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作林（1945年10月）
1948年豫東戰役勝利結束后，7月25日我的父親謝作林舊傷復發，在前方野戰醫院（山東省聊城地區莘縣肖郭莊）救治無效，永遠地離開了我們。那年父親33歲，我還不到兩歲。
父親1946年6月任新四軍（山東野戰軍）第一縱隊特務營（又說是偵察營）營長。現仍健在的王昊叔叔回憶說父親犧牲時任華東野戰軍先遣支隊副支隊長。
在我的記憶中，父親永遠定格在幾張發黃、缺損、保存了60多年的老照片上。照片上的父親年輕、威武，一身戎裝，兩眼炯炯有神。隨著我年齡的增長，照片上抽象的父親慢慢變得鮮活起來。
父親謝作林(祝林)1915年正月初四生于江西省寧都縣安福區朱源村一個雇農家庭，爺爺謝華清生有三個兒子，父親排行老三。一家人終年忙碌仍食不果腹，衣不遮體。父親小小的年紀便在心中埋下了對舊社會仇恨的種子。1930年，15歲的父親加入了少年先鋒隊，第二年和他的兩個兄長參加了紅軍。父親在第三軍團特務團機槍連當戰士。1932年11月加入共產主義青年團，1937年轉入中國共產黨。父親作戰勇敢，多次負傷。1934年10月主力紅軍北上，父親因負重傷未能跟隨主力部隊長征，自此投入到艱苦卓絕的三年游擊戰中。
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后,父親所在游擊隊被編入新四軍。從此他隨部隊轉戰大江南北，直至抗戰勝利，又義無反顧地投入到解放全中國的偉大戰爭中。父親是怎樣打鬼子打老蔣的，我一無所知。
聽母親說，1946年中秋時節，我出生在山東沂蒙山區一個小村莊。我是在母親的懷抱里、在挑夫的籮筐中、在行軍中度過人生最初歲月的。我最早的記憶是：母親帶我到一個村莊，我站在一戶人家的門口，從一群身著軍裝人們的縫隙中向一個躺在床上的人看著，然后聽到了吹號聲，人們就向一垛土墻走去。這就是我最初的、揮之不去的記憶，一直相隨至今。以后有一些斷斷續續的記憶，小時候晚上睡覺，母親常摟著我含著淚水小聲吟唱：“小白菜啊，地里黃啊，三歲二歲死了娘啊……”我在母親綿綿的歌聲中進入夢鄉。
新中國成立不久，美帝國主義發動了侵朝戰爭，二十軍要赴朝作戰,母親準備將我送到外婆家。她問我跟媽媽還是到外婆家,我毫不猶豫地說跟媽媽！就我這一句話,母親下了決心:為了我這個烈士的唯一后代，她忍痛脫下了軍裝。臨轉業前,爸爸紅軍時的老領導、老鄉賀敏學把他的一把小手槍和一床繳獲來的羊毛毯送給了母親。當然這些都是我長大后母親告訴我的。在我成家時母親把羊毛毯作為紀念品交給了我，手槍已在“文革”初期上交組織。雖然半個多世紀過去了，但這些零零星星的記憶卻越來越清晰地印在我腦海深處。
1950年母親儲秀英和兒子謝偉年在嘉定留影
我和新中國所有的孩子一樣，在黨的陽光雨露下無憂無慮地成長。直到“文革”初期，因造反派要抄我的家，而我對造反派揚言“誰要抄我家，我就和誰拼”的情況下，母親擔心我出事，找到她的老上級——二十軍第一任軍長劉飛伯伯，想把我送到部隊。劉飛伯伯二話沒說，拿起電話接通了時任南京軍區裝甲兵政委的謝云輝叔叔說：“我這有一個烈士的兒子要當兵，你要不要？”“烈士的孩子我要，叫他來找我。”就這樣，1968年春我當兵了。入伍前母親才把父親的一切都告訴了我。
1958年，母親帶我回江西寧都老家。一路火車、汽車到達寧都后，由縣委派通信員帶路，步行60里山路，才到達安福區朱源村。通信員把我們母子帶到村口水塘邊一座很舊的老屋前，只見一個矮小硬朗的老人手扶在門口在向我們張望，這就是我的奶奶！母親拉著我快步上前，年近70歲的奶奶右手拽著母親，左手緊緊摟著我放聲痛哭，許久許久才說：“回來就好，回來就好。謝家有后了……”我一直跟母親儲秀英姓儲，為什么說“謝家有后”？我不明白（直到我入伍時才改跟父親姓）。
這時村民們奔走相告來了不少人，把天井擠得滿滿的。原來，解放后我和母親是第一個回村的。淚水在奶奶那飽經風霜的臉上一個勁地流淌，她像樹皮似的粗糙的手不停地在我臉上身上輕輕拍打著。我雖年幼，但隱隱約約還是感到大人們有什么事一直瞞著我。看著奶奶和母親像在交談,我感到自己突然長大了，我要保護奶奶和母親……直到入伍前母親才告訴我，當年和我父親先后參加紅軍的兩個伯伯自從隨部隊長征后就一直沒了音信，也不知是何時犧牲，在哪犧牲。紅軍長征后，國民黨反動派對中央蘇區進行了慘無人道的大“清剿”，留在家鄉的紅軍親屬男丁無論老弱都被殺害，甚至連孩子都不放過！我不知道孤苦伶仃的奶奶是怎樣度過白色恐怖艱難歲月的。
母親還告訴我，1944年她在“蘇浙公學”婦女隊學習并任班長，經婦女隊指導員朱虹介紹，1945年9月新四軍北撤時，組織上批準她與我父親結婚。從結婚到1948年7月25日父親犧牲，兩人在一起相處連一個月都不到。但隨著時光的流逝，母親對父親的思念之情卻越來越濃。
1968年月12月我從南京軍區坦克教導三團訓練結束，分配到廣州軍區坦克獨立三團。臨行前我給劉飛伯伯打電話告別。劉伯伯要我在部隊好好干。話語雖簡短，但前輩們的殷切期望我懂。我總覺得父親的在天之靈一直在注視著我，我暗下決心：一定要好好干！決不辜負革命先烈對我的期望！1969年底我光榮地加入中國共產黨，母親知道后高興地流淚了。1970年提干后任團作訓股作戰參謀，1975年8月任廣州軍區坦克獨立三團營長。
1975年初夏，母親帶著我和愛人一起去山東聊城莘縣肖郭莊尋找父親的墓。在戰爭年代的老黨員、老房東王福才、肖遵月的帶領下，我們來到了一片開闊的莊稼地邊，只見一座高出地面一米多用磚瓦砌成的長方形的墓很顯眼地坐落在莊稼地中間。散在莊稼地里正在勞作的鄉親們得知是烈士的親人來看望烈士,都放下手中的農活圍攏過來。從1948年到1975年這27年里，父親的墓在鄉親們的維護下完好無損，老鄉們每年清明都給父親掃墓。他們對烈士的深厚感情至今想起都感動不已。1982年，時任團參謀長的我在父親生前的老部隊第二十軍和莘縣民政局的幫助下，將父親的墓移到了聊城地區莘縣丈八烈士陵園。
1998年父親犧牲50周年。我和愛人一起去山東聊城給父親掃墓。當走進簡樸莊嚴的丈八烈士陵園，我不由自主地激動起來，手中的花圈在顫抖，我在心中默默地念著：父親，兒子來看您啦！站在父親的墓前我感到我的心與父親靠得是那么近。此時此刻，我記憶中的父親，我照片上的父親仿佛就站在我的面前對我微笑著，前輩們向我講述父親的戰斗經歷又一幕幕地在我腦海中顯現。
是啊，成千成萬的先烈，為著人民的利益，在我們的前頭英勇地犧牲了。我父親是其中的一員！我為有這樣一位永遠年輕的父親而自豪！而驕傲！
安息吧，敬愛的父親！63歲的兒子向33歲的您敬軍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