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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戰爭敗因檢討
作者:張楠 責任編輯:束華靜 來源:《鐵軍》2014年第5期 日期:2014-07-17 瀏覽次數:7827
甲午海戰
120年前中國在甲午戰爭中慘敗的原因很多。防止甲午戰敗的教訓重演,是今天檢討甲午戰爭的目的。筆者認為,檢討甲午戰敗的教訓,應抓住當時中國社會落后、戰爭籌劃混亂和軍隊不堪其用三個方面。
政治落后腐朽。延綿幾千年的封建統治阻礙了中國社會的發展。近代以來,封建統治者以天朝大國自居,夜郎自大,閉關鎖國,使國人對中國域外的事物茫然無知。甲午戰爭前,清政府飽受嚴重內憂外患的困擾,奢望“師夷長技以制夷”,“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修修補補地保存“封建制度”,不可能動員全國民眾齊心協力地支援軍隊打仗。加上中國上自朝廷、下至民眾對民族和國家缺乏認同感,只知道君臣父子的封建綱常,對日本大舉入侵、中國災難臨頭的危機麻木不仁。
清末中國,皇帝和太后至高無上,軍隊只能遵照遠離戰場帝后的旨意行動,圣旨成為籌劃戰爭和戰場指揮的依據。盡管清王朝處于沒落之中,借戰爭環境之故強化封建綱常,軍民人等也只能無條件服從,否則就有殺身之禍。由于精神上的沒落,掌握近代化武器裝備的陸海軍官兵仍拖著封建主義辮子,根本不清楚“為誰打仗?打什么仗?如何打仗?”這些決定戰爭勝負的根本。期冀他們主動謀劃、積極求戰,既不可能,也不現實;即使少數官兵作戰英勇也于事無補,為最終失敗埋下了伏筆。
戰爭動員乏力。甲午戰爭時,中國仍是封建專制國家,生產方式落后,經濟增長乏力,且歷經英國、法國、俄國等列強連續入侵,國家積貧積弱,經濟下滑、財政困難。然而與日本相比,經濟實力和總量還沒到不堪應付局面,進一步動用財力提升北洋艦隊的作戰能力仍綽綽有余。但關系國家存亡的防務力量建設,居然不是清政府的主業,北洋艦隊等新式軍隊建設經費靠各路大員自行籌措。清政府明知日本是主要敵人并準備進攻中國,竟然駁回北洋艦隊購置速射炮的請求,不愿拿出百萬兩白銀以資應急,而戰敗后賠款高達2.3億兩白銀之巨!甲午戰敗,不但喪權辱國、巨額賠款,清政府還很快垮臺。短視的做法真是愚昧到家!
“明治維新”確立了日本的資本主義制度,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使日本的生產力快速釋放。資本主義的發展使壟斷財團和日本政府相勾結,急于掠奪資源。資本主義經濟動物的外侵性,迫不及待推動日本侵略中國的“大陸政策”,并動員全國力量擴軍備戰。1890年起,日本以國家財政收入的30%作為軍費。明治天皇每年從皇室預算拿30萬元建設海軍,全國官員拿出10%的薪俸建設海軍,富豪、貧民甚至娼妓都為發動甲午戰爭捐款捐物,形成舉全國之力侵華的局面。
中日兩國戰爭動員的對比,說明執政者的目標和能力對戰爭進程和結局的作用。短視必然戰敗,進而輸掉包括政權在內的更大利益。
軍備徒有虛名。甲午戰爭前,清政府鑒于兩次鴉片戰爭、日本侵略臺灣和中法戰爭的教訓,為防日本進攻,購買武器裝備建設陸軍和海軍。陸海軍總兵力達80余萬人,僅北洋艦隊就有艦艇25艘、4000余人,艦船噸位與火炮性能均不遜于日本海軍。定遠、鎮遠兩鐵甲艦排水量均達7800多噸,建有旅順、大沽和威海衛三個海軍基地,高薪聘請“洋教習”訓練海軍。但這種軍備無目標、無計劃,沒有針對日本侵略而“真打實備”,失去了價值。不改變落后的軍事思想和軍隊體制編制等,只是買炮和買艦,耗資巨大的軍備沒有作用。戰爭爆發一年前,北洋艦隊有炮無彈已非秘密。但上下眾多知情官員,竟無人采取措施改進。戰爭爆發后,北洋艦隊雖艦巨炮利,但沒有炮彈,只能吞下戰敗的苦果。
加強軍備建設是為了贏得戰爭,這是任何國家發展軍力的根本目的。發動甲午戰爭前數十年,日本軍備是真打實備,一直以中國為“假想敵”擴軍備戰:建設24萬人的新式陸軍、總噸位6.2萬噸32艘軍艦和24艘魚雷艇的新式海軍。開戰前,日本探明中國軍隊沒有作好戰爭準備,將軍國主義瘋狂性和對外擴張冒險性結合起來——不惜對中國一戰,終于冒險成功。這種心態至今仍主導著日本及其對華政策。
決策機制腐朽。封建倫理道德主導的清末,朝廷旨意就是決策。“一言堂”導致了嚴重災難,高官和將帥們只能建言,由皇帝或太后最終決定。這種封建家長制,決定了應對外敵入侵不可能有民主集智決策,不可能集中正確的意見指導戰爭。
倉促宣戰后,清政府不知道怎么打仗。用國內陸地戰場鎮壓太平軍的戰法對抗日本來自海上的侵略顯然無效。清政府決策處于混亂中,以光緒為首的主戰派和以慈禧為首的主和派,始終爭斗不止。皇帝和太后遠離戰場,根本不了解戰場情況及變化,所獲信息經多次過濾,已滯后戰場很長時間。秉承皇帝旨意辦理軍事籌劃的軍機處全部是兼職的封建文官,根本不可能籌劃和制定對抗日本大舉進攻的作戰決策。前方將帥只能絕對服從,很少主動思考、籌劃和指揮作戰,在日本海陸軍的大舉進攻面前,完全喪失了主動,始終被動挨打,直至徹底慘敗。
帝后不但決定如何打仗,還決定戰場廝殺將帥的生死。戰場將帥勢微力薄,被動執行圣旨,惶恐不安地等待處罰甚至陣前正法。北洋艦隊統帥丁汝昌以戴罪之身,承擔指揮重任,完全喪失御敵的主動性。戰斗艱難進行時,圣旨是“任何艦艇都不能落入敵人手中”;當丁汝昌試圖保船而突圍時,新的圣旨是“要將冒著微乎其微可能性風險突圍的人正法”。這種朝令夕改、自相矛盾的決策,令丁汝昌別無選擇,只有自殺殉國。消極應對,坐等調停。戰爭爆發前,主和派憑想象認為日本必不敢挑戰國際慣例而公然尋釁。戰爭爆發后,清政府寄希望于英法俄等列強主持公道、出面調停。這是清政府把儒學糟粕“寧贈友邦、勿予家奴”變為“對百姓欺壓、對外敵忍讓”。日本肆意進犯中國源于列強的縱容,它只不過充當了列強瓜分中國的急先鋒。清政府指望列強調停,乞求豺狼主持公道,足顯愚蠢至極!
對比之下,日本做了大量精心準備。1868年確定了侵略中國的“大陸政策和向北、向南攻伐目標”;1887年制定了以五年為期、侵略中國的《清國征討策案》,并精心研究戰勝中國陸海軍的對策。精心策劃的侵華決策,使日本未開戰已贏得先機。
指導方略混亂。清政府對甲午戰爭的目標茫然無知。戰前雖有“御敵于海上”的設想,卻對中華兵圣孫子教誨“用兵之法,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無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無真切認知,致戰爭指導方略陷于混亂。其可稱為戰爭指導方略者,以“海守陸攻”和“保船制敵”為代表。這兩策一出,已埋下了戰敗的伏筆。
“海守陸攻”,陸海失控。甲午戰爭前,經過兩次“海防”大討論,清政府海防思想有所增強,修建了海防炮臺,購買了軍艦,但對制海權仍處于蒙昧狀態。清政府并未解決如何運用海軍于抵抗侵略的問題。“海守陸攻”是消極防御,沒有發揮海防建設和陸上作戰占據主動的優勢,導致陸上戰場依次失敗,保衛海軍基地的要塞炮臺相繼被日軍占領,使海軍基地受日本海軍和陸軍的夾擊,北洋艦隊遭致覆滅而最終戰敗。
“海守陸攻”制約了中國陸海軍的協同作戰。中國抗擊日本侵略是自衛作戰,據有依托國土、地形熟悉、要塞成型、利于防守等多種優勢。日本則是勞師遠征、渡海作戰、背水攻堅、冒險性強、成功把握小。若改為“海攻陸守”,中國一方的戰場態勢將會發生重大變化:北洋艦隊將前出實施海上機動作戰,阻滯日本海軍于中國外洋,挾制其對登陸兵力的掩護;尋殲日本艦船,阻撓日軍在中國沿海選擇登陸場,可襲擾和粉碎日軍的登陸作戰。中國陸軍則依托炮臺要塞,積極抗擊日軍登陸和在運動中實施防御作戰。
“保船制敵”,船毀人亡。“保船制敵”,導致北洋艦隊將保船升為第一目標,制敵降為第二目標。受其制約,北洋艦隊不可能主動出戰以尋殲日本海軍艦船,只能退縮設防港口,并被當作固定炮臺使用;不能根據預先海防建設設置戰場,只能坐等日艦來攻;不能主動前出遠距離反制日海軍,日海陸軍得以協同作戰而無所顧忌。北洋艦隊在艦船大批損毀的同時,無數官兵沉溺海中,“保船制敵”成為泡影!若改為“制敵保船”,則情況會根本改觀。以“制敵”為第一要務,北洋艦隊必將主動出戰,想方設法尋找戰機打擊日軍艦船,則“保船”目標可順勢實現。
與中國反差巨大的是日軍“海陸并進,協同作戰”。資本主義社會制度和生產方式,使日本陸海軍目標一致地為侵略和掠奪中國通力合作、協同作戰。日本不但以中國軍隊為假想敵進行了長期針對性極強的訓練,有全套作戰方略;還對戰勝、戰平和戰敗后退守本土等,都精心制定了應變計劃。在戰爭全局上日本是冒險,但每個階段、每次戰斗都精心策劃、精心指揮。通過逐次進攻,使戰爭冒險變得越來越有把握,由不可能成為現實。
戰場指揮失措。當戰場移向中國境內后,清政府更加恐慌和混亂:如何從全局部署軍隊?如何決定防御與進攻?如何依托國土作戰,發揚既有海防設施的優勢?如何以逸待勞,抓住日軍軟肋予以打擊?陸海軍如何協同作戰?北洋艦隊如何奪取海戰場主動權?其他艦隊如何支援北洋艦隊作戰?陸軍如何支援和保衛海軍基地、軍港?北洋艦隊如何為陸軍提供遠程掩護和支援?戰場指揮沒有計劃和應變舉措。
在戰場指揮上,更是混亂不堪:陸戰場上,日軍先在遼東半島莊河的花園口登陸未遇到任何抵抗,長驅直入占領了北洋艦隊重要基地旅順;后在山東半島榮成灣登陸,只遇到輕微抵抗,很快攻占威海港南岸炮臺。防守北岸炮臺和威海衛城的中國軍隊立即棄守逃遁,使北洋艦隊陷入腹背受敵的絕境。海戰場上,清政府命令北洋艦隊或巡弋于旅順至威海一帶海域,或龜縮于威海港內。黃海海戰打響不久,北洋艦隊統帥丁汝昌受傷,導致指揮癱瘓,參戰各艦只能各自為戰。在威海衛保衛戰中,是“艦隊出擊”、“拼死一戰”,還是“水陸相依”、“固守待援”等,始終游移不定,坐失陸海相依與協同作戰的優勢和良機,導致北洋艦隊全軍覆沒。
筆者認為,狹路相逢勇者勝、勇者相逢智者勝、智者相逢能者勝、能者相逢快者勝,是軍隊戰勝敵人、贏得戰爭不可忽略的重要法則。
中國軍隊失勇。狹路相逢勇者勝!頑強的作風、堅定的意志和必勝的信念,任何時候都是軍隊戰勝敵人、贏得戰爭不可或缺的品格。
失勇,導致戰場局勢迅速惡化。面對日軍進攻,中國軍隊不堪一擊。1894年10月24日起,負責鴨綠江一線作戰的3萬多中國陸軍疏于防守,在日軍攻占虎山后,不戰而逃。26日,日軍未遇抵抗即占領九連城和安東,導致鴨綠江防線全線崩潰。1895年1月17日,由于缺乏戰勝日軍的勇氣,中國陸軍數次大規模反攻海城均遭挫敗。2月28日,日軍從海城分路出擊,3月4日占牛莊,7日奪營口,9日陷田莊臺。10天之內,中國陸軍百余營6萬多官兵從遼東全線潰退。用“兵敗如山倒”形容一點不為過。
忠勇雙全是中國人歷來對軍隊將士的期盼,沒有忠誠就沒有勇敢。北洋艦隊將領中可言勇者僅致遠艦管帶鄧世昌。過半數戰艦管帶,面對保船無果、戰勝無望而紛紛自殺。“不成功則成仁”式的忠君,絕非真正的忠勇!120年后,這種精神糟粕仍在毒害人。少數專家依然贊嘆北洋艦隊將領“殺身成仁”的“愛國行為”,其實是對忠勇的莫大諷刺。更有甚者,日軍總攻劉公島時,北洋艦隊幸存的十余艘魚雷艇竟在管帶帶領下結伙逃命。
中國軍隊失智。勇者相逢智者勝!缺少戰勝敵人的智慧,即使勇敢也不可能打勝仗。中國軍隊指揮官思想保守、戰法呆板、手段有限,在深謀遠慮、計劃周密的日本軍閥面前,立即被“見招拆招”而顯得“技窮”。
失智,導致中國軍隊戰局判斷、作戰方針、戰場行動等完全錯誤。陸上作戰誤判日軍主攻方向,臆斷日軍第一、第二軍將合力攻取奉天,打通錦州、葫蘆島一線,進逼山海關,然后與渤海灣登陸部隊會攻北京。因而部署10萬重兵防守奉天、遼陽、山海關至天津一線,僅用3萬余人應對日軍主攻的山東半島,防守黃海要害的榮成僅1400余人。海上作戰消極應付。北洋艦隊只巡弋于威海、旅順之間,龜縮在威海衛港內,將黃渤海制海權拱手送給日本海軍。中國軍隊依托國土作戰的優勢喪失殆盡,可實施海戰場與陸戰場協同作戰的有利局面蕩然無存。將領缺乏戰勝敵人的智慧,致使耗費巨資的軍備毫無用處。
中國軍隊失能。智者相逢能者勝!智慧只有轉變為能力,才能戰勝敵人、贏得戰爭。中國軍隊失能,使日本的軍事冒險輕易甚至意外地成功。日本陸軍第二軍2.5萬兵力在海軍支援下,從包抄旅順的花園口連續登陸十余天,相鄰中國陸軍竟無相應舉措阻擊。1894年9月初,由成歡潰退至平壤的直隸提督葉志超奉命指揮平壤防御作戰,因其剛打過敗仗,衛汝貴、馬玉昆、左寶貴、豐升阿所部拒絕服從指揮,導致平壤一仗未戰先敗。北洋艦隊統帥丁汝昌曾當過太平軍,投降淮軍后受李鴻章重用。因此,令他不可能違背李鴻章的意圖而主動作為,只能不走樣地執行清政府的昏庸決策而不敢越雷池一步。失能的中國軍隊,在整個戰爭中竟然沒有組織一次成功的戰斗。
中國軍隊失速。能者相逢快者勝!“兵貴神速”是亙古不變的軍事原則。早在1874年,日本駐華公使柳原前光就預言戰爭:“我國利在于速決”。戰略持久、戰斗速決是弱國戰勝強敵、贏得戰爭的法寶。然而,甲午戰爭中,中國軍隊屢屢失速——失去了及時處理戰場態勢和指揮作戰的時機。一是指揮決策慢。全部指揮決策,均由遠離戰場千里之外的皇帝或太后批準才能發出。這種陳腐而緩慢的指揮體制,不可能及時反映戰場情況、做出正確決策。二是兵力行動慢。攻占朝鮮后,日軍調整作戰計劃,海陸同時發動進攻,一舉將戰線推至鴨綠江邊,直接威脅中國本土。中國軍隊由平壤迅速潰退,未能及時組織鴨綠江一線防御,致國內戰場作戰再陷被動。在日本軍閥的“籌劃早、決策快、進攻快、轉換快”面前,清政府遺老遺少們老牛拉破車式”的指揮決策和應付性作戰,完全喪失了主動,被并不強大的日軍打得一敗涂地。
能打仗、打勝仗的軍隊是國家和人民抵御侵略的主力,是彌補國家力量衰落和戰爭籌劃不足的最后屏障。甲午戰爭中,中國軍隊的“四失”使這最后一線希望化為泡影,國家受辱、人民遭難、政權垮臺已無可挽回。
甲午戰敗的教訓彌足珍貴
甲午戰敗,使中華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機愈加深重——清政府被迫向日本賠償2.3億兩白銀賠款、割讓臺灣,中國更深地陷入半殖民地化。日本掠得發展資本主義的巨大資源,軍國主義惡性膨脹,成為遠東戰爭策源地。日本冒險發動甲午戰爭并嘗到了甜頭,極大地刺激了吞并中國、獨霸東亞的胃口,膨脹了稱霸世界的野心,至今仍深刻影響著遠東和亞太地區的安全和發展。甲午戰敗的教訓很多,根源在于當時中國社會發展落后、戰爭籌劃混亂和軍隊不堪其用等。能戰方能止戰,止戰方能勝戰!領土主權和國家利益之爭,戰場上不能得到的,談判桌更不可能得到。戰爭來臨時,領土主權和國家安全的維護與鞏固,只能來自戰場的勝利。因此必須在戰爭來臨之前就加強國防和軍隊建設。
120年后檢討甲午戰爭,應從歷史潮流、戰爭籌劃和軍隊改革等方面深挖根源,并引以為鑒,克服現代化水平不高、決策機制和指揮能力及海上實戰能力等方面的不足。對我國安全的威脅主要來自海上,應對敵對勢力可能發動的信息化條件下的海上局部戰爭,要在黨的堅強領導下,通過全面深化改革,加快我國的社會進步和經濟發展,堅持以先進的社會制度和強大的綜合國力支持軍隊作戰;堅持“你打你的,我打我的”這一克敵制勝的法寶,發揚光大我軍的優良傳統;克服依然存有跟在外軍后面亦步亦趨地研究現代化戰爭的思維定勢,主動設計戰場乃至設計戰爭,掌控信息化條件下戰場的主動權;誘使和逼迫敵人按照我們的節奏行動,瞄準敵人的軟肋和死穴,以己所能擊敵之不能,全面提升我軍“能打仗、打勝仗”的水平和能力。只有贏得信息化條件下的局部戰爭,才能確保國家現代化建設的正常進行,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這就是今天我們檢討甲午戰爭的意義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