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1年前的烽火硝煙早已散盡，金戈鐵馬英勇抗日的將士們英靈在天，當年十二三歲投身革命的紅小鬼們，拋家舍業投筆從戎的知識青年們，倘若健在也都已近百歲。我們可曾了解他們的過去？可曾記得他們的熱血抱負？
當年，我的父親吳寶基冒著被抓捕的危險，去皖南新四軍軍部，用手里的相機，將這支軍隊將士們學習、生產、生活的英姿定格在小小的膠片上，記錄下短短十天的歷史，并告知世人：中國有這樣一支抗日武裝，有他們中國才有希望！
今天，1939年的影像記錄顯得如此的彌足珍貴。
父親寫的《去新四軍軍部攝影采訪》并不是什么文章，而是在“文革”期間寫的“交代材料”，因為他被疑為“國民黨特務”。盡管他的“罪名”在1973年得以澄清排除，但我還是把他當年的“交代”整理成文，意在還歷史真相于天下。
世事滄桑，時光飛逝，在父親（1989年11月26日病逝）辭世20年后，在紀念反法西斯戰爭勝利65周年的日子里,謹以此文獻給抗日的英烈們，獻給為攝影事業奉獻了畢生的至親，愿他們安息、欣慰。
去 軍 部
1939年的三四月間，我以上海《良友畫報》戰地攝影記者的身份到達皖南涇縣茂林鎮新四軍軍部進行攝影采訪。
當時，新四軍軍部在皖南歙縣巖寺鎮設有兵站，凡去軍部的人都和兵站聯系，搭乘兵站運送物資去軍部的便車。
我從歙縣昌溪村家中動身，拿著《良友畫報》給新四軍軍部的介紹信到了巖寺鎮，與兵站負責同志聯系想搭乘便車去軍部。經他們的同意和安排，第二天上午，我和押送物資去軍部的兵站同志同乘一輛運貨汽車由巖寺鎮起程，當天傍晚到達了太平縣境山口鎮。在兵站同志的招待下，同車去軍部的幾位和我一起住在軍部聯絡站的聯保主任家中。
從三口鎮去軍部所在地的涇縣茂林鎮，一路均系山徑小道。第二天清晨，由兵站同志帶領，我騎著新四軍戰士俘獲的日寇軍馬從三口鎮起程，當天下午到達軍部。
我們先到政治部，當時，政治部主任袁國平同志正在和為了爭取光明的前途，不辭辛苦，長途跋涉來皖南的幾位高淳縣區屬人員開會。我和袁主任會面略事寒暄，袁即派人送我去招待所。
我在軍部逗留約十天，均在招待所食宿。在這期間，新四軍駐上海辦事處主任薛??來招待所看我，共進午飯。
在 軍 部
到達軍部后的第二天我即去政治部見袁主任，向他提出擬去前線戰地拍攝戰士們浴血奮戰、英勇殺敵的照片，并希望得到葉挺軍長和項英副軍長的接見。
袁主任向我介紹了前線抗日的情況，同時對我說：“項副軍長工作比較繁忙，等我們先去和他聯系，看他什么時間有空，再約你去見他。葉軍長不在，等他回軍部后再定時間和你見面。”“到前線戰地去拍攝照片不大方便，因為前線抗日的部隊流動性大，在戰斗激烈的時候無法照顧到你，很危險，還是不去的好。最近幾天內，有部隊從前線來軍部開會，聽報告，那時你可就近拍攝一些戰士們的照片。以后關于拍攝照片方面的問題，你可和宣傳科長黃源同志聯系。”
袁主任領我到宣傳科，當時科長黃源同志向我作了自我介紹：“我叫黃源，原先也在上海。在上海時我從畫報、雜志上看到你拍的照片，知道你的名字。”這是我和黃源同志第一次相識（全國解放后聽說黃源任浙江省文化局長）。
在歡迎晚會上
在我到達軍部后的第三天晚上，軍部舉行了聯歡晚會，歡迎來自抗日前線的茅山地區區委書記和由吳大琨團長率領的“上海市各界人民第三戰區戰地慰問團”，當時我也被邀參加。
歡迎晚會在廣場上舉行，主席臺是臨時搭成的。參加這次晚會的有項副軍長、軍部各位首長、部隊指戰員約兩千人。大會由政治部主任袁國平主持。袁主任首先致歡迎詞，之后第一個講話的是茅山地區區委書記，接著是吳大琨講話，袁主任邀我第三個發言。記得我當時講話的大意是：“新四軍是一支人民的子弟兵，是真正抗日的隊伍，在皖南前線和日本帝國主義侵略軍浴血奮戰，堅強斗爭，多次打敗日軍的進攻，殺傷了大量的日寇，取得了輝煌的戰果，保衛了我國神圣的領土。上海市人民決心全力支援我們的抗日隊伍新四軍。處在日寇鐵蹄蹂躪下的杭州、上海市人民迫切期望新四軍打回杭州去，打回上海去，把日本侵略軍徹底消滅干凈。”
新四軍第一支隊司令員陳毅同志這天剛從前線來到軍部，也趕來參加晚會，陳毅同志在戰士們的熱烈鼓掌歡迎下作了《前線抗日戰爭的情況》的報告。接著軍部戰地服務團表演了精彩的抗日歌曲、獨幕劇和舞蹈。陳毅同志在戰士們的熱情要求下，唱了一段四川劇，吳大琨當時唱了一支抗日歌曲和一段青衣京劇。我也唱了一支抗日歌曲。聯歡晚會舉行至深夜始散。
在軍部拍攝照片
在軍部數天,我親眼所見這支隊伍充滿著朝氣。軍長葉挺，副軍長項英整天不得空閑，士兵們個個精神抖擻，青年男女們懷著愉快樂觀的心情。有一部分學員（他和她們）拋棄了上海大少爺小姐的生活，來到了這支人民的隊伍里，他們為了追求真理，甘愿舍棄優裕的都市生活，并不因生活艱苦而減低他們抗日的熱情。這種偉大的精神使我極為感動。軍部的醫務人員有很多來自南洋，他們很負責的為負傷的戰士們治療。同志們的學習情緒高漲，他們在空閑時幫忙農民們耕種田地。這都是在國民黨的隊伍里看不到的。
軍部里有許多十二三歲的小學員，他們加緊在理論上的學習。一位同志告訴我，這些紅小鬼真夠厲害，在批判大會上他們是最會批評人的，不管你是軍長還是士兵，他們毫不留情。在他們的頭腦中只有真理。他們充分運用了馬列主義批評與自我批評的武器。
軍部里自副軍長項英以下，不論軍階大小一律吃的是一樣的大鍋飯菜，一律支餉金4元。
這兒有各種小型工廠，生產著日用必需品。
對于這樣一支紀律嚴明、有朝氣、極富堅強戰斗力的抗日隊伍，是值得我們欽佩的，把它介紹給群眾也是必要而應該的。
由于袁主任的關照，我幾次到宣傳科和黃源同志聯系拍攝照片的問題。記得在軍部附近廣場上舉行的一次有大批武裝部隊和新參軍的上海知識青年參加的報告大會，就是黃源同志到招待所來邀我一同到會場拍攝照片的。在我拍攝照片時黃源就站在我的身邊，曾向我提出“不要把做報告的首長拍進畫面”的意見。當時按照他的建議，在拍攝戰士們聽報告的全景畫面時，我只拍攝了聽報告的戰士和新參軍的知識青年，沒有把做報告的人拍進畫面中。
離 開 軍 部
由于要搶時間把拍攝的照片沖洗出來向畫報社發稿，因此我在軍部只逗留了十天。
回家后，我將在軍部拍攝的底片沖出，印好照片，投寄給上海《良友畫報》《時代畫報》，香港出版的《今日的中國》畫刊。
《良友畫報》編輯把我寄給他們的照片分編成兩組，分兩次在畫報發表。各用兩頁版面刊登了“武裝戰士們聽報告和新參軍的上海知識青年在聽報告時記筆記”以及“新四軍戰士幫助農民春耕、戰士們學文化”等內容的照片。同時還刊登了美國進步作家斯諾寫的一篇有關新四軍的文章，這組照片的大標題是“在日軍后方的——項英的一支鐵軍”，標題下署“斯諾文、吳寶基攝影”。《良友畫報》143期刊登了兩頁版面的題為“新四軍中之女子教導隊”的照片。上海《時代畫報》用兩頁版面刊登照片。《今日的中國》畫刊也刊登了照片。
從新四軍采訪回來后發生的事情
我去新四軍攝影采訪，意圖是報道在皖南前線抗日的新四軍是一支人民的子弟兵，是真正英勇抗日的部隊。這完全是我自己決定的行動。而當時國民黨是不準許記者去新四軍進行采訪報道的。記得1938年春我和第三戰區長官司令部宣傳部長李俊龍聯系攝影采訪事時，就提出要去新四軍采訪，李當時只同意介紹我去國民黨第二十三集團軍唐式遵部，而拒絕我去新四軍。我是拿著《良友畫報》的介紹信在采訪完唐式遵部后偷偷去新四軍軍部的。
從新四軍軍部攝影采訪回來后，報道新四軍的照片文章相繼發表。不久，我在皖南屯溪鎮公共汽車站候車時，一個胸佩“第二十三集團軍總部”符號的軍官（這人我在唐式遵總部的招待所里曾見過幾面，并不熟。）走近我身邊悄悄對我說：“唐老總在總部對大家說你是共軍的奸細，要逮捕你。”
之后，在某處遇見中央社常駐國民黨第三戰區長官司令部記者歐化群。歐問我：“你去新四軍采訪過？”我說：“是的。”歐告訴我：“前幾天唐式遵到長官部開會，向我了解你的記者身份，我聽到唐式遵在顧祝同面前控告你，要求顧祝同（時任國民黨第三戰區司令長官）下通緝令逮捕你。”
我始覺情況嚴重。回想我去新四軍軍部時，在安徽巖寺曾遭受國民黨憲兵阻止的那一幕情景，到此，我才了解國民黨對共產黨新四軍外表上友善，骨子里卻是痛恨的。接著又得知和我同一時期到達新四軍軍部的吳大琨在屯溪被捕，解往上饒拘禁。為免遭國民黨毒手，我離開老家避居浙江淳安。不久，收五嬸母自昌溪村來信，告訴我某晚9時家里突然進來三個身著便衣，手持短槍的人，氣勢洶洶要找我，見我不在家又問不出住何處始悻悻而去。從此我深居簡出，四處躲藏，有一年多時間沒有搞攝影采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