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順元
1938年8月，劉順元以中共皖東工委書記身份到達皖東。此后，歷任中共蘇皖邊省委書記、中共津浦路西省委書記、中共津浦路東省委（后易名津浦路東區委）書記、中共淮南區委副書記兼路東聯防司令部政治委員等職。在七年時間內，他深入實際、調查研究的工作作風，堪稱楷模。曾任《淮南日報》社社長的石天行賦詩贊稱劉順元：“嚼殘江左三冬雪，染出淮南一代紅。”
深得劉少奇贊賞
1939年12月，中共中央中原局書記劉少奇抵達中共蘇皖邊省委駐地崗李村附近的大橋鎮，劉順元主持了歡迎大會。
會議結束后，劉順元到劉少奇住處匯報工作。劉少奇不待劉順元開口，便拿出新四軍軍分會書記項英發來的三封電報讓劉順元看，想聽聽劉順元的看法。劉順元毫無顧忌地對三封電報評頭論足說道：“項英同志主張單純依靠談判來阻止國民黨的武力進攻，我看這樣做肯定要失敗。”劉少奇問：“那你主張怎么辦？”劉順元說：“我們蘇皖邊省委和江北指揮部的絕大多數同志，都主張以牙還牙，用武力反擊頑固派的武力進攻。”劉少奇又問：“現在我們的力量還比較弱小，能打退他們的進攻嗎？”劉順元匯報了新四軍第四、第五支隊在路東和路西反“掃蕩”和反頑的戰績后說：“徐海東、羅炳輝都是能征慣戰的戰將。我們蘇皖邊區在第四、第五支隊的支持下，先后建起了巢縣、合肥、全椒、含山、天長、和（縣）江（浦）、來（安）六（合）滁（縣）、藕塘、盱（眙）嘉（山）、定（遠）鳳（陽）等10多個縣委和中心縣委。眼下，新四軍進入皖東的主力部隊已經受了大小戰斗的考驗，很能打仗；更何況我們在皖東還有300萬群眾的支持。國民黨頑固派向我們進攻，既增加了我們的壓力和困難，但也解除了我們的束縛。我們可以放手在敵后發動群眾，建立自己的政權，就是你所說的要建立自己的家。幾百萬群眾發動起來后，要人有人，要糧有糧，處處有哨，村村為營，就誰也奈何不了我們。”劉少奇傾聽劉順元的陳述后點頭說：“你的意見很好。”
劉順元離開時，劉少奇要他回去寫兩個材料：一個是對鞏固發展皖東抗日根據地的書面報告，一個是寫一份黨課教材。劉順元用了兩天時間把兩個材料寫好了，送給了劉少奇的秘書劉彬。
第二天，劉少奇又邀劉順元去談話。一見面，劉少奇就稱贊說：“書面報告寫得很好，有戰略眼光；所寫的黨課教材也不錯。”此后，劉少奇與劉順元相處有大半年時間，通過多次接觸，更增加了他對劉順元的信任和器重。當成立中共津浦路西省委、路東省委時，先任命劉順元為路西省委書記；當劉少奇轉至路東后深感這里形勢嚴峻，于是又調劉順元任路東省委書記。
獻緩兵計殲頑軍
1940年3月，國民黨安徽省政府主席李品仙發兵向新四軍皖東抗日根據地大舉進攻，駐津浦路西定遠縣大橋鎮的中共中央中原局機關以及新四軍江北指揮部告急。新四軍再三向李品仙呼吁團結抗日，建議以淮南鐵路為界，我不西進，彼不東犯。但李品仙置之不理，繼續向新四軍進犯。其北線顏仁毅部前鋒已進至池河西岸，與大橋鎮僅有一水之隔；其南線劉子清部也占領了與大橋鎮僅一天路程的界牌集。為此，劉少奇決定，從津浦路東調回新四軍第五支隊，與路西的第四支隊合力反擊來犯的國民黨頑軍。但這時，第五支隊離此尚遠，一時不能到達；第四支隊也不能馬上到達指定位置，形勢十分危急。
在劉少奇焦急之時，足智多謀的劉順元獻上一條妙計：一面派就近的第四支隊特務營搶占池河東岸，占領有利地形，堅守陣地，羸得時間，等待主力部隊集結；一面派黨政干部連夜深入農村，動員根據地群眾，過河“歡迎”尚有統戰關系的國民黨軍，以拖延其發動進攻的時間。
他這一著，果真有效。第二天清晨，池河兩岸突然人山人海，彩旗飛舞，鑼鼓喧天，數以千計的群眾高呼“歡迎國軍，團結抗日”等口號。國民黨軍愕然相顧，不知所措。等到他們覺察是新四軍的緩兵之計，驅散群眾時，新四軍第四、第五支隊和蘇皖支隊抄襲頑軍后方的戰斗已經打響。頑軍顏仁毅部慌忙撤兵回援，第四支隊第九、第十團乘機將運動之頑軍殲滅大部；劉順元率第四支隊第七團還擊由南線來犯之劉子清部。經過一晝夜戰斗，共殲滅頑軍第十、第十二游擊縱隊2000余人，其中俘1000余人；新四軍傷亡136人，收復了界牌集，乘勝解放了定遠縣城，中共中央中原局機關轉危為安。劉少奇說，這一仗劉順元功不可沒。
利用“同鄉會”剿滅土匪
距離中共津浦路東省委駐地半塔集不遠的十里長山，是遠近聞名的土匪窩，已有多年的歷史。大通、屯倉等地的地主武裝暴亂被鎮壓之后，一些反動地主武裝頭目也潛逃在此山區之中，淪為武裝土匪，經常襲擾抗日根據地，殺害抗日群眾和干部。
十里長山一帶，歸中共路東省委直屬區管轄。區委書記兼區長楊思九奉省委書記劉順元指示，曾帶領便衣隊，化裝進山偵察匪蹤，又組織區屬武裝和民兵，用拉網式的辦法進山搜剿，成效甚微。
劉元順隨地方武裝進山調查匪情，發現十里長山一帶居民，大多是從山東逃荒要飯而來的窮苦農民。便與楊思九等區委干部研究對策。劉順元要楊思九組織“山東同鄉聯誼會”。劉順元解釋說：“我知道山東人的同鄉觀念重，咱們就利用一下他們的同鄉觀念，來為我們剿滅土匪服務。”劉順元自任會長，楊思九任副會長。楊思九為難地說，自己是安徽渦陽人，不便擔任副會長。劉順元開導說，你楊思九北伐時到過山東菏澤，就自稱是山東曹州府人氏吧。楊思九遵照劉順元的指示，以山東曹州府人氏名義，來到十里長山，組建了“山東同鄉聯誼會”，串連了一批批的山東逃荒者，要求會眾發現匪情就來通風報信，大伙同心協力鏟除匪患。
當十里長山的群眾發動起來之后，山區的玉米等高稈作物也已收割，土匪難以藏身了。劉順元認為時機已到，便把路東省委下屬的3個區的區長召來，組織了12個武裝小隊，明確分工和聯絡信號，約定時間，分頭進山圍剿。部隊進山后，便接到“山東同鄉聯誼會”成員的報告，有20多個匪徒隱藏在獨山廟里。區小隊當即組織四面包剿，把土匪從廟里轟了出來，七八個頑抗的土匪被一一擊斃，十多個逃入深山中的土匪，被“山東同鄉聯誼會”成員揭發檢舉，也一一被制服。其他隱藏的武裝土匪，在群眾的檢舉協助下，都全部捉拿歸案。從此，路東根據地匪患徹底根除了。
組織“工抗會”參加抗日
1940年春，劉順元與劉少奇在路東大田郢村交談時，劉少奇問劉順元：五一國際勞動節快到了，能不能開個紀念大會？借此機會也把半塔地區的工人群眾組織起來。劉順元深知劉少奇長期從事工人運動，一向重視依靠職工群眾開展工作。他回答說：“我們努力一下，估計有這種可能。”
劉順元立即把半塔中心區委書記胡昌明、副書記鮑有蓀等人召來，討論如何落實劉少奇的指示。眾人分析，半塔地區的產業工人為數很少，可以擴大到農村的雇工和鐵匠、木匠、瓦匠、皮匠、裁縫等“五匠”中去，就會人多勢眾了。經過調查，劉順元認定皮匠張晶之、裁縫楊言德、瓦匠陳長榮、雇工劉傳柱等為人都比較純正，且粗識文字，可以作為“工抗會”籌委會成員。劉順元提議對集鎮上的工人和農村雇工及“五匠”，分別提出改善他們政治地位和生活待遇的十項要求。短短幾天，周圍十幾個村鎮的工人、雇工、“五匠”都發動起來了。
劉順元了解到小李郢村有個民兵神槍手叫李應生。此人在反“掃蕩”、反摩擦戰斗中先后擊斃26個敵人。他家里有個杏樹園，可容納千人開會，便決定，五一紀念大會在那里召開。
5月1日這天清早，半塔鎮上的工人隊伍與農村的雇工、“五匠”隊伍約1600余人，浩浩蕩蕩開進杏園大會場。劉順元、鄧子恢（兼津浦路東人民抗日聯防辦事處主任）、方毅（兼副主任），由胡昌明、鮑有蓀陪同，登上了主席臺。劉順元看到一些遠道而來的女工背著孩子前來開會，感動得眼含淚水，動情地說：“我沒有想到，今天有這么多工人兄弟來參加紀念大會。事實證明，工人階級是革命的中堅力量，也是抗日的中堅力量。我們就是要依靠你們，依靠廣大的人民群眾，來打鬼子，建設抗日根據地。”
紀念大會開得熱烈而隆重。通過了《半塔區工人抗敵協會章程》和理事會名單，選舉張晶之為理事長，楊言德為副理事長。接著舉行盛大游行，隊伍從小李郢村游行到半塔集，繞鎮一周，游到劉少奇駐地大田郢村時，游行人數增加到4000多人。劉少奇高興地站在村口，頻頻向游行隊伍揮手致意，高呼“工人階級萬歲！”“抗戰勝利萬歲！”
劉順元組織鄉鎮“工抗會”的消息，不脛而走。淮南各地紛紛響應，也成立了自己的“工抗會”，鄉鎮的工人階級，開始有組織地走到了抗戰的第一線。
創辦民眾合作社為民謀利
1940元9月，劉順元發現半塔地區的油坊老板李寶隆欺行霸市，明明一斗芝麻能出6斤香油，但農民到他那里還換不到2斤香油。
劉順元和大家商量解決辦法。他提出由“工抗會”組織民眾合作社，為農民榨油。當時決定以“工抗會”正副理事長張晶之、楊言德為首的近20人組成合作社籌委會。第二天，籌委會在工人俱樂部召開了全鎮工人、“五匠”大會，中共半塔中心區委負責人到會，解釋了開辦民眾合作社的好處和政策，號召大家自愿入股，并對全區工人和“五匠”提出“自己當老板，失業時到合作社來做工”的口號；對農民和小商小販提出“參加合作社，吃便宜油”的口號。經過幾天的活動和籌措，集資200多元。劉順元又指示聯防辦事處投資200元，還捐出兩匹老馬，支持“工抗會”辦合作社。
10月2日，半塔民眾合作社正式開張榨油。農民拿芝麻來換油，每斗芝麻換4斤半香油，不需付款；如果付款買油，每斤比市價便宜10%。在劉順元和區委的支持下，民眾榨油合作社越辦越紅火，受到廣大民眾的歡迎。四面八方的“民抗會”會員聞訊，也紛紛向合作社入股。民眾榨油合作社開業只20天，股金即達1305元，盈利500多元。
在劉順元等的指導下，民眾合作社從單一的經營榨油，發展到經營日用百貨、農具、種子、糧食和醫藥用品。以后，又逐步辦起了織布廠、被服加工廠、毛巾廠、農具廠、卷煙廠、畜牧場，經營范圍也逐步擴大到整個路東各縣。時至1944年，已擁有數十家分社和門市部，積累資產近千萬元，年利潤近600萬元，廣大社員從換油、換布、換日用品以及分紅中獲益近千萬元。之后走紅全國多年的“飛馬牌”香煙，就是半塔民眾合作社的名牌產品。
劉順元支持創辦的半塔民眾合作社，成了淮南抗日根據地的一面旗幟，也成了培養干部的一所學校。該社的主要干部，許多同志都成為新中國成立后各條戰線的領導人或骨干。如楊言德，后來成為國家鹽務局局長；周福生，后來成為本溪鋼鐵公司的經理；鮑有蓀，后為中共江蘇省委組織部副部長。延安《解放日報》1944年3月10日以大半版的篇幅介紹《淮南半塔民眾合作社》。按語指出：“半塔民眾合作社的方向，和延安南區合作社的方向是一致的，可以說是敵后根據地發展南區合作社運動的一個典型”。
劉順元認為，半塔民眾合作社的發展，只是解決了淮南路東地區軍需民食方面的某些實際問題；但許多農戶由于缺少耕牛、農具、資金和勞動力，不能及時地耕種和收割，生產生活仍有許多困難。
他根據馬克思《資本論》關于協作可以產生新的生產力的論述，以及當地民眾有互相換工的傳統，指示半塔中心區委組織引導民眾開展勞動互助運動，建起了若干個勞動互助小組。其中，大余郢村駱騰云互助小組最為出色，形成一套公平合理的互助辦法。經劉順元總結，概括為自愿、公平、公私兼顧和提高生產技術四個原則，推動了勞動互助合作運動的開展。到1944年7月1日，淮南根據地已組織起8000個互助小組，參加農民10萬余人。
1945年3月淮南地區召開第一屆群英大會，劉順元邀請駱騰云作典型發言，并代表區黨委和淮南行署授予駱騰云勞動模范稱號。駱騰云成為與陜北吳滿友齊名的著名人物。
劉順元創造性的工作，結出了豐碩的成果，在華中抗日根據地史上留下了精彩的一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