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仲廉和丈夫江華
很多人都熟悉江華，他曾是我國最高人民法院院長，是公審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首席大法官。然而對于江華的妻子吳仲廉，人們或許感到陌生，但是她卻是一位不平凡的女性。
跟隨朱德上井岡山
吳仲廉原名吳統蓮，湖南省宜章縣城關鎮人，1908年12月6日出生。吳仲廉學習刻苦，成績優異，加之天真活潑，既會吹拉彈唱，又能歌善舞，還寫得一手漂亮的毛筆字，因而在學校頗有名氣。
1926年夏天，國民革命軍北伐的大革命浪潮席卷南方各省。毗鄰廣東的湘南地區自然首先受到革命的洗禮。正在衡陽省立第三女子師范學校讀書的吳仲廉，積極投身到革命的行列之中。1927年4月，由同學曾志介紹，吳仲廉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1928年1月12日，朱德、陳毅率領南昌起義余部，在中共湘南特委和當地農軍的配合下，智取宜章縣城，掀開了湘南起義的序幕。
吳仲廉等在家鄉組織碕石年關暴動，一支由300多名赤衛隊員組成的碕石工農革命軍獨立營正式成立，彭曬任營長，朱德派龔楷擔任黨代表，吳仲廉負責后勤工作。這時，參加過南昌起義的蕭克也來到碕石村，向特支書記彭曬和組織委員吳仲廉遞交了黨組織介紹信。特支決定，任命蕭克為獨立營副營長兼第一連連長。吳仲廉隨軍參加了攻打桂陽縣城、臨武的水東和宜章的象山、大黃家等多次戰斗。這個文靜的女師范生，在槍林彈雨中成長為宜章農軍中的一員勇敢的女將。
朱德、陳毅領導的工農革命軍很快占據了湘南，控制了貫通南北的重要通道湘粵大道，部隊擴大到8000多人。3月間，粵、桂、湘軍閥混戰結束，軍閥之間取得暫時妥協后，立刻勾結起來，以七個師的兵力對工農革命軍進行圍剿。為避免在不利的條件下同敵人決戰，朱德、陳毅果斷決定，起義軍撤出湘南。4月上旬，工農革命軍和宜章縣黨政軍人員及家屬子女共3000多人，在師長胡少海的指揮下，向井岡山進發。此時，已調到中共宜章縣委組織部工作的吳仲廉，帶領的是一支數百人的特殊部隊，除了少數手持大刀、梭鏢的赤衛隊員外，幾乎是清一色的老少婦孺。為了擺脫敵人的追擊，部隊只能翻山越嶺走小路。經過20多天的艱難行軍，這支特殊隊伍終于和大部隊一起到達井岡山。
古田會議決議的最初抄寫者
朱、毛井岡山會師不久，吳仲廉被調到紅四軍政治部工作，在毛澤東身邊任書記員。吳仲廉經常一個人干幾個人的工作，刻鋼板、抄文件、印材料，樣樣工作都完成得很出色。
為了打破湘、贛兩省敵人對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第三次圍剿，1929年新年剛過，紅四軍下山到敵人后方牽制敵人。為了開展群眾工作，紅四軍下山前，成立了工農運動委員會，由前委委員譚震林擔任主任。譚震林調來曾志、伍若蘭、賀子珍、吳仲廉和康克清等七名精明強干的女將，組成婦女組。
婦女組一住下來，就積極開展群眾工作，幫助地方建立雇農工會和農民協會，為部隊籌糧籌款。她們還跟隨毛澤東開過幾次調查會。毛澤東親自制定了一份了解農村階級關系的調查表，婦女組走一路問一路，把訪問的內容記錄下來。晚上，由吳仲廉將記錄整理抄寫出來，送交毛澤東。
在紅四軍前委工作的那段日子里，吳仲廉經常給毛澤東抄寫報告、講話，她也增長了不少見識，明白了許多革命道理。1929年12月，古田會議召開。吳仲廉作為工作人員參加了古田會議。古田會議總結了南昌起義以來紅軍建設的經驗，批評了各種錯誤思想，堅持以無產階級思想建設黨和人民的軍隊。大會一致通過了毛澤東代表前委起草的古田會議決議。
這個決議的最初版本，就是吳仲廉親手抄寫的。
悲壯歷程中的堅強女性
紅軍長征途中，吳仲廉是軍委衛生部擔架隊政治指導員。這支擔架隊共有30多副擔架，100多名紅軍戰士和一部分途中請來的民工。紅軍日夜兼程，一路強行軍。擔架隊的同志除了自己的行裝，還要抬著傷病員，付出的艱辛可以想見。為了照顧傷員和整個擔架隊，吳仲廉不顧辛勞，跑前跑后，不斷地勸說和鼓勵民工們克服困難向前走。
1935年6月，紅軍兩大主力會師后，吳仲廉被調到紅五軍團教導隊任教員。1936年10月，中國工農紅軍第一、二、四方面軍在甘肅會寧勝利會師。
為了建立新的革命根據地和打通國際通道，中央組建西路軍，西渡黃河，向河西走廊進軍。身為紅九軍政治部敵工部副部長的吳仲廉奉命西渡黃河。西路軍成立了一支干部支隊，由畢占云任隊長，吳仲廉的丈夫曾日三任政委，與主力分開行動。吳仲廉和西路軍政治部組織部部長張琴秋也在這支隊伍中。
西路軍失敗后，吳仲廉被馬家軍俘獲，從張掖押解到西寧，在一醫院做苦工。在那里，她被敵軍醫羅承訓認了出來。幾個月前，羅承訓隨馬家軍在一條山阻擊紅軍時，曾被紅九軍俘獲。經吳仲廉和敵工部同志的教育，羅承訓獲釋，紅軍發給他路費。羅承訓非常感激紅軍。當他認出吳仲廉時，當即表示要幫助吳仲廉脫離虎口。
此時，在馬步芳第一○○師跳舞團里，擴充進三四十名被俘的西路軍政治部劇團的女戰士。當她們得知張琴秋、吳仲廉和婦女獨立營營長陶萬榮等重要干部被俘的消息后，女戰士們非常焦急，千方百計地將她們認領到跳舞團保護起來。吳仲廉與張琴秋、陶萬榮商議，準備利用羅承訓的幫助逃出西寧。然而，事情正在籌劃之中，卻出現了意外情況。
原婦女獨立團女戰士楊紹德被俘后，被“賞給”國民黨青海省黨部宣傳科長陸澄做小老婆。一天，楊紹德去跳舞團看望女友，無意中發現了張琴秋，回家后便向陸澄告密。陸澄的上司正是蔣介石派駐青海監視馬步芳的國民黨省黨部特派員、政訓處長李曉鐘。為了把張琴秋、吳仲廉等紅軍重要干部從馬步芳的手里弄出來，李曉鐘和陸澄假意應承將她們送回原籍的要求，并親自護送。可一行人到達西安后，李曉鐘和陸澄便原形畢露，竟把她們交給國民黨憲兵隊，直接將她們押往南京，關進國民黨關押政治要犯的南京曉莊“反省院”。
參加中共七大的夫妻代表
1937年8月18日，周恩來、葉劍英乘在南京參加國防會議之便，親自到曉莊“反省院”探視在押的政治犯，并積極開展營救工作。10月初，吳仲廉和張琴秋一起回到延安，進入中央黨校學習。
在延安，吳仲廉見到毛澤東和許多中央紅軍的老戰友，心里有說不出的高興。當年曾和她一起在毛澤東身邊工作的戰友江華，此時已是軍委四局局長，他對吳仲廉更是關心備至。吳仲廉在講述了這些年異常艱苦的戰斗經歷后，又談到丈夫曾日三不幸英勇犧牲，以及留在河西走廊的不滿周歲的兒子。這位在嚴酷斗爭中從未掉過一滴眼淚的堅強女性，此時已禁不住潸然淚下。
西路軍突圍時，隊伍被打散，吳仲廉忍痛把孩子寄養在甘肅臨澤一個叫王學文的保長家里。吳仲廉被俘后，王學文曾前往張掖看望過她。王學文讓吳仲廉放心，他一定將孩子撫養成人。為了紀念丈夫曾日三，吳仲廉給孩子取名王繼曾。
聽了吳仲廉悲痛的述說，江華的心情非常沉重。他安慰吳仲廉說：“等到革命勝利了，一定把孩子接回來，我們一起撫養他！”
江華的一席話，吳仲廉非常感動。
1938年春天，吳仲廉從中央黨校畢業，被派往陜西涇陽縣，在安吳堡青訓班任女生大隊指導員。
江華被任命為山東縱隊政治部主任。離開延安前夕，江華去鳳凰山向毛澤東辭行。毛澤東在分析了山東的抗戰形勢、叮囑了一番關切的話語后，又關心地問江華：“這次去山東，還有什么困難嗎？”
在毛澤東身邊成長起來的江華，索性一吐為快：“我想和吳仲廉結婚！”
毛澤東笑了：“這很好嘛，你和吳仲廉曾一起參加學生運動，又都是‘井岡山人’，我同意你們結婚！不過，還要履行一下組織手續才是。”
聽毛澤東這么一說，江華恨不得插上翅膀，立刻飛到涇陽，把這個喜訊告訴吳仲廉。
1938年8月，由張經武司令員率領的山東縱隊從延安出發了。在途經涇陽時，吳仲廉也參加到他們的行列之中，并擔任山東縱隊政治部組織部部長兼秘書長。江華和吳仲廉騎著馬并肩開赴山東抗戰前線。
1945年4月23日，中共七大在延安召開。江華和吳仲廉作為七大正式代表出席了這次具有里程碑意義的黨的代表大會。在500多名七大正式代表中，除了朱德、康克清，周恩來、鄧穎超，張聞天、劉英，李富春、蔡暢等人外，夫妻雙雙同為七大正式代表的實不多見。
新中國第一位省高院女院長
1952年，吳仲廉出任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院長，成為新中國擔任這一高職的第一位女性。
新中國的人民法院是在廢墟上建立起來的。“提高老干部，培養新干部，改造舊司法人員”，成了人民法院最迫切的任務。吳仲廉剛一上任，便帶領省法院的同志，“一邊作戰，一邊建軍”。他們攜卷下鄉，巡回審判，在浙江全省普遍建立起人民法庭和巡回法庭，清理了數以萬計的積案，使人民法院的工作很快走上健康發展的軌道。吳仲廉本人也迅速完成了從黨的政治干部到司法戰線領導人的角色轉變，成為頗有建樹的人民法官。
吳仲廉認為，人民司法工作既要講專政又要講民主，一個國家是否真正做到民主，律師制度的建立是一個重要的標志。1955年，她率先提出建立律師協會，允許律師依法為被告申訴、辯護。
吳仲廉十分重視人民來信、來訪和對申訴案件的處理，并將此作為人民法院同人民群眾聯系的一條重要渠道，作為上級法院對下級法院實現審判監督的必要手段之一。在她的倡導下，浙江省法院較早地建立了人民來信登記、編號、轉辦、催辦、審批、答復、總結等歸檔制度，做到件件有交代，事事有著落。省法院還規定了院長、庭長、處長定期輪值接待來訪群眾的制度。吳仲廉的接待記錄詳細明了，受到最高人民法院的好評，并轉發全國各高級人民法院參閱。
吳仲廉堅決反對一切不按法律規定辦事的違法行為，力求從法律程序和制度上確保判案的正確。對于法院“獨立審判”有爭議時，吳仲廉大膽地給最高人民法院負責同志寫報告，明確提出法院工作就是要依法實行獨立審判。在指導審判工作時，她一貫強調要重證據，重調查研究，嚴禁逼供信。她經常說：“審判案件是關系到人的政治生命甚至生殺予奪的大事，認定事實、執行政策一定要過硬，來不得絲毫馬虎。”
1956年，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在清查案件時，各地上報的死刑犯有854人之多。吳仲廉覺得這個數字非同小可，這么多死刑犯人要牽涉到數千名家屬，影響面很大。于是，她親自審閱案卷，核對事實，經常工作到深夜。她還派出近百人的工作隊到各地核實情況。經過一一甄別，再三審核，最后確定非殺不可的只有24人。吳仲廉依法辦事，有膽有識，被群眾稱贊為“女包公”。
1966年“文革”開始，在“砸爛公檢法”的喧囂聲中，吳仲廉作為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院長兼黨組書記，又是浙江省“頭號走資派”省委第一書記江華的妻子，在劫難逃。
1967年1月18日，在上海“一月奪權”風暴影響下，浙江“造反派”在公檢法系統全面奪權。吳仲廉被隔離審查，第二天下午5時左右，服務員給吳仲廉送飯。推開門，只見吳仲廉坐在沙發上，頭伏在沙發扶手上。服務員以為她在休息，便過去叫她吃飯。走到跟前，服務員驚呆了，吳仲廉已經死了……事后，有關方面給出的結論是：吳仲廉畏罪自殺。
吳仲廉去世后，“造反派”只通知她在上海的大兒子吳長征前去料理后事。可料理后事的整個過程既不讓家人參與，又不讓家人知道，吳仲廉的骨灰也被秘密處理掉。
吳仲廉去世的消息，當天就報告到周恩來辦公室。周恩來怎么也不相信一個經過井岡山斗爭和二萬五千里長征考驗的堅強的紅軍女戰士會自殺！他要求立即查清情況。但在那非常時期，周恩來的這一要求根本無法落實。
發生了這么大的事，被關押在浙江美術學院的江華卻一點也不知道。
同年2月，毛澤東指示要把一批省委第一書記接到北京保護起來。當周恩來的一位聯絡員幾經周折找到江華，告知要送他去北京時，江華的第一個反應是：“我去了，吳仲廉怎么辦？”直到這時，人們才不得不告訴他：“吳大姐已經不在了……”聞聽噩耗，江華如五雷轟頂，一下子癱軟了，人們只能用擔架把他抬上北去的列車。
吳仲廉的孩子們事后曾作過許多努力，秘密尋找證據，力圖查清母親的死因。省法院的一些同志曾偷偷地告訴孩子們，說吳院長的死疑點很多：一個人怎么可能坐著，在沒有任何外力的情況下，自己將自己勒死呢？就在她去世的前一天，她曾回家取過衣服，還請家里的廚師清燉了一鍋雞湯，說明她要保護好自己的身體，繼續堅持斗爭；她幾次利用上廁所的機會，鼓勵其他同志，要相信黨，要堅強……而眼下，現場完全被破壞，遺體已經被火化，連骨灰都不知去向。
然而，歷史是公正的。1978年11月，浙江省政法系統為吳仲廉召開了平反昭雪大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