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12月26日，江西九江《潯陽晚報》第四版登載了一篇專訪《女紅軍四過雪山三過草地》，文中介紹了我母親鄢秀英當年參加紅軍、過雪山草地以及捐獻文物馬褡子的經過。不經意中時光已過去近四年。母親鄢秀英珍愛的馬褡子，如今身處何地？
2006年恰逢紅軍長征勝利70周年，中華全國婦女聯合會及共青團中央為籌建中國青少年教育基地，在全國范圍內向老紅軍特別是女紅軍征集文物。10月下旬的一天，當江西省、九江市婦聯的領導和工作人員來到171醫院高干病房向母親說明來意時，老人非常激動，一再對我說：“有一個馬褡子，你去認真找一找。”那時母親因骨折住院，行動不便。
在回家的路上，我邊走邊想，這么大件東西會放在哪里呢？有些年月不見了，樓上樓下幾個房間里最有可能存放老物件的是哪個房間？略思片刻，我立馬鎖定了二樓東頭的那個房間。在那有個壁柜，是母親存放箱子、大衣等不常使用物品的地方。抱著試試看的想法，我打開了那個長年無人翻動的壁柜，將上面的物品依次搬開后，一件呈土黃色、折疊得很好的紡織品躍入了我的眼簾。這是什么？我捧起它，展開一看，立刻就認出它正是一個馬褡子。
我心中一陣欣喜，母親交待的任務完成了，但省、市婦聯的有關人員是否認可為文物，還不得而知。然而此時，另一件令我更加驚喜的事情發生了：在馬褡子下邊，并排擺的幾本書中竟然有那本讓我魂牽夢縈尋找了近十年的《巴蜀巾幗壯歌——紅四方面軍女戰士革命斗爭實錄》（第一輯），這本書詳細記述了紅四方面軍女戰士光輝的戰斗歷程，記述了她們的成長與喜悅、失敗與哀怨。書中收輯了47位紅四方面軍女戰士傳記文章，其中就有記者李燕孫采寫的《鄢秀英——雪窟泥潭過來人》。這本書我們兄弟姐妹五人都十分喜愛，只要有空閑時間，就爭相傳看，我們被書中母親年幼時跟隨部隊爬雪山、過草地經受的磨難所感動；被書中女紅軍的革命經歷以及她們的崇高精神所震撼。我母親自幼未讀過書，13歲時參加紅軍，后來的一點文化底子都是參加紅軍后特別是在抗戰時期在八路軍、新四軍里學到的，至解放初期，她已經能流暢地讀書、看報、寫信了。我母親也十分喜愛這本書，經常看見她戴著老花眼鏡看這本書。后來不知怎的，再找這本書就無論如何也找不到了。如今它突然出現在我面前，并且與馬褡子放在一起，只能說明母親是何等的珍惜它們。
第二天我將馬褡子和那本《巴蜀巾幗壯歌》都帶到病房。母親一看見馬褡子，顯得很激動，眼角滲出了淚水，這是平時不多見的。確也是，一件陪伴她走過抗日戰爭、解放戰爭的心愛之物，在塵封了10余年后突然出現，怎么能不讓她心潮激蕩？
省、市婦聯的同志將馬褡子打開仔細察看，發現土黃顏色及質地極像日本粗呢紡織品，初步判定是從日軍那兒繳獲來的。再仔細察看，在上面還發現了一個用毛筆規規矩矩書寫的“鄢”字。歷經60余年時間，字跡竟然還那么清楚。這個“鄢”字，可以說明馬褡子是歸我母親使用的物品。母親在抗戰時期的經歷我大體清楚，基本上是父親黎有章到哪個單位，母親就跟著調到哪個單位。如父親從1939年至1942年在山東抗大一分校任大隊長，母親就在分校醫務室任調劑員；父親從1943年起在山東濱海軍區任十三團參謀長兼第一軍分區參謀長（司令員梁興初、政治委員覃士冕，后為劉西元），母親就在該分區衛生所任調劑員（后任司藥）。后來父親所在部隊隸屬新四軍，母親也來到了新四軍。可以判定這個馬褡子是我們部隊與日軍作戰后的戰利品，然后分配給我母親使用的。因為作為司藥，有很多藥品、器械及壇壇罐罐需要用馬褡子來裝載的。從此它伴隨我母親歷經抗日戰爭、解放戰爭直到迎來了新中國的成立。
這時我注意到省、市婦聯同志們的臉上露出了滿意的笑容，看來他們是認可了馬褡子所具有的文物性質，并向母親表示準備將馬褡子帶到北京進一步鑒定確認的意思。母親很干脆地說：“這是好事，捐。”就這樣馬褡子告別了我家隨著省、市婦聯的同志們遠行去了首都北京。
后來我在《潯陽晚報》上看到過一則報道，大意是江西省已把這個馬褡子作為一級文物上報了。其實，母親心愛的馬褡子有沒有評上一級文物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全國婦聯和共青團中央的初衷是否得到了實現。
馬褡子與其他許許多多革命文物一樣，向人們展示的不僅是一件件樸實無華的物品，而是前輩們不畏艱險、頑強奮斗、前赴后繼，為了人類的解放事業奮斗的精神。沒有他們當年的奉獻，就沒有新中國的成立。今天我們的國家在黨的領導下建設得越來越好，民富國強。飲水思源，怎能不深深地懷念革命的前輩。
最后我以崇敬的心情，僅列舉紅四方面軍女戰士的一組數據作為此文的結束語：
1935年3月28日紅四方面軍西渡嘉陵江開始長征，全軍10萬人馬（含地方工作人員2萬人），其中女戰士8000余人；
1936年10月長征結束會師于會寧時，女戰士2000余人；到達延安時女戰士近700人；新中國成立時尚存女戰士400余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