蕭 克
蕭克用一個世紀，抒寫了不凡的人生。他既是先后參加過國民革命軍、北伐戰爭和八一南昌起義的戎馬將軍，也是親手創辦新中國軍事教育的學者將軍，他還是獲得過最高文學獎的作家將軍。
白崇禧嘆服紅六軍團“三大長處”
1934年8月7日，紅六軍團9700多人在蕭克、王震率領下，突破了敵人遂川至七嶺的封鎖線，踏上了西征之途。此行奉中革軍委命令，配合中央蘇區反“圍剿”作戰，到湘中創建新的蘇區，與賀龍的紅二軍團建立可靠的聯系。
紅六軍團能勝利突圍，確實是了不起的事情，連素有“小諸葛”之稱的廣西軍閥白崇禧也不得不承認蕭克指揮的紅六軍團有三大長處：“第一是紀律嚴格，進退動作一致，奔馳數省，隊伍完整；第二是組織嚴密，黨的命令，可直達士兵下層；第三是行軍力強，該部沒有落伍者。”
西征揭開了紅軍長征的序幕，同時為長征起到了戰略先鋒的作用。然而蕭克沒有想到的是，西征還打出了國際影響。
此事源于紅六軍團打下貴州舊州時俘虜的一名瑞士傳教士勃沙特。勃沙特被俘后，與紅軍朝夕相處一年半。在勃沙特眼中，蕭克是—個熱情奔放、生氣勃勃的領導者，一雙明亮的眼睛充滿了信心和力量。勃沙特贊賞地講道：“在艱辛曲折的旅途中，他不屈不撓。顯而易見，人們誓死愉快相從的原因就在這里。我覺得，他是一充滿追求精神的共產黨的將軍，正希望在貴州東部建立—個共產主義的政權。”當他看到紅軍每到一處都刷寫標語、幫助窮人，漸漸理解了紅軍這支衣衫襤褸但紀律嚴明的隊伍，是一支為理想而戰的軍隊。他為紅軍的精神所折服，不僅不怨恨紅軍抓了他，反而在獲釋后寫下《神靈之手——基督俘虜在中國》，大力宣傳中國紅軍的長征。
《神靈之手》于1936年底在倫敦出版，比埃德加·斯諾寫的《西行漫記》還早一年，成了西方最早介紹紅軍長征的專著。
改革開放后，美國著名作家哈里森·索爾茲伯里幫蕭克將軍和勃沙特重新取得聯系，將軍親筆寫信向勃沙特表示了對他當年宣傳紅軍的感激之情。
一段佳話就此長留史冊。
“湖南王”何鍵：“欲除朱毛，先除蕭賀”
紅二、六軍團會師后，離開黔東，挺進湘西北。兩軍默契配合，在十萬坪打了一場漂亮的伏擊戰，占領永順，打垮了湘西軍閥陳渠珍，圍攻湖南第二大城市常德，建立湘鄂川黔根據地政權，將這片蘇區的斗爭搞得轟轟烈烈，熱火朝天。
“湖南王”何鍵向蔣介石發出了“情勢緊張，全湘震駭”的急電，提出“欲靖川黔，先靖湘西；欲除朱毛，先除蕭(克)賀(龍)”的建議，懇求蔣介石“飛兵救援”。蔣介石為了防止紅二、六軍團與中央紅軍會合，在以重兵圍攻中央紅軍的同時，調集80多個團，對湘鄂川黔根據地發動了大規模的“圍剿”。盡管重兵壓境，紅二、六軍團在賀龍、蕭克指揮下卻以少勝多，戰果累累。
當紅一、四方面軍進入雪山草地后，蔣介石將大部分注意力集中到紅二、六軍團這支“江南孤軍”上，調集130多個團另加地方保安團隊，總兵力30萬之眾，妄圖讓川鄂湘黔根據地“生機絕滅”。賀龍、蕭克等人決定戰略轉移。1935年11月19日，紅二、六軍團開始長征，成為紅軍長征史上又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長征結束，三軍大會師，毛澤東在陜北羨慕地稱贊道：“你們二、六軍團在烏蒙山里打轉轉，不要說敵人，連我們也被你們轉昏了頭，硬是讓你們轉出來了嘛！出貴州，過烏江，我們是付出了大代價的喔。二、六軍團卻討了巧，就沒有吃虧。你們一萬人，走過來還是一萬人，沒有蝕本，是個了不起的奇跡，是個大經驗，要總結，要大家學習。”
“挑刺挑到國防部”
1950年6月，經朱德總司令點將，蕭克奉命組建軍委軍訓部并任部長。1957年底，蕭克出任訓練總監部部長、黨委書記。他傾盡心力，大抓部隊的現代化、正規化建設，還頗有遠見地要求部隊大搞聯合作戰訓練（比美軍的聯合作戰理論早30年）。
然而，蕭克這套以蘇軍為藍本搞起來的現代化正規化建設路子，卻被扣上了“教條主義”的帽子。有人說：“教條主義的大本營就在軍事學院”，“司令部在我們訓練總監部”。1958年2月，國防部長彭德懷說：“把正規化現代化同我們在長期革命斗爭中建立起來的黨的領導和政治工作對立起來看，當作全面的建軍方針，這顯然是不夠全面的、錯誤的。”蕭克對這一說法不贊同，于是寫信給彭德懷，力陳正規化現代化與革命化并不對立。不料這封信在反“教條主義”后竟成了蕭克向彭老總進攻的罪證，說他“挑刺挑到國防部了”。
斗爭愈演愈烈，蕭克和李達等不僅被打成“資產階級軍事路線的代表人物”，而且被誣為“以蕭克為主帥，李達為副帥的反黨宗派集團”，說他們是“有計劃、有組織地向中央和軍委的正確路線猖狂進攻”。蕭、李被撤銷一切職務。
歷史總是驚人地相似。正如蕭克上書彭德懷被說成是“反黨”一樣，1959年彭德懷在廬山會議上書毛澤東，也被說成是下“戰書”而遭批判。彭德懷于罷官后認識到對蕭克批判的錯誤，托侄子彭起超代他向蕭克道歉：“1958年的事，讓你們受苦了，對不起同志們啊！”而蕭克則在回憶錄中說：“我早就對他老人家沒有氣了。……當時彭總的所作所為，是一定歷史背景下的產物，在‘左’的狂潮中，很難把握自己的。當時我不是也違心地承認是‘反黨’嗎？”
好在歷史是公正的。1978年11月7日，經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批準，總政治部發出通知，撤銷了關于蕭克的錯誤結論。1980年秋，鄧小平代表中共中央明確指出：1958年“那次反教條主義是錯誤的”。
身體力行 倡導真史信史
蕭克嗜書如命，尤愛歷史。他的治史箴言是：“史是傳信之書”，“一字之出，必須慎重”，“只有忠于史實，才能忠于真理”。他很欣賞東漢哲學家王充的兩句話：“譽人不增其美，毀人不益其惡。”主張研究歷史“不唯上，不唯親，不唯權勢”。
蕭克還身體力行，親自寫下了《鐵軍縱橫談》《朱毛紅軍側記》《紅六軍團西征》等作品，主編了《南昌起義》等史學經典。他以他的威望鼎力支持寫真史、信史，給中國當代史學留下了珍貴的財富——
典例之一：實事求是談林彪的身份問題。“文革”時期，林彪紅極一時，有人將井岡山的朱、毛會師篡改為毛、林會師。蕭克毫不客氣地說，井岡山朱、毛會師時，林彪才是一個連長。林彪折戟沉沙后，全國開展對林彪反黨集團的大批判。1973年在中央下發的一份批林材料中，稱林彪在南昌起義時還是見習排長。時任軍政大學校長的蕭克，剛因林彪集團倒臺而恢復軍職，但他沒有乘機落井下石。他認為此事不實，應予以糾正。為慎重起見，蕭克特地向北伐時曾與林彪共事的覃士冕打電話，后者證實了蕭克的觀點。此后，蕭克要求軍事學院的教員按事實講課。蕭克嚴肅地說：“歷史就是歷史，不能人為地歪曲事實。真理只有一個，是不能以某種‘政治上的需要’來改變的。有些同志喜歡錦上添花，或落井下石，甚至制造材料，歪曲事實”，“這不是唯物主義的態度”。
典例之二：還第四次反“圍剿”以本來面目。第四次反“圍剿”時，毛澤東因寧都會議被錯誤地撤掉紅一方面軍總政委職務。在周恩來、朱德的指揮下，第四次反“圍剿”取得了勝利。但過去黨史將中央蘇區第一至四次反“圍剿”作戰勝利的原因，全部歸于毛澤東名下，不講第四次反“圍剿”是誰指揮的，只講“毛澤東正確的軍事思想”的影響。對于這種提法，蕭克明確地指出“要如實講”。此后，軍政大學的教材和課堂上，第四次反“圍剿”恢復了本來面目。
典例之三：為“百團大戰”正名。因為“百團大戰”的總指揮是在廬山會議受到批判的彭德懷，在此后的20年間，“百團大戰”在黨史上受到冷遇。1978年，《近代史研究》為配合《彭德懷自述》的發表，準備配發一篇介紹“百團大戰”的文章，蕭克表示堅決支持。他鼓勵軍事學院的蔣杰將這篇文章寫好。完稿后，蕭克親自作了修改，并在結束語中寫上中肯的評語：“從當時我軍在敵后處于戰略防御階段來說，百團大戰采取全面進攻戰略態勢，軍事上是早產的，政治上是錯誤的。但不能說是流產，更不能說是投降主義的產物，也不能否認在戰役戰斗上取得了重大的勝利，以及對全國戰局有一定的影響和提高我黨我軍聲威的重大意義。”
典例之四：呼吁為“富田事變”平反。“富田事變”是1930年12月紅一方面軍總政治部秘書長兼肅反委員會主任李韶九造成的一宗彌天冤案，有8427人被錯殺。解放初期，中央雖然對8427名被錯殺者予以了平反，但這些人不享有烈士待遇，其后代繼續遭受不公正的待遇。1978年，江西省委黨校黨史研究室主任戴向青開始調查富田事件，發現當年大肅AB團與“反革命富田事變”是一樁冤假錯案，當時黨內根本不存在AB團。1980年底，全國黨史學會成立大會在北京召開，戴向青將自己的研究成果向黨史學會顧問蕭克作了匯報。1981年至1982年間，蕭克以歷史見證人的身份，向中央組織部等部門反映了中央蘇區肅AB團與“富田事變”的經過，指出事變的主要原因是亂打亂殺引起矛盾激化所造成的。他的講話在中國革命博物館的內部刊物《黨史研究資料》上刊登，同期還刊出了蕭克秘書國琦、東霞夫婦合寫的《江西蘇區初期的肅反與富田事變》，受到了胡耀邦、楊尚昆等中央領導的關注，并責成中央有關機構進行調查核實。中央黨史研究室編寫的《中國共產黨歷史》(上卷)和胡繩主編的《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里，已明確地肯定“肅清AB團”是嚴重臆測和逼供信的產物，混淆了敵我，造成了許多冤假錯案。這實際上為在“富田事件”中蒙冤的紅軍將士平了反。
蕭克對歷史研究的感言堪稱箴言：“歷史的事實是最大的權威”，“搞歷史研究的同志必須‘求實存真’，不能作違心之論”。蕭克將軍的這些話至今仍振聾發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