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在保安紅軍大學的一個窯洞中住著6位女同學：賀子珍、康克清、聶榮臻夫人張瑞華、羅炳輝夫人張明秀和我的母親孫湘。她們中間只有我母親沒有結婚，康媽媽對她說:“我幫你挑個好的!”經康媽媽介紹，我父母相識并于畢業后結了婚。
我出生在蘇北的一個牛棚里。很多在黃花塘軍部的新四軍老同志，都看到過我父親一手辦公，一手搖著筐中的我，看到過父親為我洗尿布、曬被褥。
解放后，盡管他工作繁忙，但只要有可能，都盡量抽出時間參加學校召開的家長會，聽取班主任老師的意見，回來后召開家庭會，對我們進行教育。
洪學智叔叔在朝鮮時，將兒子洪虎、洪豹放在我們家。我父親也參加他們的家長會，每次開會都將他們的學習成績和評語記下，回來后和他們談話，并將情況寫信告訴洪叔叔。
我父親與戰友們工作一貫配合得很好，蕭勁光大將在陜甘寧當軍事部部長，我父親當副部長兼政治部部長，他們一起工作很愉快。肖伯伯十分贊賞我父親的人品和才干，解放后曾兩次提出要我父親到海軍來工作。
父親逝世后，我們全家在廣州時，陳老總和張茜阿姨多次來看望我們，回憶和我父親在一起的經歷和友誼，贊揚父親的優秀品質和認真負責的工作作風。
“文革”間期我去看望張云逸大將，他和我父親從1937年12月到1946年9月在新四軍軍部一起戰斗將近9年，建立起十分深厚的友誼。張伯伯當時已年高體弱，見到我十分激動，他動情地說：“我想傳珠啊！老是想啊！白天想，晚上做夢也夢見啊！”說著眼淚就流下來了。這樣的戰友情，令在場的人都十分感動！
我去看望“文革”受沖擊的宋任窮書記，那一次他剛被“解放”，在醫院住院，一見我便緊緊拉著我的手說：“我和你父親三次共事，第一次從紅一軍團一同調到紅五軍團，第二次在總干部部，第三次在東北，我們相處得非常親密,非常融洽。”我每次去看他，他都那么高興又激動地回憶與我父親一起工作戰斗的時光。
父親不喜歡參加宴會，也不喜歡照相，更不喜歡往領導家中跑。我媽媽有次問他：“毛主席要你到他家里去，你為什么總不去呀？”他說：“主席忙，又沒有什么事。”父親當總干部部第一副部長期間，看望得最多的是老病號、老同志及烈士遺屬。
自1950年開始，我父親就患有高血壓、心臟病、糖尿病,但他一直不知疲倦地工作。材料、文件他總喜歡自己動手寫，他在沈陽軍區工作6年，留下了100多萬字的手稿。父親雖然只有50多歲，但上二樓都會喘,身體透支得太多了。
軍校畢業前，父親對我說：“畢業后你要到基層去鍛煉，去邊防、艦艇上去工作，在艱苦的環境中磨練自己，不要做三門干部（家門、學校門、機關門）。”我遵照父親的要求，畢業后去了外長山的海洋島，一直在艦艇上工作了20年，將整個青春獻給了海軍事業。
1965年12月沈陽軍區黨委召開擴大會議，我父親不顧身體有病，謝絕了陳錫聯司令員和其他領導同志要他到北京檢查身體的建議，堅持主持會議還做了6個小時的發言。14日開完會后發現全身發黃，經檢查是急性肝炎，轉氨酶已高達8000，第二天即昏迷了。急報軍委和中央后，總部先后派了4架飛機、13名專家和各種藥品、器材，全力進行搶救，醫護人員奮戰10天，終未能挽回他的生命。
父親在戰爭年代多次負傷，其中1929年在福建，胳膊被打斷了；1930年，在反“圍剿”中頭部負傷；1935年在長征途中胸部被打穿，警衛員將他背下來，以為他犧牲了，后來看到他傷口還在冒血，就用槍通條加凡士林來回拉用以清理傷口，他竟奇跡般帶傷過了雪山和草地，完成了二萬五千里長征。
父親去世后，在沈陽舉行了隆重的追悼會，中央給予我父親很高的評價和規格，在北京西郊機場，周總理、鄧小平、李富春、徐帥、葉帥等親自接我父親的骨灰。
父親臨終前對我們的遺囑是：“聽黨的話，跟毛主席走，做一個對人民有用的人！”
我永遠銘記父親的教誨！
我深深地懷念我的父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