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8月15日的太陽特別輝煌，它照耀了我的心靈也照亮了我前行的道路。它的光芒像一支支利劍，刺痛了我的心臟也刺激了我的神經。
這天上午，我騎著自行車從北京東路往鼓樓前進。到北極閣，忽然發現路邊聚集著很多人。多年的記者生涯驅使我關注熱點消息。我下車一看，路邊的綠樹花叢不見了，只見一堵花崗巖石碑矗立眼前，正面黑色大理石上鐫刻著一行長長的金色隸書：
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北極閣遇難同胞紀念碑
人們在石碑前肅立著、凝望著、沉思著。我被這場景震驚了：這塊花草繁茂的綠地，怎么會是日軍殺人的屠場呢?
這天的《南京日報》報道說：為了紀念抗日戰爭勝利四十周年，南京市在當年侵華日軍集體屠殺南京軍民的遺址上，建立了十三塊紀念碑。我激情難抑：勝利是用鮮血換來的!于是有了沖動，我想寫一首詩：《石頭城，站起來十三個石頭人》。
五分鐘的狂熱過了，詩沒有寫出來。過了幾天，朋友們一起聊天。有人說：“錢鋼寫了《唐山大地震》，你也來個大的吧!”“我寫什么呢?”
“南京大屠殺!”有人說。
像電光石火。一句話，又點燃了紀念碑前的激情。
我立即查閱史料。很遺憾，我沒有找到關于“南京大屠殺”事件的具體材料，一些史書上只是簡要的概述或幾百字的條目。問了一些人，都支支吾吾，或一知半解。
不知道的事情應該讓大家知道。
我覺得，這是一段不該忘卻的歷史。
于是，我開始了茫茫人海中的尋找。快半個世紀了，當年二十歲左右的親歷者，如今已是古稀老人了，他們在哪里?
1986年8月7日上午 南京市衛巷28一7號
（七拐八拐地轉了好幾條小街小巷，才尋到這一排粉墻小臺門。里面住著好幾戶人家。靠東邊的這一家屋內擁擠，平房內還搭著閣樓。這是李秀英的家，她臉色臘黃，臉上有深深的皺紋和傷疤。她豁達開朗。她給我看日本兵留給她的創傷。身上有一道道刀痕，鼻梁上、嘴唇上有，大腿上、小肚子上的傷疤最大。她丈夫坐在旁邊，他叫陸浩然，蒼老的臉上有不少老年斑，白眉毛長長的，兩眼白茫茫的。出生剛七天的小孫子正在喝糖水。）
李秀英（女） 69歲
我們原來在上海川沙，丈夫姓陸，是部隊無線電報務員。我們是1937年3月結婚的。“八·一三”打仗了，我們一起回到南京，住在珠江路一個老鄉家里。我懷著孕，當時十九歲。
我父親是山東人，會武術，行意拳打得很好。我母親死得早，我脾氣壞，力氣大，體質好，拳術能看懂，我丈夫打不過我。
日本人進城時，我躲在一個美國人辦的小學校，就是現在五臺山幼兒園那地方。丈夫跟著人撤退到了河南，他是一一八師參謀處的電報員。
梅奇牧師是大高個，瘦瘦的，會講中國話，給我拍過照片。鼓樓醫院醫生叫我出院，我沒地方住，他說，跟我去，住到珞珈路25號。那里有不少難民，全是教會的。我住了快半年。伍長德給我講，他說梅會長給我拍的電影他見過，是在日本審判戰犯時他見到的。
當時我父親沒事干，在漢中門給人管米行。我住在難民區小學地下室里，五六十個人，有男有女，兩間房子大，我父親也和我在一起。我父親大個子，瘦瘦的，原在漢中門里稽查處當稽查員，山東鄆城人，是李逵的后代。他是好好先生，不識字。日本人來了他在小學校外維持秩序。
18日，日本人來抓人，抓了好些男人去。我聽說被鬼子抓去，女人要輪奸。笫二天上午剛吃過早飯，是稀飯。我隨身帶一個皮箱子，里面裝衣物等。這時來了好幾個日本兵，進來一人拉一個，說“走！”“出去！”地下室有兩間，里面一個是女房間。我一看不好，連忙一頭撞墻。我們有一二十個睡地鋪，有一個窗，一半在地上。我撞在右上額頭，一個大包。我剪短發，我昏過去了。
父親來了，他喊啊叫啊。我醒了。當天下午，三個日本兵來了。我正躺在行軍床上，父親不在。一個日本兵來抓我了，有人說：“這是個病人!”這時,兩個日本兵拉著兩個三十多歲的婦女出去了。
我穿著旗袍,紅色的,藍罩衣。那個日本兵朝我走過來了,他把其他人都趕出去,說：“姑娘……”就用手來解我衣服上的扣子。我一氣，伸手去抓他的下面。他一彎腰，我就跳起來了，兩個人打起來了。我一個魚躍，刺刀抓到了我的手上，我朝他一捅，他伸手抓住了我的手，我就用頭撞他，用牙咬他手。他大吼:“啊!啊!”
另外兩個日本兵聽到吼聲趕來了。我連忙占領墻角，一手抓住日本兵的衣服。那時我勁大，豁出去了!趕來的兩個日本兵拔出刺刀往我腿上刺來，我氣!我沒有知覺了，兩條大腿上刺了好多刀，像刺在木頭上一樣。日本兵又朝我臉上刺來，耳朵下，鼻子，眼睛，嘴上，我一臉是血，我不像個人了，我玩命了!我把血往他們臉上吐。后來一個日本兵在我小肚子上刺了一刀，我穿著衛生褲和棉襖。我倒下了！
日本兵走了。別人把我父親叫來了。他見我全是血，喊了一陣沒回聲，以為我死了，就和另一個老難民到后面山上刨了一個坑，準備把我埋了。
我躺在木板上，風一吹，我氣緩過來了。父親“秀英、秀英”喊我，我嘴里的血呼嚕呼嚕冒出來了。有人說“有氣！”后來又找了一個人，把我抬到鼓樓醫院。
一個美國醫生給我縫的傷口。他說：“你一共有三十七刀！”
我住了七十多天醫院，梅奇牧師給我拍照片。那時我頭腫得斗大，頭發都直了起來，像瘋子。吃飯喝水從鼻子孔里流出來，上嘴唇破了，牙齒也掉了。現在全是假牙。
那時街道小，日本兵機槍架在十字路口，見人就殺。審判谷壽夫在軍事法庭，桌上堆著許多人頭骨頭。去的人很多，有人作記錄。
我現在有九個小孩，全家三十二個人了。老大是女兒，在五十四中教書，揚州師范大學畢業。老二女兒在南京電影機械廠當會計。老三在南京絲織廠。老四男孩，在清江棉紡廠當科員。老五也是男孩，在五一八廠勞資科。老六構件三廠工人。老七是采購員。老八在兒童福利院當保育員。小的在化工建設公司。五個男孩，四個女孩，有兩個大學畢業的。靠政府救濟，還有助學金。
1986年8月7日上午 竺橋31號
（他離我住的大院不遠，從小營往南過珠江路，朝梅園新村去的方向走過竺橋，有一條整潔的小巷，丁字路口一間紅磚的平房，門口有一臺老式的縫紉機。他中等個子，花白頭發，花白胡子，臉色紅潤，很健朗，戴一副老花鏡，弓著腰，正在裁剪衣服。他講一口南京話，“嚇人啊！嚇人啊！日本兵狠啊！”這句話他說了十多遍。）
劉永興 74歲
我們是老南京了，住了好幾代了。祖籍是安徽旌德。日本兵打進南京了，我們就躲到難民區去。走到新街口，一個炸彈炸了！我們逃到大方巷華僑招待所，我們弟兄、父母和老婆五個人一起住一間屋。
16日下午，一個鬼子走到我們住的門口，向我招招手說：“出來！”我出去了，他要我弟弟也一起走。到對面一個廣場上集合。
后來叫排隊，八個人一排，三排，穿黑衣服的國民黨警察帶隊，后面日本馬隊押陣。路上尸體很多，男的女的都有，女的脫得光光的。國民黨的官兵抓住后，用鐵絲穿大腿。在挹江門里一串一串的，都穿著軍裝。
翻譯官說話了：“做苦力去，到下關碼頭搬東西去！”有的人不去，當場一槍。
到下關的時侯，天擦黑了。沿路上，擦皮鞋的、買東西的，日本兵都帶走。有人逃跑，一槍打過去。二十個人一捆，推倒就用槍掃。子彈從我肩膀上穿過，我穿著棉袍子，里面的棉花都打出來了。我在前面，就連忙跳江。有的人子彈打破了頭，打斷了手，又是叫又是哭。
我身子泡在江中，頭露在上面。江邊是爛泥，日本人沒下來。他們槍上有刺刀，掃過后一個個用刺刀刺，刺過再燒。我心里難過，想可能要死了。機槍掃得我耳朵都聾了。
天亮了，日本兵走了，我慢慢爬上來，躲到一個防空洞里。躲了一天，晚上我轉來轉去，轉到一個尼姑庵里。旁邊有個草棚，里面有一個農民，四十多歲，我給了他十二塊大洋，想弄點水洗洗，換一身衣服。農民說我是逃兵。我連忙說好話，后來他燒了一點胡蘿卜給我吃，又換了一套對襟的藍布老棉襖給我穿，弄一塊手巾扎在頭上。
到了晚上，對過樓房里一個鬼子看到我在吃東西就過來了，來了兩個日本人，說“過來，你的，苦力苦力！”農民說：“去，我明天來看你。”
進去了以后，他們在烤火。日本兵用棍子在地上寫：干什么的？
我用手指指衣服，說：做衣服的。日本人說：頂好！頂好！
他們還說我是中國美男子。那時我結婚才四個月，我哪有心思聽他們“夸”我！我想家人，想得眼圈發黑，眼睛上火。后來眼睛好了，就給他們補衣服和做飯，抬來棺材當柴火燒。他們一個班，十二個人。
下關住了一夜，就到江寧鎮去了，是走路去的。
在江寧，還抓了一個女的。是個二十多歲的農民，下午四點多抓來的。她穿著大襟衣裳，她嚇呆了。日本兵叫我給她講，叫她洗衣服。她說，快洗快洗，洗完我就走。我說，你走不了啦！鬼子把她帶到后面房子去了，我早上起來沒有看見她了。
當時住在江寧鎮靠橋的一邊，我干了四十二天的苦力。袖子上有“從軍證”三個字的標記，上面有一個大紅印章。我給他們挑水燒飯洗衣服。還有一個老頭，沒有勁的，還要我照顧他。日本人自己吃不了的才給我吃。后來他們要開到丹陽去了，所以把我放了。回來在憲兵司令部住了一夜，和鬼子一起來的。
回來后家里東西都被搶光了。我和弟弟以前是做裁縫的，很發達。現在四臺機器都沒有了，好多布也沒有了。只好擺攤賣香煙過日子。
我記得中山碼頭那天夜里爬上來的有十多個人。
我金陵飯店去了好多次，我講，日本人聽了都哭。有四個訪問代表團，他們送了我好多名片，有本多勝一、石島紀之、君島和彥，另外我記不得了。
徐志耕（右一）與李秀英（右二）和當年救護她的護士沈女士（右三）、南京大屠殺
遇難同胞紀念館副館長在一起
1986年8月7日下午 長樂路小心橋東街67號
（這里是城南的小街小巷，進入磚墻砌成的門，又拐了好幾個彎，才找到磚頭鋪地的西廂房。一簾花布掛在窗前。他雙眼炯炯，清癯瘦長，室內飄著茶香，他正在寫娟秀的毛筆字。）
融通法師 66歲
我十六歲那年出家，先在古林寺上初級佛教學校，師父叫果言。后在城隍廟當和尚。那年“八·一三”上海打仗了，8月15號日本飛機轟炸南京。捷克式高射炮打起來像敲銅鑼，打上去一團煙，晚上像一個火球，就是打不著。日本飛機飛得也慢。有一天來了一架大飛機，兩架小飛機，哪里人多往哪里甩炸彈，太平路甩得最多。日本飛機來了會拉警報，幾長幾短。
我不喜歡躲防空洞，我在樹下看。漢奸放紅紅綠綠的信號彈指示目標。保安隊抓漢奸。南京有三個大隊，九個中隊。放信號彈的人太多了，沒得辦法抓。后來搞燈火管制，全城一片漆黑。
那年我也參加訓練，練了三個月。派軍隊來當教官，光做動作。有槍沒得子彈，沒有打靶，槍不會打。我們佛教徒穿黃衣服，有一百多人，有男有女，成立救護隊，尼姑也學包扎，我們學抬擔架，學了沒有用。下關有傷兵，我們去幫過一點忙。也上課，唱《義勇軍進行曲》《大刀進行曲》。
現在晨光廠、三山街那些地方，放的信號彈最多，日本飛機就朝信號彈的地方亂扔炸彈。這就引出一個問題，日本人什么時侯培養了這么多漢奸？他們怎么掛上鉤的？就是他們開洋行雇的工人，一部分被收買了，成了漢奸。一個叫周國才的，住雨花門外打虎巷，他不識字，編雞蛋籮筐的，他會講日本話，是漢奸。日本人進城后，他吃得開了，跑前跑后。去肉攤買二斤肉，他要割五斤，他仗勢欺人。
那時，許多沒文化的人當了漢奸，有個剃頭的也當了漢奸。不少有文化的人起來抗日。日軍第一天進城，就有漢奸扛著旗子在石鼓路向莫愁路方向走，我在三岔路口看，白紙上面貼個紅膏藥，喊：“皇軍進城了，大家歡迎啊！”這個人瘦瘦的，講一口南京話。
還有個陶錫三，個子不高，胖胖的，當時五十歲樣子。上海路難民區登記，我也去了，人很多。陶錫三先訓一次話，講：大家都要來登記，不登記抓到要殺頭。國軍官兵請出來，回家去發路費。不回家做工也行，當兵也行。
當兵的也苦，在南京沒親戚。他們認為中國人說話總算數，不會騙人的。陶錫三穿著大袍馬褂，站在臺上講，臺上放一張桌子。排隊的人都用毛竹攔起來。出來的人就走到槽子里面去了。十六歲以上都可以去，有三四個人在登記，日本兵在旁邊巡邏。不聽指揮的，用毛竹片打。
登記證上有圖章。登記后，就說：做工去！打仗去！就趕上卡車。日本人在隊伍中檢查，看手掌有否老繭，頭上有沒有帽印子。有的，推上車。不去，對不起。上車后，拉到城西清涼山，機槍架好，槍殺完了再來。又拉一車，去的人不鬧也不叫。大家不知道的啊。后來知道了，過了五六天還不回來，知道回不來了，就不敢去了。后來良民證賣到一塊銀元一張。歲數大的和小孩，就不用登記放回家了。
我們城隍廟里當時住保安九中隊。警察也被集中槍殺。雖然放下武器了，都被騙上汽車一批一批地殺掉，那個陶錫三就一批一批地講。
南京當時有三百多寺廟，一千多僧人。香林寺、毗廬寺、古林寺都有當兵的躲到里面。12月16日，鬼子來了，就大喊：“皇軍來了，都出去，集合！”一下找出來四十多個，出來后在大門口訓話，站好。那天我在廟里念書，廟里有個二十多歲的小和尚生肺病，吃不下飯，人瘦得不得了，也要叫他出去集合。集合的人在山門外的菜園里，他爬不起來，走了一半路，就昏倒在草堆上了，槍響了。
山后還有人家，一個小孩跑過來找媽媽，鬼子看到了，一腳踢去，又一踩，頭踩扁了！
現在市公安局原來是國民黨傷兵醫院。日本兵在醫院里放火，里面的人哇哇叫。誰去救火就往里扔。一對老頭老太挑一擔木炭在走，突然一槍，老頭被殺了。一個出來下河貓子（淘米）的女人，三十多歲，頭上包一塊布，被鬼子用刀刺死。是上午，在秣陵路口，地上有一灘血，一個老太坐在地上哭。我看見的。
明瓦廊有個春陽米行，日本人住在里面，我們城隍廟的一個伙計，叫劉懷仁，還有我舅舅，一共四個人，被鬼子抓去搬東西，從新街口到漢中門扛了兩趟紹興黃酒。剛把壇子放下，鬼子叫四個人跪下，一槍一個，把三個人打死了。我舅舅命大，鬼子子彈沒有了，只好用刀砍。舅舅快五十的人了，頭發白了，他四十八歲才結婚，找了個寡婦不到兩年，可憐我外婆就這一個兒子。正要舉刀砍時，一個軍官出來，他嘰里咕嚕說了幾句，不殺了。晚上又出發扛東西到中華門外，舅舅沒有吃東西，走不動了，他看見路邊有一個水塘，他會游泳，就一下跳進塘里去了。鬼子開槍，他扎下去了，他命大，逃出來了。這是他親口給我講的。
日本軍隊中有隨軍布教士，有一個叫小野獺大勝的和尚，就住在城隍廟，胡子長長的，中國話一流，三十多歲，個子不高，這人不干壞事，他念經，超度。有一個日本士兵跑到廟里來，手上拿著照片，結結巴巴地用中國話說：“老婆、小孩，死了死了的！”很悲傷的樣子。
歷史不容歪曲，歷史要真實。告訴子孫，不能打仗。不是怕，是要有實力，那時我們四億五千萬人，日本只幾千萬人，為什么我們打不過他們？
徐志耕在日本當年生產細菌武器的地方采訪
1986年8月8日上午 中山門外竹林新村15號
（沿著綠影婆娑的竹林小徑向前走，面前是一片姜黃色墻壁的新村。我站在綠色紗門前，門口是綠葉艷紅的美人蕉。出來迎我的是一位個子不高、花白頭發、雙眼紅腫的老人，一邊說話，一邊不停地流淚。）
夏淑琴（女） 57歲
那時我們住在武定門老虎頭新路口5號。一個大門，里面是平房，住兩戶人家。房東姓哈，是回民，三十多歲。他們家也兩個女孩，和我差不多大。我家姐妹五個，我是老三，兩個姐姐一個妹妹。還有外公外婆，父母是老南京人，父親叫夏庭恩，高個子，長臉，他有文化，幫人家寫寫弄弄。母親當時四十多歲。
日本人進城以前，老是跑飛機。我們睡在大桌子下，不能做飯，不能生火，吃炒米和鍋巴，害怕日本飛機丟炸彈。舅舅、舅母的娘家人說：“你們還不走？”舅舅他們走了。我們不走。
日本兵進來是上午，我們正淘米洗菜，飯還沒燒。外面死命地敲門，我父親去開門。大門很厚，踢不開。我們很害怕。一開門，鬼子叭的一槍，把我父親打死了。房東在后院，什么也不問，第二個打死了回民。后來日本兵又到我家，我跟外公外婆躲在房間里，我、姐姐、妹妹四個人躲在床上帳子里面。鬼子進來后，用刺刀一劃，從床上把我大姐二姐抓出來，大姐被拉到外面桌子上強奸，二姐在床上活活被糟蹋死。外公外婆過來救，一槍一個打死了！
日本兵站滿了一屋子，我嚇得叫，日本兵用刺刀戳我，左肩、左腰、脊梁上刺了我三刀。第四個妹妹四歲，躲在被子里面，沒戳到。
我醒過來后，一看，沒有人了！二姐在床邊上，大姐在桌子上，褲子一起脫光了。外公外婆在地上躺著。我爬出來，看見我媽在堂屋的桌子邊躺著，沒有褲子。還在吃奶的小妹妹被丟在院子里。
我和妹妹哭，我們睡在桌子底下。
房東的兩個小孩也死了，一個女人在桌子下，都死了，到處是血，地上長的子彈殼好多。
家里有半缸水，我們用凳子站在上面，舀點冷水喝，抓一把炒米吃，夜里睡在桌子下。這樣過了兩個多星期。
死掉的兩個姐姐上身有褂子，媽媽的奶子被割掉了，一個血人！外婆的一槍打在頭上，腦漿濺了一地，白白的。
晚上我們把草填在地上，堂屋是磚頭地。我找一條被子摟著妹妹睡。眼看半缸水快喝完了，后來有人來房東家拿東西就看見我們了。一個鄰居路對面的徐奶奶進來了，我就喊她。她不敢看，往外跑，我跟著她。有日本人在門口。我看到對面賣雜貨、糖果和香煙的小店燒了！
徐奶奶說，我看你家人死光了，你怎么回事還活著。她也怕。我說我們一天到晚睡在桌子下。
后來她來找衣服，我的衣服上血跡發硬了，像鍋巴，就換上了大人的衣服。她帶我們到老人堂去吃救濟粥，后來舅舅把我們帶出來了。見到舅舅時，他也哭死了。
死人都拖到一個大空地上，有好幾百個，一大堆。我舅舅去找，找到外公外婆，我爸媽，埋到老虎頭下，一大塊空地全堆滿了。我家門內十三個人死了十一個！
舅舅小個子，他哭得眼睛都紅了。很多人哭、叫。有的全家死光了。我一想起來就哭，幾十年了，忘不了，不會忘。我身上三個刀疤，是日本人戳的！
現在我家有十個人了，一個兒子，兩個女兒，三個孫子外孫，這是共產黨給我的幸福。
日本人來以前，生活不是很好，小孩多，一個接一個。那時大姐已訂婚給人家，媽媽舍不得她走，說：還小，才16歲。大姐很漂亮，長長臉，白白的，高高的。二姐也不丑，那時她十二三歲。
我眼睛一直爛，哭的。有人說是死人的瘴氣，一直看不清。
我家雖窮，但很和睦，不吵不鬧。舅舅家，房東家都很好。一家人吃青菜湯、稀飯、干飯、玉米面。
徐奶奶腳小，巴巴頭，賣餛飩的。她頭發白了，瘦瘦的臉，個子不高。
小妹妹后來送到孤兒院了。去了一段時間孤兒院，送給鄉下一個親戚做童養媳。舅舅不忍心，又要回來。妹妹嚇呆了，不哭不叫，就是喊“要媽媽”。我手指指說：“媽媽死了。”舅舅幫人家做繩子，他小孩多，有的死了。他后來做小生意、賣菜，半夜三更去，還賣芝麻糖。
日本人胡子好長，好怕！我嚇得頭蒙著被子睡在里面，刺刀從外面戳過來。姐姐嚇得叫不出來。姐姐待我好。她穿藍黑大褂，滾白邊。那天天氣好。
我1961年到中山陵園工作，種花種樹管理桃園。我1979年退休，現在很好。
房東家是回民，男的開炒貨店，賣牛肉。女的長得胖胖的，高高的。他們兩個女孩比我小。他家住后面，我家住前面。
徐志耕（右）在日本作關于“南京大屠殺”的報告
8月9日上午 小心橋東街67號
融通法師
1937年那年，我在古林寺初級佛學校讀了不到一年，日本飛機來轟炸，我回上新河家里去了。一個多月后，就跟六十多歲的師父果言到城隍廟了。
日本人進城后還放火。站在城隍廟院子里，最多看到有十七處失火，沒有人救。建康路、三山街、中華路、內橋那邊都是。還刮大風，瑞豐和綢緞莊是南京的大布店，唯一賣綢子呢子的，在三山街那邊，我看見燒了一夜，東西全燒了。
有一事要提，漢中門那里有一個大米庫，米很多，餓不死的。古林寺住過國民黨憲兵第二團團部，撤走時留下一部分人化裝退下來的。
日本人信佛，明治維新以后，信神了，認為神高人一等，就產生了武士道。忠君，一切效忠天皇。棲霞山有一塊石碑，那里有一件事，有個佛頭記的故事，《棲霞山志》里有，可以找苠山院長。佛學院管圖書的王煜明和總務處長孟利群也可以找他們，電話是61706。
日本人進城后，國軍部隊有些逃進了棲霞寺。日本兵也追過來。到寺里發現一塊石碑，碑上刻有“佛頭記”。上面記錄日本大地震以前民國初年的一件事，一個日本商人來到棲霞山千佛巖，從別人手里收了一個佛頭，偷偷帶回日本供在家里。大地震時他家沒有倒掉。這個商人夢中見到佛頭說話，佛頭說要回中國去。“我頭在這里，身子在中國。我救了你，你要把我送回去”。商人就把佛頭送回了棲霞山。寺里的僧人接待了他，把佛頭供奉后按原樣修復好。日本商人為了報答佛頭的恩情，又出資署名刻了“佛頭記”的石碑。日本兵讀了石碑，看到山門上有“寺廟重地，不準入內”八個大字，便下令不準進廟。這樣，棲霞寺躲了不少難民，也保護了幾百個官兵。部隊后來化裝過江走了，是從石埠橋到六合用劃子過江的。抗戰勝利后，躲避的軍人又刻了一塊石碑，將當年經過刻在碑上。兩塊石碑立在佛學院門口，一邊一塊，不知現在在不在？
所以棲霞寺名氣很大，那時只要蓋一個“棲霞古寺”的印章，南京到處能通行。
古林寺原來有五百多僧人。中華門外天界寺的老和尚被日本兵殺了。南京小的寺廟被燒掉不少。燕子磯的巖山有十二個洞。頭臺洞、二臺洞、三臺洞，還有觀音閣，都為亡靈超度，跪在地上念經，念心經。阿彌陀佛！
日本兵進城，國軍撤退，下關過不去，就沿江向東，到燕子磯，北面是長江，南邊是陡山，只有中間一條路。對面來了日軍，就打起來了。日軍人少，我們有一百多人，背水一戰，我們打敗了日軍。這時，日本的騎兵隊來了，國民黨軍只好拼死過江，沒有船，有的扶一塊門板，死了不少。
新街口銀行那時是日軍的憲兵司令部。
城隍廟里我師父光輝也被日軍踢傷。日本兵半夜來搶劫，要麻將牌、要大洋，沒有，就打，就踢。師父被踢傷了，不能動了，我躲在樓上，是兩個日本兵打的。一傷一嚇，師父一年多后死了，1939 年春天死的。他是湖南湘鄉人，當過北伐軍，人和氣，圓方臉，和毗廬寺和尚是老鄉，死時不到六十歲，五十八九。
守南京的部隊有四川、廣東來的，有的新兵連手榴彈都不會扔。一隊四川兵在中山陵打仗，松風閣上一個班被包圍了，只有班長是老兵，新兵只會把手榴彈后蓋擰開，交給班長扔。一個新兵逃到棲霞山，后來到城隍廟當伙計，只有十九、二十歲，個子不高，胖胖的，是剛補充進來的。（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