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戰爭爆發后，國民黨上層以軍政部長何應欽為代表的親日派，在最高會議上堅決反對對日本開戰。消息傳出，激起了國人的極大憤怒。當時，在國民黨內部，許多年輕有為的青年軍官對親日派極為不滿，其中以王鳳起為首的青年軍官，還秘密組建了“中國青年軍人將校團”(以下簡稱“青年將校團”)，以圖效仿發動“二二六政變”的日本少壯派軍人，在中國發動軍事政變奪取政權。
王鳳起，遼寧昌圖人，1939年從抗戰前線考入設在陪都重慶的中央陸軍大學第十七期深造。在那里，他很快找到了志同道合的知音，與四川人陳蘊山、湖南人曹澤衡、貴州人胡翔、浙江人梅含章、河北人傅岳結成了“反蔣六兄弟”。
秘密組建“青年將校團”
“青年將校團”的成員都是年輕有為的熱血青年，他們認為，要推翻蔣介石的政權，非得有一個手握重兵、威震四方的頭面人物出來舉旗不可。他們心中的理想人物就是陳誠。陳誠在國民黨軍中頗有威望，富有正義感，又是蔣介石的浙江老鄉，被蔣介石視為心腹。
1941年冬，王鳳起受眾人委托，秘密拜見陳誠。時任第六戰區司令長官兼湖北省主席的陳誠，對王鳳起的一腔愛國之情非常贊賞。他認真聽取了這位血氣方剛的青年軍官準備舉事的想法和請他出山舉旗的懇求。陳誠有著豐富的政治斗爭經驗，聽完后微笑著說:“我很贊賞你們的愛國熱情，中國有你們這些愛國將領，日本想亡我是不會得逞的。”
這次談話，使陳誠打心底對王鳳起另眼相看。王鳳起“陸大”畢業后，被陳誠指名要到第六戰區，任他的機要參謀。后來陳誠調任遠征軍司令，王鳳起又隨他到了云南楚雄，任少將作戰科長。
有了陳誠的秘密照顧，不久，“青年將校團”中的核心人物也都從“陸大”畢業并進入各部隊任要職：胡翔當了云南第八軍上校副參謀長；梅含章去西安胡宗南的第三十四集團軍任裝甲團上校副團長；傅岳當上陸軍機械化學校戰車營上校營長；陳蘊山留在重慶任憲兵司令部作戰科上校科長；曹澤衡也去了云南，任第十一集團軍副參謀長。
從1941年“青年將校團”秘密成立到1943年短短的兩年時間，其成員在國民黨各大戰區、各軍兵種具備了相當的力量，并逐步形成了一張組織嚴密的網，他們制定了完備的政變奪權綱領、計劃，加緊準備。
密信泄密 主謀被捕
“青年將校團”在國民黨軍中力量日漸壯大，為了確保軍變成功，他們多方活動，秘密創建政變指揮部。征得陳誠同意，經過“青年將校團”一班人積極爭取，1943年１０月，王鳳起被國防部調到重慶，任陪都衛戍司令部少將作戰科長。
王鳳起在辦理調動手續時，意外地收到了陳蘊山從重慶送來的密信，說局勢瞬息萬變，催他趕快去重慶。當時因為有急事不能馬上赴渝，他便托即將赴渝的“青年將校團”成員、上校參謀徐文山將他寫給陳蘊山的密信帶到重慶。他在信中對陳蘊山發出三條指令:一是抓緊時間擬定舉事之時需要逮捕的人員名單；二是立即物色并組織政變突擊隊；三是等他到了重慶，即日發動政變。
帶著密信的徐文山乘坐一輛美國軍用卡車離開楚雄，一路往昆明飛馳，打算到昆明再轉乘飛機去重慶。中午，他們在路邊停車吃飯，遇到了老部隊一個姓童的參謀。吃完飯，童參謀盛情邀徐文山上他的吉普車去昆明。徐文山想到路上有人陪伴更加保險，就沒有拒絕。
臨近天黑時，吉普車到了昆明城外，這時公路前方出現一道檢查站，他們的吉普車被迫停下來接受檢查。軍統特務從徐文山身上搜出了王鳳起寫給陳蘊山的密信,立即向重慶的戴笠作了報告。戴笠大驚,連夜向蔣介石報告。蔣介石看了密信大為震怒，立即下達手諭將分布在全國各地的“青年將校團”骨干秘密逮捕，解押重慶，由戴笠直接審訊。
很快，陳誠也得知消息。他趕緊叫來副參謀長劉云翰等人商量對策，并囑咐親信說:“我們要爭取主動，立即逮捕王鳳起，等候押解重慶。我這就連夜飛赴重慶，去澄清事實。”
王鳳起被捕后，陳誠暗中派親信劉云翰到獄中看望，并暗示說:“你們‘青年將校團’的事情，陳長官根本不知道，也不知道你們暗中還有這樣一個組織。”王鳳起自然心領神會，連連點頭。劉云翰向他交底說:“陳長官待你們不薄，看你是個人才，也是一條漢子，希望不要出賣別人，陳長官一定盡力救援。”
“推翻蔣政府是中國的光明出路，‘青年將校團’是我們自愿組織的團體，與陳長官沒有任何關系，請副參謀長轉告陳長官放心!”王鳳起在獄中當面向劉云翰表了態。
“好！陳長官沒有看錯人！”劉云翰接著安慰王鳳起說:“看得出你是一位不怕死的軍人，但你們的案子驚動了委員長，并交由心狠手辣的戴笠審理。你可能會吃些苦頭，一定要有個心理準備。當然，陳長官一定會聯絡力量搭救你們。”
第二天晚上，王鳳起被秘密押往重慶，戴笠親自審問。
戴笠是殺人不眨眼的魔鬼，他皮笑肉不笑地對王鳳起說：“蔣委員長是寬宏大量的，你們都是校長的學生，是以國家民族命運為己任的軍官。所以，按蔣委員長的意思，他并不想難為你們，請你來，是要你說清楚這件事的來龍去脈:發起人是誰?最終動機是什么?誰是幕后策劃者？”但王鳳起一口咬定自己就是“青年將校團”的頭，一切與他人無關。
當戴笠審問其動機時，王鳳起昂首挺胸地回答:“我們‘青年將校團’的成員，都是一批對時局憂心如焚的年輕軍官。當我們發現黨的上層一些人在抗日問題上畏首畏尾，親日派猖獗……我們的動機和任務就是除掉黨內的親日派，建立起一個全民抗日的新局面。”
戴笠早就知道，在國民黨高層，以軍政部長何應欽為首的一批軍官反對抗日，主張抗外必先平內的政策，也就不再說什么。他又問王鳳起:“你們都是校長的學生，既然你們認為自己的出發點和落腳點都好，為何不直接向校長報告?”
王鳳起做出一副很委屈的樣子解釋道:“前年某日，我曾找到中央黨部組織部長朱家驊，希望通過他見到委座，向委座面呈一切，可惜石沉大海。下情既難上達，迫不得已，只好先造成既成事實。”
“你們的行動計劃是什么？”
為了保護“青年將校團”的力量，王鳳起把密信中的內容重復了一遍。因為密信已經在戴笠的手上，隱瞞已無必要。
審訊從晚上8時一直進行到凌晨3時才結束。接下來，戴笠秘密地將在冊的“青年將校團”軍官300多人全部逮捕。
盡管蔣介石對抓捕“青年將校團”的事極為秘密，但還是被共產黨的記者獲悉，重慶《新華日報》很快報道了“有愛國青年將官們因反對內戰而被捕關押”的消息。一時間，輿論大嘩。
在逮捕胡翔時，還出現了一個小插曲。胡翔所在的第八軍，駐扎在滇緬抗日前線，軍長何紹周是何應欽的侄兒。何紹周接到蔣介石秘捕胡翔的手諭后，不知是念及與胡翔貴州老鄉關系，還是別的原因，在軍部向胡翔詢問整個事情的緣由時，還出示了蔣介石的手諭，很是客氣。三天后，軍統特派員李家杰前來解押胡翔。臨別時，何紹周和他的副軍長李彌特為胡翔設宴餞行。
迫于壓力 無罪釋放
“青年將校團”的主要成員都被關進白公館監獄，王鳳起等6名核心人物，雖是蔣介石指名訊辦的“欽犯”，但因有陳誠等暗中斡旋，在獄中成為受到優待的“特別休養人”，有相當的自由。
1947年3月，蔣介石發動全面內戰，為了拉攏人心，另一方面也急需軍事人才補充，加上陳誠不斷在蔣介石面前說好話，蔣介石做出批示，宣布在白公館關押近4年的王鳳起等6人“無罪釋放，由國防部分派工作”。3月28日，王鳳起等人回到了南京，向國防部報到。
“青年將校團”表面上是被蔣介石瓦解了，但中堅力量更加成熟。王鳳起趁當時東北局勢混亂之機，想方設法回到自己的老家沈陽，通過妻子富平的老師、中共地下黨負責人閻寶航、高崇民的關系，秘密到已經解放了的哈爾濱請求任務。黨組織讓他們夫婦再次潛入沈陽，留在國民黨內部，爭取沈陽和平解放。
王鳳起很快找到同鄉兼陸大校友、時任沈陽第二守備部隊少將總隊長的秦祥征，被推薦擔任了該部隊副總隊長兼參謀長。富平利用丈夫的身份作掩護，對守城的國民黨部隊進行策反。
1948年5月，國民黨守城主力部隊新一軍新五十三師師長許賡陽答應起義，聽從王鳳起調配。當時王鳳起手中掌握的兵力有3萬人之多。
夫婦倆的策反活動被沈陽防衛司令周福成發現。10月29日，周福成將秦祥征叫去大罵，下令秦祥征即刻回去，將王鳳起抓起來槍斃。秦祥征和王鳳起早已結為反蔣同盟。他們先下手為強，火速與兵臨城下的解放軍聯系，提前宣布起義。10月30日，他們派兵前去扣押東北“剿匪”總司令衛立煌，但遲了一步，衛立煌已飛離了沈陽。11月2日，沈陽解放。解放后，王鳳起任吉林省人民政府參事。
梅含章被派到江陰要塞任守備部隊隊長，后升任要塞司令部參謀長。1949年4月21日，在解放軍發起渡江戰役的關鍵時刻，他同要塞工兵營長唐秉煜、炮臺守備總隊隊長吳廣文(均為中共地下黨員)等一起，成功舉行了江陰要塞起義，逮捕要塞司令戴戎光。解放后任江蘇省人民政府參事、省政協委員。
陳蘊山回到家鄉四川冕寧，利用自己國民黨少將的身份，對地方武裝進行策反。不幸被不明真相的同志抓起來誤殺，后來得以平反。
曹澤衡在解放前夕任國民黨第四十二補給區參謀長，后率部起義，轉業回到湖南老家。胡翔、傅岳起義后，分別在重慶、南京從事黃埔同學會和軍事教學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