皖南是一片美麗的熱土，皖南也是新四軍組建后最初的家園。自從新四軍軍部進駐皖南，這片熱土變得更加神奇了。新四軍以政治建設為靈魂，以軍事建設為中心，以文化建設為前導。文化是一種精神，文化是一種境界，文化是一種力量。注重文化建設是新四軍發(fā)展壯大的重大特點和重要舉措。
文化建設造就文明之師
“盡收勇士歸麾下，壓倒倭兒入籠中。”這是朱德總司令1941年贈給陳毅詩中的兩句。新四軍建軍之初，特別是軍部移駐皖南，不僅“盡收”八省游擊健兒，而且廣泛吸收和接納海內(nèi)外知識分子，其中許多是愛國華僑。這是新四軍建軍的一大特點。沒有文化的軍隊是愚蠢的軍隊，有文化的軍隊是不可戰(zhàn)勝的。
抗日戰(zhàn)爭爆發(fā)后，中國共產(chǎn)黨旗幟鮮明地主張全面抗戰(zhàn)，反對內(nèi)戰(zhàn)，團結御敵。并積極動員、組織民眾，開展抗日斗爭，得到全國人民特別是愛國知識分子的廣泛響應。八路軍、新四軍是共產(chǎn)黨領導的抗日武裝力量，參加八路軍、新四軍，成為廣大熱血青年和愛國救亡人士的理想追求。上海、武漢和江浙地區(qū)大中城市的知識青年尤其踴躍。新四軍組建之初，大批知識青年找到各地的“八辦”、新四軍聯(lián)絡站，要求參軍。其中，不少青年經(jīng)過徐特立、葉劍英、董必武、周恩來等人的介紹和指點，參加了新四軍。1937年底至1938年春，中共上海地下組織和上海慈聯(lián)會，組織了成千上萬的知識青年和難民中的先進分子，以到江西移民墾荒的名義，分期分批在黃浩、曹伯健、朱啟鑾、湯鏞等帶領下，借途溫州，舟船顛簸幾經(jīng)輾轉(zhuǎn)，長途跋涉，到達皖南新四軍軍部。1938年4月，上海煤業(yè)救護隊在忻元錫、陳昌吉、葉進明等人的率領下，開著23輛卡車，2輛救護車，共120多名技術人員，擺脫國民黨的拉攏利誘，到皖南集體參加了新四軍。1939年2月，由上海地方協(xié)會的代表吳大琨為團長，文化界救亡協(xié)會代表殷揚（揚帆）為副團長的民眾慰勞團一行56人，經(jīng)過日本憲兵的盤查，沖破國民黨軍警的干擾，歷時兩個月，于4月底到達皖南新四軍軍部。此時葉挺、張云逸已去江北視察，由項英、袁國平等代表軍部熱烈歡迎他們，向他們介紹新四軍英勇殺敵的情況。后來，副團長和大部分人都留下來參加了新四軍。1938年10月，在延安參加六中全會，愛才心切的項英，專程找到經(jīng)濟學家薛暮橋，邀請他參加新四軍，并和他一同乘車從延安返回皖南。薛的夫人羅瓊，已先期到達云嶺。
葉挺軍長人脈廣遠，識才愛才，更是四處奔走，多方聯(lián)系。他除在南昌、粵東、閩西、廣州、香港、澳門等地，募集軍費、軍械、藥品以外，還遵照中共中央指示精神，廣泛動員、吸收那些同情革命、擁護抗戰(zhàn)的青年軍官和知識分子參加新四軍。他親自請來了醫(yī)務專家沈其震，請來了音樂家任光，請來了曾留學日本的學者林植夫，請來了文化名人朱克靖、錢俊瑞等。陳毅同志多才善交，也推薦和介紹了一大批知識分子和社會名流，如李子芳、黃誠、葉芳兵等，到軍部參加新四軍。他們的到來，給新四軍注入了大量的知識、文化元素，在文化建設中發(fā)揮了重要作用。
新四軍像一塊巨大的磁石，吸引了成千上萬的知識青年和有作為人士，使軍隊文化成份發(fā)生巨大變化。新四軍秘書長李一氓在其回憶錄中曾寫到：新四軍和八路軍的兵力構成大不相同。八路軍是正規(guī)軍組成，主要成份都是農(nóng)民。新四軍的骨干是游擊隊，從上海、江浙等地吸收了數(shù)千男女知識分子，從文化水平構成看，八路軍就不如新四軍了。八路軍的知識分子主要來自北平，但為數(shù)不多。
國際友人史沫特萊既考察過八路軍，也考察過新四軍，以她豐富多彩的閱歷和切身感受，歸納說，新四軍是“最有效、最文明的軍事力量”，是“文化水平最高和最有力的部隊”。
重視知識和人才是新四軍文化建設的基石
新四軍的主要首長和軍部機關、各支隊的領導，都有才善學，特別重視人才，善于團結知識分子，善待和容納廣大知識青年。軍隊制定許多特殊政策，給知識分子以較高待遇。從政治上關心他們的進步，工作上給以信任和支持，生活上處處愛護和照顧他們。
新四軍身處南方，總體條件好于八路軍。但戰(zhàn)時的經(jīng)濟和生活還是非常困難的。葉挺、項英等經(jīng)常為軍餉和彈藥焦急，四處奔走，籌糧籌款。葉挺的岳母深明大義，將家中財產(chǎn)全部捐獻給新四軍。葉挺的夫人李秀文，也到處籌措槍支和藥品支援新四軍。葉挺、項英還動員華僑陳子谷，出國接受遺產(chǎn)。陳子谷把20萬銀元的遺產(chǎn)，全部獻給新四軍。同時，陳子谷以軍長秘書的身份，向泰國各界呼吁為新四軍募捐，籌到6萬銀元，全部帶回。
新四軍的津貼分配政策，重點向知識分子傾斜。團以上干部每月4塊大洋，營連干部只有3塊，項英也只有4塊。而專家學者每月則十幾塊、數(shù)十塊，少數(shù)的每月還有100塊以上的。軍醫(yī)處內(nèi)技術高的每月可領津貼140塊，正規(guī)醫(yī)大畢業(yè)的醫(yī)生每月70塊，正規(guī)高級護校畢業(yè)的護士每月30塊，軍醫(yī)處自己培訓的醫(yī)生每月也有8塊。教導隊的教員除每月有十幾塊至幾十塊的固定津貼外，講課另有講課費。同時還規(guī)定，凡屬高級知識分子均享受團以上干部待遇，給他們配勤務員。在戰(zhàn)地服務團工作的知識青年都享受排以上干部待遇。對此，知識分子深受感動，許多人主動提出放棄高額的待遇享受。上海民眾慰勞團的副團長揚帆到皖南時，袁國平主任給他每天兩包香煙的特殊優(yōu)待。項英還把自己珍藏的四五十支雪茄煙，全部送給了揚帆。揚帆后來回憶此事，曾感慨地說，那時期是我“吸煙史上最奢侈的時期”。
新四軍領導對知識分子既寬容又信任，對個別散漫、不習慣軍隊生活的人，讓其在火熱的戰(zhàn)斗生活中自覺地慢慢改變。著名作家聶紺弩、詩人葉芳兵，都充分發(fā)揮了自己的特長和才干。不久，他們都成為出色的共產(chǎn)黨員、革命軍人，成為新四軍中和后來國家建設中的“大家”。聶紺弩在軍部創(chuàng)作的小說、報告文學，如《收獲的季節(jié)》《山芋》等，流傳很廣。葉芳兵為新四軍起草了大量文稿，至今仍保留在軍博和延安革命紀念館內(nèi)。
著名音樂家任光，為抗戰(zhàn)創(chuàng)作了許多音樂作品，《漁光曲》《大地軍歌》《王老五》等久唱不衰。他經(jīng)常深入到連隊和當?shù)厝罕娭腥ィ坛锩枨妒苤笐?zhàn)員和人民群眾的歡迎和愛戴。這位知名度與聶耳齊名的大音樂家，在皖南事變中不幸犧牲。當時國民黨一個校級軍官，追途中看到他的遺體時，立刻向他致軍禮，可見他的知名度和聲望之高。著名的木刻家賴少其，抗戰(zhàn)初期就到皖南參加新四軍，當過《抗敵畫報》主編，三支隊五團宣傳股長。皖南事變中被捕，在上饒集中營受到百般折磨。第一次逃脫未成，又被關進鐵籠，倒立一天兩夜。第二次逃脫成功后到了蘇北，仍戰(zhàn)斗在抗日救國的第一線。新中國成立后，長期在安徽從事文化領導工作。
1939年年底，毛澤東主席就曾指出：“……共產(chǎn)黨必須善于吸收知識分子，才能組織偉大的抗戰(zhàn)力量，……沒有知識分子的參加，革命的勝利是不可能的。”可見，新四軍對知識分子的政策和一系列做法，不僅是完全正確的，而且是卓有成效的。
革命知識分子是新四軍文化建設中的棟梁
抗戰(zhàn)初期，廣大知識青年前往皖南等地，投奔新四軍，給抗戰(zhàn)隊伍增添了新鮮血液和無窮活力。而國民黨也以抗日的名義，用高薪引誘和拉攏知識分子和廣大青年。為了同國民黨爭奪人才，也為了讓知識青年們早日為抗戰(zhàn)出力。項英、袁國平、曾山等領導人研究決定，要迅速地把大批青年組織起來并加以培訓。先后建立了青年抗日救國服務團、青年抗敵后援會、民族解放先鋒隊等抗日團體。各支隊也紛紛辦起青訓班、干訓班。僅江西青年抗日報國服務團的成員就有千人之多。四支隊在皖西辦的青年干部培訓班最多時也達數(shù)百人。這些團體除學習訓練外，主要是上街宣傳抗日救亡運動，宣傳新四軍、八路軍抗日戰(zhàn)績，宣傳廣大人民群眾開展抗日斗爭的故事等。形式多樣、生動活潑，動員了大批青年踴躍參軍、報國。
軍政治部、戰(zhàn)地服務團、教導總隊、軍醫(yī)處、軍械處等，因為有了他們，工作開展得有聲有色，充滿朝氣和活力。
如政治部的李子芳就是一位優(yōu)秀歸國華僑知識分子。他黨性強，能力強，挑起組織部長這一重擔，深受黨員干部的愛戴和信任。皖南事變被捕，在上饒集中營，他第一個組織秘密黨支部，擔任書記。他是數(shù)千被俘將士中杰出代表和靈魂人物之一。特務多方引誘欺騙，他咬爛自己舌頭，將鮮血噴射在特務的臉上。他一直帶領大家同敵人作堅決的斗爭，直到光榮犧牲。政治部秘書長黃誠是清華大學的高材生，早年就是北京的學生運動領袖。他多才多藝，在軍部工作非常出彩。皖南事變被捕后，和李子芳一道領導大家開展對敵斗爭和越獄活動。國民黨曾派多名“專家”、“學者”來當說客。可他仍堅定不移，威武不屈，直到光榮犧牲。還有學者朱鏡我、林植夫及朱克靖、夏征農(nóng)、錢俊瑞、余立金等，都擔任部門主要領導。看上去都像文弱書生，但都具有堅定的革命意志，個個是錚錚鐵漢。
再如軍醫(yī)處處長沈其震，是葉挺親自從香港請來的醫(yī)務專家。他不僅醫(yī)術高超，而且善于培養(yǎng)人才。1938年到1940年，三年時間軍醫(yī)處連續(xù)舉辦了六期衛(wèi)訓班，共培訓了200多名衛(wèi)生干部，除一部分留在軍部醫(yī)院工作外，其他都分配到各支隊，擔任骨干力量，挑起衛(wèi)生部門的重擔。軍醫(yī)處的醫(yī)護人員都是知識分子，在救死扶傷方面做出了卓越的貢獻。
特別是一群朝氣蓬勃的女大學生，棄筆從戎，脫去紅裝穿上軍裝后，成為新四軍中一道亮麗的風景線。她們平時工作認真負責，關鍵時刻英勇無畏。如施奇、楊瑞年、徐瑞芳、李捷、胡珍水、瞿三成、彭慶哲、汪企求等，都是來自上海、南京、武漢等大城市的姑娘。皖南事變被捕后受盡折磨，始終堅貞不屈。臨刑前高呼口號，高唱《國際歌》。連看管人員都十分震驚和敬佩！
知識分子參加新四軍后，在黨組織的培養(yǎng)教育下，很快與部隊工農(nóng)分子打成一片，從軍中之友，成長為軍中之師，再到軍中之魂。他們在新四軍這所大學校里，展其才華，獻其青春。他們帶領大家學政治理論，學軍事作戰(zhàn)，學專業(yè)技術，學做實際工作，成為新四軍的中堅力量。
新四軍以文化建設的重大舉措，造就出一支知識層次高，文明素質(zhì)高的新型人民軍隊，使新四軍成為一支文明之師，威武之師，勝利之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