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3月，我在膠東獨立團宣教股任副股長，因為身體不好，組織上要我住院治療養病。那個野戰醫院在乳山縣，有些新四軍來的傷病員由于生活習慣還有醫療條件方面的一些問題，對醫院方面有意見，和醫護人員關系弄得比較緊張。我就在中間對傷病員做一些勸阻工作。因為我也是新四軍來的，對部隊的情況比較了解，講的話他們還能聽進去。醫院的同志知道我在傷病員中間有一定威望，就找我談話，說我經過兩個月的治療，身體狀況已有好轉，想請我幫助醫院做一些工作。我說，干點工作也可以，但我還是想回原部隊去。后來醫院就讓我當俱樂部主任。
國民黨重點進攻山東解放區的時候，幾十萬大軍來勢洶洶，山東所有縣城幾乎都被國民黨軍隊占領了，形勢確實比較嚴峻。敵人進攻的時候，野戰醫院也要轉移搬家，由于醫院不是作戰單位，壇壇罐罐比較多，又有很多傷病員，轉移起來也很困難。為了保存干部，軍區決定把排以上傷病員干部轉移撤退到東北解放區去。孟良崮戰役的時候，上級決定成立一個臨時醫院，任務就是護送傷病員干部到東北，院長叫郭揚，是位老同志，政委也是一個老同志，組織上任命我當醫院的副政委，因為我年紀輕，很多具體事宜就由我來操辦。
到了9月份的時候，我們已經集中了近200個排以上干部，全都輕裝換穿便衣，每人只能帶一條軍用毛毯，帶了一些醫護人員和少量急救藥品，就向威海方向出發。那時候黨在山東的群眾基礎相當好，群眾組織發動得也好，我們的輕傷員是自己走，重傷員要用擔架抬著走，全都是沿途找地方基層組織解決民伕問題。那時膠東一帶農村很少能看見青壯年男人，幾乎都是老弱婦孺，幫著我們抬擔架的，多半是四五十歲的，還有青婦隊的女同志，民伕是一程一程交接，很有秩序。只有一次，遇到了麻煩，那一次國民黨軍隊已經離得很近了，幾乎就是跟在后面追，我們的隊伍到了下一個村子，村子里的老百姓都跑空了，找不到人來接替前一個村子的民伕。有的民伕說無論如何不能把傷員放在這里，應該繼續送到下一程。也有的說：我們只能送到這里，馬上要打仗了，家里面的人還需要照應。在那種情況下，將心比心，他們確實也有實際困難，但如果把傷員放在這里，后果不堪設想。我十分焦急，就做民伕的思想工作。正在大家爭執未定的時候，有一個50多歲的老農民站出來對大家說：“你們看看我！”，他掀開衣服，露出兩邊的肩膀，肩膀上的皮被擔架壓得血肉模糊；他又抬起腳給大家看，因為是打赤腳走路，腳底板上全是血泡和血口子，“這里我的歲數最大，你們再困難，能比我更困難嗎？把傷員丟在這里，就是讓他們等死，我們于心何忍呀！他們是為我們打天下的，就是我們的親人。來，抬上繼續走！”這位老農民帶頭抬起擔架，所有的人都跟上繼續前進。老農民的這一席話，不僅教育了那些民伕，對我們傷病員也是很好的教育。由于是戰爭環境，匆忙中我沒有記下那位老農民的姓名，但是山東老百姓和人民軍隊之間的魚水深情，多年來一直不能忘懷。
我們到威海附近安排傷病員上船，快到劉公島時，就聽海上槍炮聲不斷。據說國民黨有四艘大軍艦、三艘小軍艦在這一帶海面上封鎖，船只很難通過，我們只好讓大家先下船另想辦法。這對大家的情緒產生了影響。有些傷病員說,抗戰勝利了，好不容易把鬼子打敗了，現在坐船往東北跑，我們手無寸鐵，遇到危險怎么辦?很多人不肯往東北轉移。我們向上級反映這個情況，可軍區領導下了死命令，說如果你們不把這些干部安全地轉移到東北去，院長、政委一律撤職查辦。于是我們就搞思想動員，一個一個地做工作，說干部是黨的財富，山東目前的戰爭形勢嚴峻，東北條件相對比較好，樓上樓下、電燈電話，為了安全起見，保存干部，我們必須要轉移到東北，到大后方去治病療養。就這么反復動員，最后愿意隨隊轉移過去的只有九十七八個人，其余近百個不肯去東北的傷病員只好交由地方安排打埋伏。
為了保證航行中的安全，我們夜間從榮城俚島上船。開船的是地下黨的同志，熟悉海上的情況，為了避開敵人的軍艦，船不是直奔大連，而是繞了個大圈子，往黃海方向開了很遠才調頭轉向大連。我們乘坐的是柴油機動力的那種大鐵駁子船，原來是用來載貨的，上面沒有頂棚，可以看到天，人都擠在船艙里。船在海上搖晃得很厲害，大家都暈船，吐得一塌糊涂，肚子里東西都吐光了。海浪大的時候，浪花像雨點一樣打進船艙，衣服都被淋得濕漉漉的。船上沒有廁所，又是人擠人，大小便都在褲子里，船倉里臭不可聞。有一個傷員就喊我：“政委，實在受不了，你救救我吧。”我當時暈船也很厲害，就對他說：“同志啊，我們大家都一樣，我也吐得身上到處都是，現在也沒有別的辦法，只能再忍耐一下，你心里定一定，不要總覺得不行，堅持到上岸就好了。”就這樣在海上顛簸了兩夜一天，完全是靠人的意志力堅持，在船上幾乎是不吃不喝，總算到達了大連港。船只安全靠了岸，大家這才松了一口氣。
那時大連是被蘇聯軍隊占領的，我們派人到岸上去聯系，沒想到蘇軍不準我們上岸。他們只給我們送了點黑面包，并要我們趕緊離開。我們只好開船到大連附近的莊河停下來，在貔子窩休息了好多天。那里已經是東北的解放區，在莊河那里看到東北的條件確實比山東好，老百姓家里基本上都有電燈，我們動員傷病員來東北的理由還不是瞎吹。由于暈船嚴重，大家就像害了一場大病一樣，雖然上了岸，暈暈乎乎的足有一個星期。我們住在老百姓家里，等大家恢復得差不多了，又上船繼續向安東（現在叫丹東）前進。傷員中有個營長叫徐挺湘，是南麻戰役時負傷的，當時他由于傷勢比較重，不能跟我們一起走，只好把他單獨留在普蘭店的醫院治療，后來他就在大連分配了工作。1975年我去大連開會，又和徐挺湘見面了，那時他已經是大連副市長兼公安局長。
1947年的10月，安東剛解放，我在安東軍區那里恰巧碰到一個新四軍七師的老戰友陳國華，他在那里當后勤部副政委，他說：“老肖，你帶來這么多干部，我們正缺干部，你把這批干部都交給我們安東分配好不好？”我說：“我哪里能做這個主啊，那邊軍區首長給我們的命令是要把這批傷病員干部送到東北民主聯軍總部。”他說：“我們一起去見安東軍區首長，爭取一下試試看。”我回去和院長、政委商量之后，和陳國華一起找了安東軍區政治部主任趙正洪。趙主任說：“聽說你們帶來了一批干部，我們安東剛解放，干部非常缺，能不能把這批干部交給我們？”我說：“趙主任，你想留我們，我是非常高興的，也希望在這里工作，但我做不了主。如果首長想要我們這批干部，請你打電報向總部請示。總部只要同意，我們就留在這里。”安東軍區打電報去東北民主聯軍總部請示要留這批干部，結果總部不同意，叫我們繼續護送傷病員干部到通化去。于是我們又上船，從安東沿鴨綠江開到集安，然后再轉陸路到了通化，那里是遼東軍區，是兵團級單位，司令是肖勁光，政委是陳云。我們把傷病員干部的詳細情況向遼東軍區作了匯報，辦理了交接手續。這樣，經歷了途中的艱難困苦，總算圓滿完成了上級交給的轉移傷病員干部的任務。
把傷病員都轉交完了，就剩我們帶隊護送的幾個人。組織上就給我們這些帶隊的領導干部分配工作。院長和幾個醫務人員分配到當地醫院，我被分配到東北軍政大學遼東分校第三大隊當副政委，從此又開始了新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