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四軍戰史》第四章中有一段記述：“新四軍重建軍部后，考慮到根據地沒有統一的政權機構，特地設立了財政經濟部，兼管部隊和地方的經濟工作。”這部戰史由解放軍出版社在2000年6月出版不久，蘇中的王興圣同志大概從書上署名得知是我主持撰寫，就給我寫信，對是否有過新四軍財政經濟部提出質疑。我當即給他復信，介紹了在戰史中這樣記述的一些依據。我的答復顯然未能使他信服。多年以后，他又在網絡上發表文章，認為當年只有蘇北行政委員會財政經濟部，沒有新四軍財政經濟部，并且指名要我作答。據我所知，許多新四軍老同志和新四軍史的研究者對這個問題也不甚了解。因此，對是否有過新四軍財政經濟部我作一些考證，供大家研究，尤其希望新四軍重建軍部的親歷者發表意見。
華中抗日根據地需要有一個統籌財政經濟工作的機構
1941年1月25日，新四軍在蘇北鹽城重建軍部。此時，新四軍和八路軍南下部隊已經在蘇南、蘇中、蘇北、淮南、豫皖蘇邊、皖中（后稱皖江）和鄂豫邊創建了抗日根據地，成立了各級抗日民主政權及其財政經濟部門。這些抗日根據地總稱華中，但是華中抗日根據地尚沒有統一的政權。新四軍的作戰和發展，根據地的鞏固和建設，都需要有一個機構，對華中抗日根據地的財政經濟工作統一籌劃，宏觀調控，并直接領導一些統管華中各根據地的金融、稅務機構。在新四軍軍部設立財政經濟部，兼管軍隊和地方的財政經濟工作，正是為了適應當時的這種需要。
新四軍財政經濟部是以蘇北臨時行政委員會財政經濟部為基礎成立的。早在1940年7月新四軍開辟以黃橋為中心的抗日根據地時，就成立了新四軍蘇北指揮部稅務總局，朱毅任局長。8月通如靖泰臨時行政委員會成立，朱毅任財政處處長。11月在通如靖泰臨時行政委員會的基礎上成立蘇北臨時行政委員會，朱毅任財政經濟部部長。1941年1月6日，這個財政經濟部遷至鹽城，由華中新四軍八路軍總指揮部領導。1月25日，以華中新四軍八路軍總指揮部為基礎重建新四軍軍部，財政經濟部成為新四軍軍部的一個部門，仍由朱毅任部長，曾任新四軍江北指揮部供給部部長的李人俊任副部長。5月，原任中共浙江省委文委書記的駱耕漠從上海來到鹽城，也被任命為副部長。新四軍財政經濟部設辦公室、稽征科、生產建設科、審計科、會計科、總務科和金庫。各科室的負責人是蔣壽源、林漢、羅少鋒、李果等。因工作范圍擴大，人員增至七八十人。這些來自蘇南、蘇中、皖東、皖東北和豫皖蘇邊區的干部，帶來了各抗日根據地的財政經濟工作經驗，特別是根據地創建初期的理財經驗。新四軍財政經濟部設一位政治指導員，負責政治思想工作，并兼黨支部書記。起初政治指導員是吳志堅。5月吳志堅調任新四軍衛生部政治指導員，改由20歲的吳為真接任。
1941年7月，日偽軍對鹽阜抗日根據地進行大規模“掃蕩”。中共中央華中局和新四軍軍部于7月10日撤離鹽城。財政經濟部奉命分散轉移。朱毅在6月已率工作組在蘇中。李人俊率金庫負責人陳克秋等女干部也去蘇中。駱耕漠率財政經濟部多數干部隨抗日軍政大學第五分校行動，起初隱蔽在鹽東縣的盤灣子、龍王廟一帶（今射陽縣盤灣鎮），與日偽軍兜圈子周旋。時值盛夏季節，常常雷雨交加，河水泛濫，道路泥濘。金庫的另一位負責人周希平和陳瑋、陳瑞荃、施凌、唐翠英等十多位女同志，用米袋和被單改作錢幣袋裝著金條、銀元、稅款，分別捆在身上行軍，為此丟棄了自己的衣物。吳為真完好地保存了財政經濟部和江淮銀行的印章。8月初他們折返向西，越過日軍在串場河、通榆公路的封鎖線，于中旬到達阜寧縣板湖、陳集，與前期轉移到這里的軍部匯合。
日軍于7月22日侵占鹽城，又在阜寧、上岡、岡門、伍佑、劉莊、湖垛等地設立新的據點，使鹽阜抗日根據地處于更加被分割封鎖的局面。面對這一新的局勢，中共中央華中局和新四軍軍部做出了一系列反“掃蕩”的部署，其中一個重要的的決定，是縮小軍部機關。8月底，財政經濟部撤銷，人員另行分配工作。已在蘇中的朱毅，留在那里負責財政經濟工作。李人俊繼續負責江淮銀行和江淮印鈔廠的工作，后去淮北抗日根據地。駱耕漠、吳為真和財政經濟部的多數工作人員到了新四軍第三師和鹽阜區。也有些同志被派到其他地區。如李果、吳志堅夫婦去了皖江抗日根據地。
新四軍財政經濟部在半年時間里做了許多工作
新四軍財政經濟部存在的時間雖然只有半年略多，但在中共中央華中局和新四軍領導人的直接領導下，克服敵后戰爭環境的種種困難，積極地做了許多工作。
首先是本著既要保障新四軍經費供應和黨政群機關必須開支，又要照顧到根據地尚待鞏固和發展的指導思想，對財政經濟工作怎樣取之于民、怎樣用之得當開展調查研究。在這基礎上，制定了財政經濟工作的一些制度、規則，加強了戰時經費的管理。對于敵后根據地怎樣對待法幣，怎樣抵制偽幣，也研究確定了基本方針，為后來制定貨幣政策做了準備。
對稅收機關統一管理，加強領導，并制定和發布了簡便易行的工商稅征收辦法，使財政收入有了比較可靠的保證。
舉辦訓練班，為各地財政、稅務部門和籌建銀行培養輸送了一批干部。
建立金庫，直接掌握一大筆庫存現金，包括金條、銀元，保證了軍費和行政經費的正常供應，也使新建的銀行有了儲備基金。
選調干部，籌備成立江淮銀行。4月1日，江淮銀行在鹽城成立。朱毅、李人俊兼任行長、副行長。5月，駱耕漠也兼任副行長。由財政經濟部調來的陶濤任業務科長，上海地下黨輸送的楊杰培任秘書科長，顧忱遙任會計科長。還從抗日軍政大學第五分校選調一些學員，經短期培訓后到銀行工作。4月12日正式對外營業，就撥款6萬元，作為鹽城縣購買種子、耕作和打井的生產貸款及工商業經營貸款。6月9日又撥款3萬元，作為阜寧縣農村金融的調劑資金。
在籌建江淮銀行的同時，還籌建江淮印鈔廠，通過上海地下黨購買了全套印鈔設備。李林在回憶錄《從上海秘密運回印鈔設備的經過》中記述：“1941年3月，軍財經部派我去上海，與上海地下黨負責購買印鈔設備的同志聯系，商量如何將印鈔設備運回鹽城。我是1940年12月從上海到蘇北參加新四軍的，被分配在軍財經部辦公室工作。當朱毅部長找我談話，要我去上海完成這一特殊任務時，我心里既高興又緊張。”李林在這篇文章中明確用了“軍財經部”的名稱。
1941年5月8日，中共中央華中局舉行會議，專題討論財政經濟工作。朱毅就華中抗日根據地的財政經濟情況作了報告，李人俊作了補充報告。劉少奇主持會議并講話。據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9月出版的《劉少奇年譜》記載，“會議指出：根據地的財政經濟工作應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去做。必須統制進出口貿易，才能和敵偽做經濟斗爭。要做好年度的財政計劃和預算，改變那種被動應付的現象。稅收機關由財經部統一管理。財政人員需要加強。財政經濟政策、稅制及人員調動，統由財經部直接管理。”這里所說的財經部，當然是新四軍財政經濟部。
蘇北行政委員會及其財經部門不在鹽城而在蘇中
以下我對王興圣同志的質疑試作回答。
王興圣否定新四軍財政經濟部的重要依據，是《江淮日報》的一則廣告。據他引述，1941年5月9日的《江淮日報》載有“蘇北行政委員會財政經濟部干部訓練隊招考”的廣告。他認為：“這說明當時設在鹽城的財政經濟部是蘇北行政委員會財政經濟部。”
細讀這則招生廣告全文，并沒有任何文字說這個財政經濟部在鹽城，也不能否定在鹽城有個新四軍財政經濟部。我認為，刊登這則招生廣告的，可能是在蘇中的蘇北臨時行政委員會財經處。
說清楚這個問題，需要多費點筆墨。1940年新四軍北渡長江，先后建立了中共蘇北區委、新四軍蘇北指揮部和蘇北臨時行政委員會。這些以“蘇北”冠名的黨政軍機構，工作范圍實際上只在后來稱為蘇中的地區。蘇北臨時行政委員會，所轄11個縣，即：泰興、泰縣、靖江、如皋、如西、海門、啟東、南通、江都、東臺、興化，都在蘇中。1941年3月，中共中央中原局決定實行小省制，將華中抗日根據地分為8個戰略區。長江以北，隴海路以南，黃海以西，運河以東，為蘇中、鹽阜、淮海3個戰略區。通常的記述是，此時，中共蘇北區委就改稱蘇中區委，蘇北臨時行政委員會也改稱蘇中行政委員會。中共江蘇省委黨史資料征集研究委員會編寫的《蘇中抗日斗爭》，陳丕顯的《蘇中解放區十年》，《管文蔚回憶錄續篇》，都是這樣寫的。也有不同的說法。認為政權機關與黨委不同，需要經過立法程序才能變更，而1941年日軍發動“掃蕩”，參政會無法開會，所以蘇北臨時行政委員會直到1942年5月1日才改為蘇中行政公署。不論何時改名，都說明蘇北臨時行政委員會是蘇中區的政權機關。因此，它不可能在鹽阜區的鹽城。據我所知，蘇北行政委員會于1940年12月從海安移至東臺，1941年4月又移至泰東縣滸澪鎮（今屬如東縣）。它的財政經濟部正是從東臺調往鹽城的。此后另建的蘇北行政委員會財經處，用原來的財政經濟部名稱刊登招生廣告，可能是這個名稱群眾熟悉一些。戰爭年代不很正規，使用原來名稱的事并不少見。
也有另一種可能：新四軍財政經濟部舉辦的訓練班招生，沿用了其前身蘇北行政委員會的名稱。用政府的名義招生，比軍隊的名義更有利于吸引地方青年報名。何況培訓的本來就是地方財政經濟工作人員。這則廣告提到的報名地點，既有屬于鹽阜區的鹽城縣稅務局和阜寧縣稅務局，也有屬于蘇中區的東臺等縣稅務局，反映了招生范圍不限于蘇中區。
賴傳珠日記有多處關于新四軍財政經濟部的記錄
王興圣的又一個依據，是賴傳珠1941年1月3日的日記：“去電將財政經濟部調鹽城來”。他認為：“這也說明設在鹽城的財政經濟部是蘇北行政委員會財政經濟部，因為當時新四軍軍部還未重建。”
可惜的是，王興圣只引了賴傳珠的上半句。查解放軍文藝出版社2000年3月出版的《賴傳珠日記》，下半句是：“另在行政委員會設財務處。”賴傳珠又在1月6日記：“朱、李部長今日返東臺。”1月10日記：“朱、李部長來談房子問題。”把這些話完整地看，事情就很清楚了。當時是將蘇北臨時行政委員會財政經濟部從東臺調到鹽城，作為華中新四軍八路軍總指揮部的財政經濟部。蘇北臨時行政委員會因而沒有財政經濟部了，就另設一個財務處（后稱財經處）。正因為財政經濟部到鹽城后已是華中總指揮部的機構，所以朱毅、李人俊才會向華中總指揮部參謀長賴傳珠要房子，并商談其他問題。
新四軍軍部重建后,賴傳珠作為新四軍參謀長，協助陳毅代軍長指揮作戰，主持司令部的工作，還兼管后方勤務，因而常與供給部、衛生部、財政經濟部、軍工部的領導人商談工作。在《賴傳珠日記》中，多處提及財政經濟部。但他寫日記只是作為自己的工作記錄，所以寫得都很簡略。1941年3月3日記：“朱、崔部長來談工作。”朱，是財政經濟部部長朱毅。崔，是衛生部副部長崔義田。3月23日記：“上午宋、朱部長來談一些問題。”宋，是供給部部長宋裕和。4月3日記：“朱部長結婚請客。胡政委亦請客。”胡政委，即劉少奇，初來華中時化名胡服。他們是3月30日一起舉行婚禮的，但因4月1日江淮銀行舉行開業典禮，事情很多，才延至4月3日請客。5月1日又記：“上午與宋、朱部長商討經費、津貼的規定和印刷廠的位置。”印刷廠似指正在籌辦中的印鈔廠。5月8日記：“上午開會，由朱、李部長作財政經濟狀況的報告。”這就是中共中央華中局專題研究財政經濟工作的那次會議。5月28日記：“宋、朱部長來此談后即返。”5月29日記：“沈部長、朱部長來此談一些問題。”沈，是新四軍衛生部部長沈其震。6月2日記：“開會討論財政經濟工作，決定朱部長去蘇中布置工作。”這是朱毅率工作組去蘇中傳達貫徹華中局關于財政經濟工作的指示。此后兩個月，軍部緊張地投入反“掃蕩”的準備并撤出鹽城，直到8月19日又記：“駱部長來談財政經濟工作。”此時朱毅、李人俊都在蘇中，駱耕漠率財政經濟部的工作人員在經歷反“掃蕩”斗爭以后終于又與軍部會合。
以上賴傳珠的工作記錄足以證明，由朱毅、李人俊、駱耕漠任正副部長的財政經濟部，與宋裕和任部長的供給部、沈其震任部長的衛生部一樣，都是新四軍軍部的組成機構。
《新四軍戰史》關于財政經濟部的記述并非一家之言
王興圣提出，以往記述新四軍的史書，在新四軍序列中都沒有財政經濟部。他特別提到1963年印的《新四軍抗日戰爭史》，強調有許多新四軍老同志參與編審，因而具有權威性。他還提到了1992年出版的《新四軍組織發展實錄》，說是由我所編，并沒有提及新四軍財政經濟部，到了《新四軍戰史》卻有了，意思是自相矛盾。
1963年印的《新四軍抗日戰爭戰史》，是一部沒有審定的初稿。許多新四軍老同志付出了辛勤勞動，為我們后來撰寫《新四軍戰史》提供了重要基礎。但是限于當年的形勢和條件，這部戰史初稿有不少方面不夠完善。正因為不夠完善，中央軍委才于1996年3月決定重寫《新四軍戰史》。有一本1997年6月出版的軍史書籍，專列一章四節批評這部戰史初稿的缺陷。我對此并不贊成。因為這是一部并未正式出版的初稿，不需要也不應該在公開的出版物上批評。同樣，我也不贊成以這部戰史初稿作為標準，來判斷別的史書正確與否。
至于《新四軍組織發展實錄》，主編、副主編都另有其人，書上印著他們的姓名，我并未參與編寫工作。我想王興圣可能是把此書與《新四軍辭典》記錯了。他在當年給我的信中，說的是“同樣由您主編的《新四軍辭典》”。這部辭典是上海辭書出版社1997年6月出版的，早于《新四軍戰史》的出版整整三年。三年前遺漏的史實，應該允許我在三年后補正。
其實，關于新四軍財政經濟部的記述，并非《新四軍戰史》的一家之言。江蘇人民出版社1988年12月出版的《新四軍軍部在鹽城》，在《重建軍部后的新四軍戰斗序列》中就有財政經濟部，包括部長、副部長姓名和所轄科室。北京新四軍暨華中抗日根據地研究會編的《回顧新四軍軍部》一書，對新四軍財政經濟部也有較多記述。上海辭書出版社1992年12月出版的《中國人名大辭典·當代人物卷》，在介紹李人俊、駱耕漠、胡金魁時都講到了他們在新四軍財政經濟部的職務。
刊物上也有關于新四軍財政經濟部的記述。《新四軍紀念館史料研究集刊》1988年第1期載有成鞘伯的《新四軍財經部史略》。作者在文末特地注明：“承駱耕漠、李人俊、陶濤、吳為真、唐翠英、周希平、李林、鄭瑞英等老同志幫助回憶，并對初稿作了審閱。”《鐵軍》雜志2006年第11期載有陶濤的《新四軍財經部長朱毅》，介紹了朱毅生平，包括在新四軍財政經濟部的工作。《世紀風采》雜志2004年第10期載有任崇海的《初建的江淮銀行》，文中提到江淮銀行由新四軍財政經濟部籌建和領導。
王興圣還說，他曾向幾位黨史軍史研究人員咨詢，回答是新四軍序列中沒有財政經濟部。我認為，他們可以說沒有見到過關于新四軍財政經濟部的文獻史料，因而不能肯定，但卻不應該斷然否定。因為他們不是新四軍重建軍部的親歷者，他們也沒有充分的依據來否定許多親歷者的回憶。
相比之下，我贊賞王興圣同志。多年來他一直在搜尋否定新四軍財政經濟部的依據，但仍自稱“商討”，留有繼續討論、考證的余地。我與他意見相左，結論不同，但我認為他的治史態度是嚴肅的，探求精神是可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