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6月中旬，我正在延安中央黨校學習，接到要我和另外十幾位同志到華中新四軍四支隊去工作的命令。命令宣布后，我們即離開中央黨校，住到中組部招待所。出發前幾天，招待所領導通知我們，中央有位領導同志要來同大家談一次話。
晚飯后7點多鐘，上級要我們到招待所會客室集中。我們走進門一看，才知道原來是劉少奇找我們談話。當時，劉少奇是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原局書記。陪同少奇一起來的有：準備到新四軍江北指揮部任副指揮兼四支隊司令員的徐海東，總政組織部干部科副科長李信等。
少奇操著濃重的湖南口音說：我們都是準備到華中去工作的。原先準備同大家一起走，現在中央要開個會，我和徐海東都要推遲些日子才能走。現在國內形勢有些緊張，所以要你們先走幾天。你們是準備到徐海東支隊去工作，就是新四軍第四支隊。因原來的支隊司令員高敬亭犯了錯誤，現在中央決定徐海東任新四軍江北指揮部副指揮兼四支隊司令員。你們到那里工作，主要是到基層去，要做艱苦細致的思想政治工作，要好好地團結原有干部，與他們打成一片，不要怕困難，要起模范帶頭作用，把這支部隊爭取回到黨的正確領導下來。
談到這里，少奇著重向我們介紹了原四支隊司令員高敬亭犯錯誤的一些情況。他說，高敬亭過去在紅二十五軍工作，是工農出身的干部，工作是有成績的。當紅二十五軍離開鄂豫皖根據地時，他被留下堅持大別山革命斗爭。是他將留下的傷病員收攏組織起來，并聯絡各個游擊隊成立了紅二十八軍，自任軍政治委員。在艱苦環境下堅持大別山游擊戰爭，給敵人以沉重打擊，并發展了革命武裝。但后來他居功自傲，發展到竟然不執行中央的命令。高敬亭的變化，有其歷史和社會根源。這與他在較長時期以來不嚴格要求自己有很大關系。領導作風上家長制，個人說了算，別人的意見是聽不進去的。還有，他在干部路線上搞任人唯親，七團團長楊克志和政委曹玉福曾經是高敬亭的警衛員和文書，他認為是自己的親信，就委以重任。中央早有指示，要他率部向東挺進，但他猶豫觀望，使第四支隊錯過了大好發展時機，給以后的斗爭增加了困難。當中央指出他這些錯誤時，他不接受，甚至把中央派去工作的干部趕跑。他的所作所為，不僅使部隊工作受到不應有的損失，而且還直接影響到一批干部，如楊克志、曹玉福最后竟與黨背道而馳，叛逃到立煌縣國民黨那里去了。
在談到當時中央對高敬亭問題的處理所采取的方法和原則性意見時，少奇說，對高敬亭問題的處理，主要取決于他本人的態度。中央念其過去對革命有功，還是想方設法挽救他。本著教育、爭取、改造為主的原則，打算首先向他指出所犯錯誤的嚴重性和對黨的事業造成的危害性，使他對自己的問題有一個深刻的認識。如他思想通了，愿意離開部隊到延安學習一個時期當然更好。第二，要是他現在還不想離開部隊，我們就把他調離四支隊，讓他到新四軍江北指揮部當副指揮。以上兩種辦法他都不愿接受的話，那就允許他自己選擇一個安全適當的地方休息，一切生活費用由組織包下來。以后他想通了，我們還是給他繼續工作的機會。
少奇說到這里，點燃一支香煙，深吸了一口繼續講道，四支隊是支有著光榮革命傳統的部隊。原紅二十八軍是她的老底子。部隊在艱難困苦中，堅持了大別山的革命斗爭，對革命作出了重大貢獻。由于長期遠離黨中央的領導，主要領導人高敬亭犯了錯誤，與全體指戰員是沒有關系的。你們去到那里后，要服從分配，越到下層越好。要緊密依靠和團結全體指戰員一道工作。特別是要幫助做好原來犯有某些錯誤的干部和受高敬亭影響較深干部的團結教育工作。這項工作做好了，對于肅清高敬亭在四支隊的影響，穩定指戰員的情緒，鞏固部隊，都將會起到極其重要的作用。整個談話大約持續了一個多小時。
一兩天后，我們就離開了革命圣地延安，奔赴華中敵后。當我們路經八路軍西安辦事處時，得知四支隊正在開展對高敬亭的斗爭。到達八路軍洛陽辦事處后，聽說高敬亭已被關押了。等到了河南確山縣新四軍竹溝鎮八團留守處，得到的消息是：高敬亭被槍決了。當時我心中就想，怎么處理得這么快呀？而且處理的方法和結果都與少奇在延安向我們介紹的中央意圖不一樣啊！直到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才知道高敬亭是被錯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