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2月，當野獸般的日軍沖進南京，對已放下武器的戰俘與手無寸鐵的南京市民實施數十天的血腥大屠殺時，日軍中一些良心未泯的人對其部隊的暴行感到震驚、羞愧與自責，對苦難的中國人民表示同情。山口辰太郎、佐鄉渥洋子，兩位日本軍醫，他們的事跡讓人感動，值得我們懷念。
將南京的“二月蘭”變成日本的“紫金花”
1939年春，日本軍醫官山口辰太郎以日軍衛生材料廠廠長的身份，來上海與南京作為期兩周的考察。他先在上海探訪了他在東京帝國大學醫學院讀書時的中國同學、好友王長春，從王的口中第一次聽說日軍攻占南京后對中國軍民大規模屠殺的暴行。隨后他到了南京，親眼看到了日軍大屠殺的暴行給南京造成的嚴重創傷與長期蕭條，以及南京人民隱藏在心中對日本的仇恨。山口辰太郎在戰前曾到過南京，見到過20世紀30年代中期南京的繁榮景象。眼前的斷壁殘垣，白骨累累，令山口辰太郎心靈受到極大的震撼，陷入久久的痛苦思索中。
山口辰太郎是日本石岡市人，畢業于東京帝國大學醫學院藥學科。他在求學期間因家貧而受到日本軍方的資助，因此在畢業后按照協議到日軍衛生材料廠任廠長。日本當局發動侵華戰爭后，嚴密封鎖與偽造中國戰場的消息，使得像山口辰太郎這樣的廣大日本民眾對日軍南京大屠殺的暴行竟絲毫不知。直到他這次到南京考察，才了解到事件的一些真相。
一天，山口辰太郎在南京城外東郊紫金山麓的山野中，無意中看到了一片片盛開的紫色小野花。他沒想到在被日軍摧殘得一片凄涼的南京土地上，竟還有這些不知名的成片小紫花頑強地生長著。這些小紫花在南京被稱作“二月蘭”。山口悄悄地采了一些小紫花的花種，帶回日本家中栽培。他把對南京死難軍民的追悼與懺悔，都寄托在這些不知名的小花上。第二年春天花開了。山口對家人講述了日軍在南京的屠殺暴行，說：“在這每一朵小紫花的背后都隱含著一個屈死的無辜中國人的冤魂。”因為這些小紫花來自南京紫金山下浸透中國軍民血液的土地，因此他給這些小紫花取名為“紫金花”。
山口辰太郎從此成了一位反對日本當局侵華戰爭政策的正義人士。為此，他受到了日本軍方的制裁，失去了衛生材料廠廠長的職務，全家人的生活陷入困頓。但他沒有屈服，更不后悔。他決心要讓更多的日本民眾知道南京大屠殺的暴行，他決心要讓紫金花開遍日本，讓日本人民知道這每一朵紫金花后所隱含的歷史。就在紫金花在日本第一次開花后的那年——1940年秋天，山口采集了200粒花種分寄給他的親朋好友，并隨花種附寄上他親自撰寫的一篇短文，大意是：
這是我從中國南京紫金山下帶回的花種，我給它取名“紫金花”，如果你喜歡的話，就栽種在你家的庭院里吧！
不僅如此，從1940年開始，山口辰太郎每年秋天都背著一袋袋伴和著泥土的紫金花花種，乘坐火車，從南到北，將它們沿途撒播到日本的廣大土地上。這個撒播行動一直持續到山口辰太郎1966年去世。山口辰太郎去世后，他的兒子山口裕先生繼續著其父的事業。
與日本當局決裂的女軍醫佐鄉渥洋子
佐鄉渥洋子于1915年出生在日本東京郊區一個工人家庭。1936年從東京醫科大學畢業后，與一位日軍陸軍大佐結婚。八一三事變后，她和丈夫一道被驅趕到中國上海戰場。佐鄉渥洋子任部隊軍醫。僅僅兩個月，她的丈夫就陣亡了，這給年輕的她沉重的一擊。更重要的是，她親眼目睹了日本侵華戰爭帶給中國人民的血淚苦難。
1937年底，她在上海日軍醫院給日軍傷兵治療時，聽到日軍在南京大屠殺的暴行，更受到無比驚嚇與震動。她越來越認識到日本侵華戰爭的不義與野蠻，越來越同情受苦受難的中國人民。
1939年5月，佐鄉渥洋子被調派到駐防南京長江北岸江浦縣城的日軍部隊中，任隨軍軍醫；后又先后被派到江浦縣屬的石橋、湯泉日軍據點任軍醫。數年中，佐鄉懷著對中國軍民的強烈同情心，不顧日軍禁令，秘密地免費為中國老百姓治病，甚至為負傷的中國抗日軍人治傷。為了治療一些危重病人，她常常把被日偽嚴格控制的、當時十分稀缺珍貴的藥品盤尼西林、鏈霉素等藥品贈送給中國軍民。曾任江浦縣文史研究員的翟慕韓老人當年患風濕性關節炎，經佐鄉治愈。他在晚年回憶說：
佐鄉渥洋子醫術高明，她有著與中國醫生一樣的職業道德，對求醫者自始至終負責到底。1941年夏，年僅16歲的楊徐和患疥瘡兼發痰阻性呼吸道感染，咳嗽發高燒，求醫于佐鄉。她每天為楊清洗一次皮膚，涂上疥瘡藥，打兩次針。一周后疥瘡結痂，體溫恢復正常，惟痰阻尚未清除。佐鄉為此又專程到上海，拿來吸痰器，用酒精爐的火力催動發動機將痰抽出，前后不到十天，兩病皆愈。
1945年5月，國民黨江浦縣保安團在漫家廟與日軍發生遭遇戰，有16名官兵負傷，分散藏匿在湯泉鎮村民家中。當地人士向佐鄉求救。佐鄉不顧危險，請求日軍據點中的4名韓籍慰安婦協助設法拖住日軍曹長大川，自己則出入封鎖地區醫治中國傷員。當日軍對她查問與責罰時，她說：“我是醫生，救死扶傷是我的職責，人道主義是沒有民族與國家界限的。”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佐鄉渥洋子終于看到了她所憎恨的日本軍國主義的徹底失敗，看到中國人艱苦抗戰取得了勝利，心中十分高興。她幾經考慮，決定不隨被遣返的日軍與日僑歸國，繼續留在南京，永遠為中國人民服務。1945年9月9日下午4時，駐江浦湯泉據點的日軍奉命撤回南京城，準備回國。這時，隨日軍撤退的佐鄉渥洋子悄悄地鉆到一家中國人開設的小商店中隱匿，毅然脫離了日軍部隊。后來，她給原駐江浦日軍特務機關長官公成寫去一封信，托江浦湯泉紳士張荔丹派人送去，表明自己心跡：
公成先生：
皇軍戰敗投降是必然的，非正義戰爭注定要以失敗告終。你們在這場侵略戰爭中雙手沾滿了中國人的鮮血，天理不容，罪大當誅。我身為一名日本軍醫，為你們的行徑感到羞辱。我雖隨軍侵華，但我沒有做過一件對不起中國人民的惡行。我只扮演了一個踐行人道主義的角色。這里常有老百姓問我：“你丈夫死在中國。你不恨中國人嗎？”我這樣回答了他們：“我丈夫是死在東條英機手里的，是東條英機發動的侵華戰爭，給中國人民帶來了災難。不是中國人跑到日本的國土上把我丈夫打死的，而是我丈夫跑到中國的土地上被打死，我不怨中國人，只恨東條英機，是他害得我家破人亡。”
公成先生，我決定不回東京，留在中國南京。我和中國人結下了難舍難分的友誼。他們勤勞勇敢、善良樸實、不屈不撓的偉大品質深深感染了我。你們要面對現實，接受國際法庭的審判，求得中國人民的諒解與寬大。回國后，請向我的親人們解釋我在這場戰爭中的正確態度和立場，告訴我們日本人民，我們欠下了中國人民一筆無法償還的血債，希望我們的國家、民族永遠銘記這血的代價和教訓，為維護世界和亞洲和平做出貢獻……
以后，佐鄉渥洋子在江浦借住在一家佛堂開業行醫。不幸的是，她于1947年7月14日在南京去世。
許多了解佐鄉的反戰態度與被她救治過的南京人聞之十分傷心。翟慕韓老人在其回憶錄中寫道：“佐鄉渥洋子在中國十年，始終盡到了醫生的天職。她是日軍反動營壘中的叛逆者，她是中國人民的朋友，對中國有著一份特殊的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