志去蘇北前，特意將自己所騎的戰馬送給梅子明以為紀念。
“你見過這匹馬嗎？”我問梅大姐。
“棕紅色的，又高又大，我還騎過，舒服極了。”一絲童真浮現在梅大姐的臉龐。
梅竹樵出家為僧心系革命
“您在這本書中，寫到爺爺和父親都有出家為僧的經歷，這是不是有點特別呀？”
“那都是形勢所逼，出家是為了避免眼前的災禍。”梅福林說，爺爺梅子明年輕時仗義行俠，一次打死了敲詐勒索鄉民的稅吏，便逃亡到滁州瑯琊寺，心善的主持達修高僧收留了他。在此期間，梅子明與寺中僧侶結下了深厚友誼。后來，抗戰期間，在梅子明的聯絡動員下，瑯琊寺捐出了守護寺廟的許多槍支彈藥支持新四軍，為抗戰作出了貢獻。
梅福林接著道：“我父親梅竹樵到瑯琊寺避難大約在1932年底。那年8月，由于叛徒出賣，鳳陽紅心鋪的黨組織遭到徹底破壞，張廣林、謝三等黨員被抓到南京，后在雨花臺慘遭殺害。我父親由于有人及時通風報信，才躲過那場劫難。父親在瑯琊寺待了三年多時間后，又悄然回到家鄉，他一邊以做生意為掩護，一邊打聽紅軍的消息，盼望與黨組織早日聯系上。”
我插話道：“新四軍軍部移駐涇縣云嶺后，軍部派陳云龍來了。”陳云龍是新四軍特務營偵查連副連長，1938年11月，他奉軍部之令，帶著幾個戰士，從涇縣云嶺出發，偵查江北敵偽軍的分布情況，為后續部隊開進和創建根據地提供情報。
梅大姐說：“在我的印象中，陳云龍第一次來是兩個人，后一次是四五個人。”從此，梅竹樵參加了新四軍，與黨組織重新接上了頭。陳云龍代表新四軍贈送給梅竹樵8支槍，于是梅竹樵組建起來了抗日游擊大隊，也就成為在黨領導下的一支抗日武裝。梅竹樵身高力大，擅長武功，又在幫會中有影響，他動員了一批批有志青年參加游擊隊，再送往新四軍正規部隊，為新四軍的發展壯大發揮了重要作用。
梅竹樵領導的抗日游擊隊多次打擊日偽軍，日偽軍將其視為眼中釘，1939年日偽軍懸賞大洋500捉拿梅竹樵。一次，日偽軍直撲紅心鋪，聲稱要殺絕梅竹樵全家。危急時刻，新四軍江北指揮部偵察班長張正濤趕來，護送梅子明及其一家到路西新四軍駐地藕塘鎮。為了革命，梅子明含淚拋下了經營數十年的家業。
“起初，爺爺并不知道父親參加了共產黨、新四軍，見父親時常不在家，以為他游蕩在外不務正業，因此，爺爺經常責罵父親。后來陳云龍告訴爺爺說父親在外面‘干的是正事’，爺爺知道真相了，就全力支持他抗日。”
梅竹樵犧牲時的表現堪稱壯烈。
1947年7月20日，剛剛調任豫皖蘇三分區司令員的梅竹樵，在率領干部大隊越過隴海線進入豫皖蘇邊區時，與國民黨主力第七十四師遭遇。由于敵我力量懸殊，敵人很快形成合圍之勢。危急中，梅竹樵下令傷病員和馬夫先撤，自己帶一部分戰士阻擊掩護，他還把自己心愛的戰馬讓給馬夫騎。傷病員和馬夫脫離了險境，梅竹樵卻陷入了敵人重圍。最后時刻，梅竹樵為免當俘虜受辱，毅然扣動了手槍扳機，壯烈犧牲。
福星哥是出色的政工干部
在梅福林的印象中，少年時代的哥哥梅福星聰明、活潑，經常帶著弟弟、妹妹到河里“捉小魚，抓螃蟹”，有時候還一起在后院里捉迷藏、唱歌。那段時光，雖然過得清苦樸素，但特別溫馨。
1938年冬，父親將年僅13歲的梅福星送到新四軍四支隊八團，在教導隊小鬼班里學習。那日清晨，梅福林醒來發現哥哥不在床上，就問媽媽哥哥去了哪里。媽媽說：“你福星哥去了藕塘，很快就會回來。”
在廬江東湯池學習畢業后，梅福星被分配到五支隊（司令員羅炳輝）任青年干事。梅福星年齡雖小，但“能說會寫，能歌善舞，又善于團結教育青年戰士”，所以，很快就成為一名出色的政工干部。數月后，梅福星調往新四軍江北指揮部參謀部工作。
1940年9月，江北指揮部參謀長賴傳珠前往淮北視察部隊，梅福星隨同前往。視察后從洪澤湖東南沿蔣壩經三河南下時，與掃蕩的日軍遭遇，梅福星不幸中彈犧牲。
弟弟妹妹們再也沒有見到梅福星，直到有一天，哥哥犧牲的噩耗傳來，全家人抱頭痛哭。梅福林在書中寫到：“福星哥，你在哪里？福星哥啊，我正站在家門口等著你喲！”對兄長深切的思念之情，躍然紙上。
1950年8月，梅子明因病逝世。梅子明的棺材安葬在故鄉紅心鋪南邊的茂林修竹之中，與其子梅竹樵、孫梅福星共享同一塊墓地。
1951年5月，皖北人民行政公署特為梅子明頒發“革命犧牲烈士紀念證”。這張特殊的烈士紀念證，既是對梅子明一生革命行動的充分肯定，也是對梅門三代三英烈為中國革命事業作出重要貢獻的高度褒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