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孟晉
人們常說“父愛如山”，父親對子女的影響是深遠的，父親的形象在子女的心中是清晰的。父親的音容笑貌永恒地定格在我兒時的記憶中，永遠是他30多歲時風華正茂的形象。
兒時的記憶：父親總是忙忙碌碌
大約在1942年底或1943年初，父親跟隨在淮南抗日根據地擔任重要職務的張愷帆同志，由新四軍第二師創建的淮南抗日根據地，轉入新四軍第七師創建的皖中（后稱皖江）抗日根據地，在根據地中心區無為工作。地處無為縣西南部的五區，地域開闊，是無巢中心區向南、向西發展的重要通道。為加強對無為五區的領導和控制，皖中區黨委決定將原屬桐廬無縣委管轄的五區劃出，單獨設立行使縣委權力的中共無為五區工作委員會，工委下轄橫山、洪巷、湖隴三個區委，直屬沿江地委領導。剛到無為的父親胡孟晉任五區工委書記。
父親從淮南抗日根據地到達皖中抗日根據地后，他工作所在地無為離家鄉舒城不遠了。工作之余，思念妻兒之情常常縈繞心頭。1943年春夏之交，他派交通員化裝到舒城，接我們母子去無為。后來聽父親說，這是他第二次派秘密交通員到家鄉舒城接我們，第一次派出的交通員沒能到達舒城，在途中就因身份暴露被地方反動武裝殺害了。
在交通員的安排和帶領下，母親拉著我和弟弟胡勛，經廬江坐船過巢湖后，又步行到父親的住地無為。這一年，我七八歲了，已經開始記事，對途中乘船過巢湖印象很深，這是我第一次坐船，也是第一次見到如此大的水面。
在無為見到父親，對尚處于孩童時期的我來說，無疑是非常快樂的事情。但是，父親與我們在一起團聚的時間太少。每每看他一身農民打扮，清晨拎上底部放置手槍的籃子，步履匆匆地走出家門；天黑了，我們弟兄倚門等候常常盼不到他的歸來。父親就是回來了，也總是在油燈下看看寫寫，或是不斷有人來找他，與大家圍坐在一起談論著什么。父親給我的印象總是忙忙碌碌。
外出的父親具體忙些什么，我無從知曉，倒是對當年跟隨母親的事情還記憶猶新。白天，父親外出后，母親常常帶著我們兩弟兄走村串戶，與張家的嬸子、李家的媳婦聊天，聊天的內容我不懂，但我們與周邊村子的百姓建立了良好的關系。后來我才知道，早在抗戰爆發初期，離開家鄉的父親就通過家書的形式，教育和引導母親在抗日救亡運動中開展群眾工作的方法。現在回想起來，那時母親應該是以走村串戶為掩護，進行群眾動員和發動工作。
印象中的無為：一片抗日的熱土
印象中，無為是日、頑、我三方爭奪的游擊區，日軍占領無為縣城和部分交通要道，廣大鄉村則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根據地，但也時常遭到國民黨頑軍進村盤查和日偽軍進村“掃蕩”的事。我們所住的地方是新四軍第七師部隊經常活動的地方，群眾基礎比較好，老百姓衷心擁護新四軍，不少保長名義上為偽政府或國民政府服務，但暗地里也為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根據地送情報。遇到偽軍或頑軍進村“掃蕩”、盤查時，保長能提前給我們打招呼，提出應對的辦法。我們是舒城口音，顯然與無為口音不同，為避免在“掃蕩”或盤查時遇到麻煩，保長事先和我們約定好，說無為是我們的老家，我們從小被送到外地謀生，現在是回家看看，并和相關人家達成默契。如此，在遇到頑軍進村盤查時能夠應付過去，沒遇到什么麻煩。遇到日偽軍“掃蕩”時，保長也會提前向我們透露消息，母親領著我們和鄉親們四處躲藏，也和日軍打起了“游擊”。無為是圩區，藏身之處難以尋覓，記得一次倉促中沒能跑遠，竟然貓著腰在水稻田中躲了大半天。在無為期間，一天我還和小伙伴到住地不遠的劉家渡趕集，這里是淪陷區，荷槍實彈的日軍把持著集市的進出口，其兇神模樣還刻在我的腦海里。
在無為生活了大半年后，無為的形勢更加緊張，父親也更加忙碌，無法顧及我們母子，母親也不愿我們拖累父親，便帶著我們兄弟離開無為，返回老家舒城。此后，無為成為我們一家夢魂縈繞的地方。
烽火中離別時，竟成與父永別日
離開無為后，我們只能從父親寄來的家書中了解點情況。盡管因考慮家書要受到層層盤查而寫得很難懂，但我們仍深切體會到烽火年代“家書抵萬金”的珍貴。新中國成立后，從他的戰友回憶、出版的黨史資料中，才陸續知道一點信息。
1945年4月，父親離開無為五區工委，任中共白湖中心縣委委員、宣傳部部長，直至10月北撤，他離開戰斗了近三年的皖江抗日根據地。父親隨軍北撤至山東后，與家里失去了聯系。這段時間父親連一封家書也沒有，這可能是長期處于戰斗狀態，居無定所，無法告知固定駐地，又擔心會給我們母子帶來新的連累。后來得知父親此時身體嚴重透支，染上了當時基本無望治愈的肺病。
解放戰爭的三年時間，祖母、母親和我們弟兄都在盼望中、等待中苦挨時間的流逝。父親1912年生于廬江縣，幼年喪父后移居舒城縣的舅舅家。在家境困難的情況下，祖母含辛茹苦供養父親讀完了師范。和母親一樣，祖母對父親放棄家庭外出打日本鬼子是支持的，但有時對父親的舉動不能理解。一次祖母回憶說，1941年，已經外出革命四五年的父親寫信給家里，要求家里借錢或變賣家產寄給他，支持他的“生意”（隱語，指革命）。祖母為此心里很不平衡，她不明白：人家當官給家里帶來的是金錢和榮耀，可是我父親給家里帶來的卻是國民黨頑固勢力的刁難，家里不僅沒有榮華富貴，反而為之擔驚受怕，甚至還要倒貼錢財。祖母對父親的“埋怨”，更使我對父親刮目相看。
烈士魂歸故里，吾輩傳承先輩精神
內戰全面爆發后，因父親參加新四軍，我們自然成為“匪屬”，家鄉舒城百神廟的國民黨基層政權人員，三番五次找上門來威脅、恐嚇我們，要母親動員父親回來“自首”，不然要殺我們全家。家鄉無法呆下去了，母親一手抱著尚在襁褓中的三弟，一手拉著大一點的二弟和我到處流浪，靠給有錢人家打零工掙錢維持基本生計。就是這樣，在一處也不能久呆，擔心被人懷疑而被檢舉出來，只好干幾天就走，印象中最遠處曾跑到過廬江等地。
1949年初家鄉舒城解放，很多當年參加革命的人紛紛與家里取得聯系，而我父親仍是杳無音信。在父親戰友、我舅舅張軾的多方查找下，父親終于有了下落：他因積勞成疾，于1947年夏就在冀魯交界的河北故城解放區去世。我們一家等到這個遲到的噩耗后，都沉浸在極度的悲痛之中，為他未能親眼看到家鄉的解放和新中國的誕生而惋惜，也為他未能實現家庭團圓而痛惜。在新生的舒城縣人民政府的幫助下，性格剛毅的母親擦干淚水，和我舅舅張杰懷揣干糧，長途跋涉前往故城縣，用一床棉被將父親遺骨遷回舒城。舒城縣人民政府縣長楊震等領導對我母親的舉動交口稱贊，并代表縣政府給予一口棺材，父親遺骸被重新裝殮后安葬在鐘家畈，墓前舒城縣人民政府立有“革命烈士胡孟晉之墓”墓碑，父親魂歸家鄉了。
在各級黨組織的關愛下，我們弟兄三人先后接受教育，享受吃、住、穿全免的烈屬優厚待遇。工作后，在黨組織的教育、培養下，我們都相繼走上了領導崗位。工作中，以父親為代表的為革命、為人民大眾犧牲個人、犧牲家庭以及與人民群眾建立魚水之情、為廣大人民謀利益的新四軍精神，始終影響著、鼓舞著我們，我們不論在什么崗位上，都能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兢兢業業、勤勤懇懇地工作，為完成父親等新四軍老戰士未竟的事業而盡一份力量，我想，這也是懷念父親、懷念革命前輩的最好方式，父親在天之靈應該感到些許慰藉。（郭照東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