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小圖書館館長胡時杰
我心中的楷模是舅舅胡時杰——一位平凡而又不平凡的新四軍老戰士。
我從小在外婆家中長大，卻很少見到舅舅，只聽大人們說我舅舅不但人長得高大，且能文善畫，曾是這小城里少有的幾個能寫大楷，在定海街頭畫抗日宣傳畫的人之一。我暗想，我大起來一定要學舅舅那樣能寫會畫。但在我兒時印象最深的卻是外婆的擔憂。那時候外婆家的生活非常清苦，我也不知道舅舅在外做什么，每當夜幕降臨，為節省幾個燈油錢，家里總是早早地關門上栓，我與年邁的外婆在月光的伴隨下上床，在聽外婆講述太平天國女兵的故事中進入夢鄉。但我又經常在夢中驚醒，這時外婆總是將我緊緊地摟在懷中，門外的狗叫和雜亂的腳步聲，伴著外婆的唉聲嘆氣，她自言自語地說：“今晚狗叫得這么兇，又不知哪個好人家要遭殃了?！?/span>
這樣的日子一直持續到1950年5月17日舟山解放，外婆的臉上才有了笑容。不久，我背起書包上學了，才漸漸從外婆和老師那里知道舅舅參加革命的經歷，原來，外婆不但為被國民黨警察抓走的人擔憂，也在為舅舅的安危擔憂。
八一三淞滬戰役爆發后，在上海學徒、又在上海美專學習的舅舅，失業、失學回到定海家中，他不甘心當亡國奴，積極參加定海的抗日救亡運動，與一批熱血青年于1937年10月在外婆家中辦起了“小小圖書館”，并擔任館長。小小圖書館在定海這個島城發展很快，還在白泉、岱山、沈家門等地辦起了分館，還經常組織流動圖書館到鄉下去宣傳抗日。郭沫若同志曾兩次題寫館名，許多老人回憶起參加革命的經歷時，總說起當年在小小圖書館受到的革命啟蒙教育，許多當年的圖書館骨干參加革命后，有些已為國為黨捐軀了。
1938年8月，舅舅和島城里6位志同道合的青年在上海地下黨的介紹下，一路跋涉，乘船轉車，最后又步行數百里，最終到達皖南參加了新四軍。在軍教導總隊學習期間加入中國共產黨，學習后擔任教導總隊的干事。當《新四軍軍歌》第一次在教導隊試唱時，他不但以渾厚的男低音參加了試唱，還在教導隊里畫了有關軍歌的宣傳畫；當新四軍軍部要撤出皖南時，他在墻壁上畫了大幅的《別了！三年的皖南》宣傳畫。
1941年1月12日，他在皖南事變突圍中身負重傷，昏迷中不幸被捕，在茂林戰俘營，他與楊進（新中國成立后任上海音樂學院黨委書記）、于仲儒（新中國成立后曾任上海中醫學院黨委書記）組成了秘密黨支部，并擔任宣傳委員，號召難友互相幫助、團結戰斗，特別是要照顧好重傷員吃上飯、喝上水。3月底他與鄧旭初（新中國成立后曾任上海交通大學黨委書記）被押送到江西上饒集中營。
在上饒集中營鉛山士兵大隊里，我舅舅想方設法欲逃出殺人的魔窟，他用筆在集中營里畫了四幅抗日宣傳畫，不料暴露了新四軍干部身份。就在敵人要把他轉入上饒集中營干部大隊的前夕，即1941年6月的一個夜晚，他在原新四軍一位小通信員的幫助下逃出魔窟，又經江西老鄉的協助，輾轉返回浙東，找到了時任三東工委委員的王起，隨后潛伏在國民黨柴橋區政府中，為新四軍浙東游擊縱隊和地下黨組織提供情報，并經組織審查恢復黨籍。
1941年6月，胡時杰在上饒集中營時畫的四幅草圖
抗日戰爭勝利后，他奉命北撤，后又被派回定海，1946年春擔任了中共定海城區支部書記，以定海慈云小學校長的身份掩護從事革命工作。在這期間，他和支部一班人領導和發動了定海的學生運動，為四明山根據地和黨所領導的隊伍培訓報務員，為舟山的革命武裝提供情報，其支部成員也從最初的6人發展到11人。1948年夏天因身份暴露轉移到上海，在上海設法購置四明山根據地急需的收發報機，并于1949年初帶兩名脫離國民黨空軍的飛行員到四明山根據地參加革命隊伍。
新中國成立后，舅舅因在外地工作，很少回定海家鄉，但他每次回來雖然話語不多，對我來說可都是金玉良言了。他不但要我學習好，還要注意身體好，他說一個海島的女孩子，除學習、做家務外，以后要走出家門，要自立，還要學會三件事，即學會吃辣椒、學會游泳和騎自行車，這三件后來我都學會了。記得有一次我下鄉時，夜晚走路看不清路，掉入河中，因會游泳而自己游到岸邊，救了自已一命。
我雖然從小在外婆的呵護和舅舅的教育下長大，但畢竟是寄人籬下，旁人的冷眼和岐視及某些歷史原因使我很自卑，特別是在升學、入團、入黨等受影響時。舅舅總是叮囑我：堅持做自己認為對的事，不要聽人風言冷語。外婆去世時我還未工作，是舅舅給我留了一點生活費，當時舅舅的家庭負擔也重，還要照顧我和另一位親戚家的女孩子，真是慈父之心呀！在舅舅的身教言傳下，我自小就養成了節儉、刻苦、堅韌、勤奮的品德和先人后己的風尚。
“文革”中，舅舅被扣上叛徒、特務等莫須有的帽子關入牛棚審查，我去送衣服，也曾被造反派關了一個多星期。后來舅舅被發配到嘉興一個基層供銷社做繁重的體力勞動。
這時，我迷糊了，很不理解這些做法。記得有一次我問舅舅：“你們參加革命多年，現在還不如一個普通工人，你內心是怎樣想的？”
舅舅回答得很干脆：“毛主席會安排好的！”
這句話我牢牢地記在心上。他鞭策我努力工作，刻苦鉆研業務，為廣大的漁、農民解除病痛，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為黨爭光。我始終以黨員的標準來嚴格要求自己，在改革開放中我加入了中國共產黨。舅舅也在“文革”結束后落實了政策。
舅舅以他93歲高齡走完了他平凡而傳奇的人生之路。他在1996年11月22日就立遺囑：“壽登耄耋，無愧此生，瀟灑以去……感謝黨和人民對我晚年關懷，不要眼淚、骨灰、花圈、告別、黑紗、不要驚動別人……”
舅舅走了，他的人品和革命精神永遠值得我學習和發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