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左一）與新四軍教導總隊女生隊隊員合影，左二為隊長于晶
皖南事變中的女兵
1940年底，新四軍做著北移前的一切準備。集中在軍部服務團、教導總隊、醫院、印刷廠等部門的女兵，絕大部分都隨著軍內非戰斗人員分批由云嶺東進到蘇南，陸續采取各種形式轉赴蘇北。但也有一些女兵因為工作需要，必須留下來隨大部隊一起走。這部分女兵遭遇了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
在皖南事變中被捕的新四軍女兵有30人。其中，有軍政治部的指導員、軍司令部的機要員、軍教導隊的文化教員、軍部服務團團員、軍部印刷廠的干部；有一名是新四軍隨軍家屬，是隨部隊轉移時被捕的；還有幾個人剛從國統區地下黨調來不到兩個星期，其中有兩位華僑姑娘。
她們剛剛走出硝煙彌漫的皖南山林，又被押解到布滿鐵絲網和高墻的人間地獄——集中營。有人說，痛苦和災難一般只會引起哀怨。在我們的女兵身上，這句話不靈了。經歷了蔣介石國民黨制造的腥風血雨的災難和失去親人、同志、自由的痛苦之后，女兵們沒有哀怨，沒有眼淚，有的只是對國民黨頑固派的仇恨和不能實現自己抗日救國抱負的痛惜！她們要反抗，要斗爭，要越獄，要早日重返前線！在殘酷的現實面前，女兵們團結起來，開始了一場新的搏斗。
國民黨第三戰區的上饒集中營是強占老百姓的農田和房屋建起來的，他們毀掉稻田，鑿平山坡，建起了大大小小的操場，把民房改成囚室，周圍圈起了鐵絲網和高墻，隔絕了被囚者和外界的一切聯系。營房的門前和附近山崗上布滿了國民黨的憲兵崗哨。它掛的牌子是“國民黨第三戰區長官司令部訓練總隊軍官大隊”，被捕的新四軍干部被稱為“軍官大隊”的“學員”。30個女兵被編為一個“女生分隊”。
這個“軍官大隊”以軍事訓練為名，對抗日青年施以精神虐待與人身摧殘。操練、勞役、“上課”、審訊、刑罰，女兵們全都咬緊牙關，寧死不屈。在集中營五年，女兵們拒絕在“悔過書”、“自首書”上簽字，巧妙而堅定地對抗著威脅和利誘。敵特在女生隊里找不到一個“共產黨員”，攻不出一個叛變分子。
在集中營，對女同志的折磨不僅來自無休止的苦役、惡意的出操等，還有國民黨獸兵的污辱。都是些20歲上下的姑娘，雖然“囚徒”的非人待遇使她們衣衫襤褸，但遮不住她們的青春和活力，遮不住她們的氣質。一些國民黨的軍官、集中營的特務一次次地把邪惡的目光投向她們。
徐韌在丈夫任光犧牲后，自己也負傷被捕。國民黨軍五十二師的一個團長對她心懷叵測，把她單獨留在團部醫務所治病，并不時派人或親自去看她。在遭到徐韌堅決拒絕和反抗后，只好把她押往集中營。
還有一次，年輕秀麗的徐韌在牢房里刷墻時，特務隊長見只有她一人在屋子里，便不懷好意地走到她身邊，嬉皮笑臉地把臟手伸向了她。表面柔弱文靜的徐韌，心中充滿著海洋般的仇恨，見特務的臟手伸來，頓時怒不可遏，隨手拿起身邊的小板凳，朝他腦袋砸去。“你想干什么？我們是好欺負的嗎？”特務隊長捂著差點被砸碎的腦袋，惱羞成怒，把徐韌關進禁閉室。這個禁閉室原來是老百姓的谷倉，狹小低矮，里面空氣污濁、霉味刺鼻，當時又正值炎夏，傷后體弱的徐韌能經受得住嗎？
全體女同志憤怒了，她們在獄中黨支部的組織下，立即罷工，抗議敵人對女同志的污辱，提出：不放出徐韌，決不復工，還要搗毀牢房設備。
徐韌被放出來了，但她從此被視為頑固分子，列上了特務的黑名單。
像徐韌這樣的事例還有很多。她們就是煉獄的女神，每一個人都像一尊不朽的雕像。她們是那樣美麗，那樣圣潔，又那樣堅強！她們銘刻在歷史的豐碑上，永駐在人們的心目中！
在皖南事變中被捕的30位新四軍女兵，犧牲在集中營的有9人。五年間不斷有人越獄，但成功的卻只有三四人。除通過關系保釋的以外，到1945年只剩下6人，直到日軍投降，集中營被迫解散后才獲釋放。
女兵們出入槍林彈雨，經受血與火的洗禮，用自己的青春和生命對社會和民族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貢獻。
不穿軍裝的女兵
戰地的婦女給了新四軍巨大的支持，她們都為抗戰盡了自己的一份力量。
人稱張媽媽的張素珍是云嶺人。新四軍進駐云嶺時，她已有50多歲。她目睹新四軍官兵一致、抗日愛民，深為敬佩，在女兵姑娘的發動下，她積極投入抗日救亡工作，發動婦女參加識字班，唱歌學文化，做鞋縫襪，慰勞新四軍抗日將士。她很快便成為中國共產黨的一分子，并擔任了婦抗會主任。全家11人有8人參加革命工作。
皖南事變前夕，云嶺形勢緊張，張素珍全家除老婆婆和最小的一個孫子去親戚家隱蔽外，其余都隨新四軍轉移。事變發生后，她擔任向導帶新四軍將士突圍，不幸在突圍途中被沖散。張素珍裝成乞丐潛回家中，得知國民黨軍正在搜捕，她便又出去“乞討”，途中被敵人抓獲，關進監獄。由于叛徒指認，張素珍身份暴露，遭到敵人嚴刑拷打，逼迫她交代黨組織秘密。她被折磨得奄奄一息，始終未吐一字。
婆婆賣盡家中所有東西托人求情，才把她保釋出來。涇旌汰游擊隊派人秘密送來藥物，治好了她的傷。傷好以后，她假裝瘋傻，到處亂跑，暗中為游擊隊擔任交通員，四處搜集國民黨情報，秘密為游擊隊傳送信件，直至解放。
新中國成立后，年逾花甲的張素珍更加煥發革命青春，以飽滿的政治熱情參與各項政治活動和社會公益事業，被推選為涇縣各界人民代表。1951年國慶節，她應中央人民政府邀請去首都參加國慶觀禮，在懷仁堂受到毛澤東會見，成為全縣婦女的驕傲。
軍部在云嶺三年，派往茂林的民運組住在當地最大的一座院落——輯園里。輯園的女主人吳鴻賜也是一位抗日救國的積極分子。早年她和丈夫汪席珍曾住在上海。他們的兒子汪侖于1931年參加革命，并于次年到上海參加左翼作家聯盟。為了幫助左聯機關的革命活動，夫婦倆到上海以“居民家庭”作掩護，在白色恐怖中，機智勇敢地擔負著望風、報信等任務。兒子到延安后，他們才回到家鄉。
1938年，吳鴻賜已年近花甲。因為她知書達理，為人正派，辦事又公道，地方上無論老幼都尊稱她為“姑奶奶”。姑奶奶自己制醬、種菜、縫衣，自食其力，大受群眾贊譽。無形中，人們以她為楷模，凡是“姑奶奶帶了頭的，總不會錯”。新四軍依靠她的號召力，婦女工作開展得很順利。
她的家不僅是民運組同志們的駐地，還成為南來北往的新四軍將士的落腳點，粟裕、袁國平等都曾在那里吃住休息過。她把自家供奉仙姑的、比較隱秘的“仙姑廟”騰給中共茂林區委作為秘密辦公室。在那間辦公室里，有許多同志舉起拳頭宣誓入黨，其中就有吳鴻賜老人。
成為中共黨員的老人帶頭報名參加婦抗會，在原婦抗會主任吳友廉參加新四軍后，她接任主任之職。在動員擴軍的群眾大會上，她講擴軍的重要意義，深得人心。國民黨的一個聯絡參謀在群眾大會上大放厥詞，公開誹謗新四軍。吳老太以群眾代表的身份走上講臺，擺事實，講道理，義正詞嚴地逐條駁斥，令對方啞口無言。
皖南事變發生后，早就引起反動勢力仇視的吳老太被逮捕關押，經她老伴四處活動，才得以保釋。她回村后，首先想到的是黨的文件與同志們的安全，立即把事變發生時藏在她家地板下的婦抗會名單及其他文件取出燒掉，以防再遭逮捕或搜查。
果然，她后來又兩次被捕，第三次被捕后遭到敵人反復折磨。吳老太大義凜然，不畏強暴，以年過半百之軀忍受種種酷刑，始終嚴守黨的機密。出獄后，她心系皖南事變時新四軍寄養在群眾家的子女，多次讓老伴暗中探望照料。
舍女兒救女兵
1940年底，新四軍軍部人員分批撤離皖南，轉移到蘇中、蘇南敵后根據地，準備繼續北上。皖南事變前后，蘇南的形勢也緊張起來，不僅國民黨軍隊阻擋著新四軍北上的路，而且日軍也嚴密封鎖了鐵路，沿線的村莊都成了日軍的“愛護村”。在“愛護村”里，人人要掛“良民證”，實行聯保，揚言如果發現窩藏一個新四軍戰士，全村人格殺勿論。同時，還封鎖了運河和長江，船只全部被管制起來，以阻止新四軍渡江北上。
在這種形勢下，新四軍在皖南事變前先行撤離的幾個梯隊全部化整為零，分成幾個小組。戰士們脫下軍裝，換上便服，裝扮成老百姓的樣子，在地方黨組織和老百姓的掩護下，分散行動，待機北上。
像魚兒游到了水中，這段時間內，新四軍戰士生活在老百姓家里，演繹出許多魚水情深的故事。當年流傳最廣、最感人的是發生在蘇南金（壇）丹（陽）武（進）地區一位老鄉用自己的女兒換下了一個女兵的故事。
1941年初，丹陽里莊橋附近的蘇南交通站到了11人，其中只有徐若冰一個女同志。他們在交通站站長的安排下，每天早出晚歸，清早背上行裝，躲進離村二三里路的竹園里，等到吃飯的時候回到村里，吃完飯后，又匆匆離去。
發生故事的那天，北風呼嘯，夾著濛濛細雨，路上幾乎不見人影。就在回交通站吃午飯的時候，大家議論著說：“這樣的天氣，汪派（偽軍）不會來的，我們放心吃飯吧。”可是話音未落，只聽交通員大聲喊道：“快跑呀！快跑呀！汪派來了！”接著，槍聲、嘈雜聲連成一片。11位新四軍戰士混在老百姓中間，紛紛向田間跑去。新四軍女兵徐若冰慌忙中發現，人群中竟看不到一個婦女，只有自己是個女的，混在里頭目標顯然太大。怎么辦？正不知所措之際，交通站隔壁跑出來一個老人，他一把拽住徐若冰，說：“姑娘，快！快到我家來！”
老人也姓徐，是交通站站長的弟弟。他頭發花白，五十多歲，配合他的哥哥幫助新四軍做了許多好事，周圍群眾像尊敬他哥哥一樣尊敬他。他讓徐若冰到灶下燒火，以避開偽軍的視線，叫女兒鳴鳳在灶頭上做飯，并對徐若冰說：“不要怕，你就說是我的外孫女，從上海來的，為外婆做周年忌日的。”
偽軍一進村就不停嚷嚷：“誰是新四軍，快快站出來，否則，抓到后立刻打死他！”“誰窩藏新四軍，就沒有好下場！”隨著一陣吵吵嚷嚷，幾個偽軍闖進徐大爺家。他們像餓狼似地翻箱倒柜掠奪財物，注意力并不在搜查新四軍上。就在他們剛要離去的時候，進來一個便衣漢奸，他賊眼一溜，發現了徐若冰，一伸手把她揪了出來，喝問道：“你是不是新四軍？跟我走！”
沒等徐若冰開口，徐大爺連忙護住了她，并跪下向他們哀求道：“她是我外孫女，從上海來的，為她外婆周年忌日來的，不是新四軍，求老總放了她吧！她膽小害怕呀！”徐若冰此時不能說話，一開口，口音不對，更會引起懷疑，索性就裝得像沒有見過世面的女孩子一樣，站著不動。那個漢奸看看她的穿著打扮，又看看她的神態，對徐大爺的話似信非信，手仍揪著不放。徐大爺跪在地上苦苦哀求：“老總，你放了她吧！你不信的話，請看掛在墻上的錫箔、紙錢，我們正為她外婆做忌日呢。”那個漢奸說：“不管她是不是新四軍，我一定要帶走！”說著就惡狠狠地揪著徐若冰的衣領往外拉。
眼看著那漢奸態度堅決，非要把徐若冰帶走，徐大爺急了，他含著眼淚，指著他的女兒鳴鳳說：“老總，你們要帶還是把她帶走吧，若是把我的外孫女帶走，我對不起她的父母和外婆呀！”就這樣，漢奸把徐大爺的親生女兒帶走了。
鳴鳳姑娘一句話也沒說，跟著漢奸走了。徐若冰著急地抓住徐大爺的手：“大爺，鳴鳳她……”徐大爺拉著她的手說：“小徐，你不好再呆在這里了，馬上送你走！”她還是不放心地問：“鳴鳳怎么辦？她不要緊吧？”大爺安慰著說：“你不用擔心，她是本地人，可以想辦法弄出來的。如果你被帶走，就沒救了。孩子，你放心走吧！”
徐若冰依依不舍地告別了徐大爺，轉移到另一個村子。不久，她安全地過了運河，過了鐵路，過了長江，到達鹽城新四軍新軍部。
全國解放后，徐若冰曾多方打聽徐大爺和鳴鳳姑娘的情況，都未有結果。直到“文化大革命”時期，徐若冰被審查，“造反派”為了找出她“可能是叛徒”的證據，到丹陽外調，居然找到了鳴鳳。當年這個舍身救女兵的鳴鳳姑娘，面對“造反派”的“三堂會審”，義正嚴詞地說明了當時的情況，又一次保護了徐若冰。徐若冰也由此找到了鳴鳳，并把她接到了自己工作的地方。
當這些女兵冒著炮火，沖進硝煙，誰還能把她們與“弱者”聯系在一起？和男兒一樣，她們轉戰大江南北，宣傳抗日，發動群眾，救護傷員，經受著炮火與硝煙的考驗，接受著血與火的洗禮。在艱難的戰爭歲月里，她們要比男子付出更多的辛勞和心血，做出更多的犧牲和奉獻。她們同樣是頂天立地的人，是值得我們欽佩并謳歌的人，是值得史學家、文學家大書特書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