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8月15日上午堂子街6號
（這是一個干瘦的老人，禿頂，稀胡，滿是皺紋的臉上有許多老年斑。手臂上血管突起如蚯蚓狀，皮膚松弛。雙眼紅腫，眼珠無光。祖輩都是南京人。）
麻阿訇88歲
日本人來時，我逃到難民區，在鼓樓二條巷。我父母親沒有了，與丈人一起住，帶著妻子和兩個女兒住進一幢洋房，里面還有一個在日本人洋行里做事的人，屋頂上有日本旗。后來又進來許多國民黨軍。
正月初五，可以做買賣了，賣破衣爛衫，在上海路。又成立回民安葬隊，孫淑榮發下旗子和臂章，他個子中等，長長的臉。我們找回民尸體，草橋清真寺那里多。洗亡人，用布包。女的叫婦女洗，埋了幾十個。沒有飯吃，給幾角錢。回家還賣衣服糊口養家，自已穿不著的衣服換米吃。
女子大學里有稀飯吃，妻子躲到女子大學里。她叫馬月清，今年89歲，那里有個華小姐保護。二條巷有一家房子被日本兵燒了，人被日本兵殺了，還往火里扔。有個過路的女人帶兩個小孩，也被殺了，往火里扔。是白天。
1986年8月15日下午中山南路南京市京劇團
喻惠霞
以前我們武定橋有一個朋友叫葉仰喬，開老潤昌亞細亞煤油店，很有錢，他自己逃到上海去了，留下一個拉黃包車的傭人管家。日軍來搜查，說傭人是中央軍，拖到下關江邊，機槍掃射后，他摸摸腦袋，還活著，就慢慢掙扎爬起來偷偷跑回來了。他是個幸存者。
這是勝利以后葉仰喬對我講的。
日本人進城后，有人發難民財。很多人家人走了，門一鎖，回來時鎖被砸了。浦口一個人被打死了，從江上漂過來，有人從死人身上掏錢。
1986年8月16日下午洪武路325號
（推開爬滿青藤的墻門，探出一個白發長眉的老人。他和藹慈祥，中等個子，看不出是率領過千軍萬馬的武將。我們坐在綠蔭樹下，小桌上飄著茶的芳香，穿一件白色圓領汗衫的他，不停地搖動手中的芭蕉扇。）
陳頤鼎80歲
8月13號從上海撤退下來，到鎮江有三個旅，準備去蘇北。很多官兵不愿去蘇北，因為大多是南京警衛部隊的，都要保衛南京。我們第一批是11月進城的，第二批是12月9日進南京的。先來的兩個旅守通濟門到光華門一線。我當時是二六一旅旅長，蔣介石原來有手令，命我任鎮江守備司令，因為鎮江是江蘇省府所在地，但混亂中，日軍已進駐了鎮江。這樣，我變成受劉興指揮，他是南京衛戍副司令長官，當時他在龍潭。
第一批進城的兩個旅開走后，我帶了兩個團，還有保安團、憲兵、警察等在外圍和日軍打了好幾天。因為沒有后勤補給，傷員沒地方醫治，我們要求歸還建制，正好貴州開來一個師接替我的防地，所以我下命令到下蜀集中，開赴南京，參加南京保衛戰。這是12月9日，我們從堯化門沿鐵路過來，到體育學院時天剛亮，想休整幾天。
本來我以為句容外圍應該有我軍，可到了孝陵衛都沒有見到，我就帶了一部分人到城里了。到了中山門，城門緊閉。守城的部隊左臂上掛著“衛戍”黃布黑字臂章，說什么也不讓我們進城。城門用麻袋筑工事，說進城要經長官批準。
這時，響起了槍聲，槍聲越來越密，我就回部隊了。不到孝陵衛，碰到一個軍官來找我，說發現了情況，日軍抓走了我們兩三個俘虜。我奇怪了，說：別誤會了。我又往前走，用望遠鏡一看，真的是日軍！原來，句容已經陷落，湯山、半邊山、龍王廟一線也被日軍占領了，所以日軍在東郊一路進攻。我馬上命令二六○團占領右邊靠苜蓿園一線，教導總隊占領靠中山陵方向。占領陣地后用無線電與師、軍部聯系，報告所在位置及敵我情況。
9日、10日、11日三天與日軍作戰，10日打得最激烈。9日下午5點，日軍的飛機、大炮轟擊了一個多小時，城門炸開了一個缺口。謝家詢團長帶部隊堅守，被一發炮彈擊中犧牲。因為二五九旅在光華門被日軍突破，傷亡100多人！上峰要我協同易安華旅長恢復陣地：“完不成任務拿頭來見！”
10日夜，易安華從通濟門趕過來，我帶五二一團從白骨墳向五百戶東南方向的敵后迎擊，另一部協同團長謝承瑞清理和反擊城門內的100多敵人。當時離敵200米左右，真是打得尸體遍地、血流成河。易安華那邊有兩個敵人據點，他率領官兵用機槍向城門洞里的敵人掃射。敵人頑強反撲，有四五個日軍用刺刀自殺。我們用了火焰噴射器和擲彈筒殺傷敵人，經過血腥拼殺，終于把敵人反擊出去了。可是易安華旅長在午夜11點左右在反擊中陣亡。我在護城河邊露天地指揮。
11日又打了一天，這天的突擊掃蕩中，我交給五二一團三營營長白成奎率部清掃任務。他是貴州人，黃埔五期的。出發時，他交給我一個通訊地址，說，家有60多歲老母，還有年輕妻子，我陣亡后，請關照老母。可惜，他陣亡了。
孝陵衛方向的敵人沖過來了。12日，我們主要兵力向孝陵衛方向的敵人進行反擊、固守和出擊。12日下午，槍炮聲慢慢沉寂了，東南方向日本人升起一個黑色的汽球，有八九百米高，我想可能是日本人又準備進攻了，便派了教導總隊的一個參謀馬威龍去城內聯絡，馬參謀我熟。他回來說，教導總隊向左邊堯化門靠攏了。我奇怪了，戰況沉寂，可能另有任務。到底怎么回事？
自從鎮江到南京，我只接到軍長王敬久兩份電報，都是“就地抵抗”這句話。
下午四五點鐘，二六○旅劉啟雄旅長與我在電話中聯系情況，他說他在光華門附近，城里很混亂，部隊向下關撤退。師部有人告訴他，八十八師從雨花臺向北撤了。
我想：怎么，雨花臺失利了，要準備巷戰了？我要孫天放副旅長到下關去看看，因為城里進不去，就從玄武湖方向走。他去了回來是13日的凌晨1點，他說，下關亂得不得了，部隊撤退了，失去指揮，沒有船，各人想各人的辦法過江，看樣子南京不守了。
我想，不會吧，沒有通知啊，部隊還在抵抗。
天亮了，城里起火了，好像新街口和鼓樓都在燒。我想，守衛南京是立過軍令狀的，沒有命令不能撤退。當時部隊犧牲了兩三百人，傷員有500多人，在中山門竹林新村開了一個包扎所。城里不讓進，只好用兩個運輸連用擔架沿玄武湖往下關送。我想和劉旅長聯系，叫他往我這個方向靠攏。用電話電報聯系，都不通。他們都走了。可是陣地不能放棄，日本人巳經向我們包圍，眼看往玄武湖方向的路將被切斷，但我又不敢擅自下命令撤退。怎么辦呢？我在衛崗的一個小房子里召集營以上干部開會討論，大多數人講，眼看日本人馬上要形成合圍，我們只有撤退才是生路，轉移才能脫離包圍圈。大家同意一起簽名，共同負責。當時只留一小部分掩護，大部沿著城墻向下關走。
13日上午七八點鐘，我們到了下關車站，一看，全是撤退的部隊，亂極了。有的在搞門板，有的扎木排。一看這情況不妙，怎么過江呢？我與劉旅長研究，他說向蕪湖方向，走上新河、煤炭港。我認為不可，日軍是大包圍，攻打首都，肯定先失蕪湖。應該利用敵人后方的空虛地帶突圍。我說還是沿江到龍潭走山路往浙江方向去。他不同意，只好各走各的。他去蕪湖沒走成，就發餉，每人發10 萬中國銀行的票子。他說：到難民區先避一避，以后再說。我說不行的，難民區靠不住。他進城去難民區了，后來被日軍查出，當了俘虜，虧得沒有暴露身份。有一天拿出小孩照片在看被發現，才承認是旅長，后來汪精衛保他出來的。
我帶著不到100人的隊伍往燕子磯走，也有其他部隊的官兵跟著走。13日下午2點左右到了燕子磯，我叫警衛排在山頭上放哨，如果日軍往南京去就不理睬它，只監視，不許放槍。我當時想，到天黑往茅山方向去。這時，跟我來的有好幾千人。
我坐在山邊上休息，穿著少將軍裝，呢子大衣，許多人說：“長官，我們聽你指揮，跟著你行動。”我站起來集合隊伍，有兩三千人，我講了形勢和下一步的打算，建議編組，軍官一邊，軍士一邊，戰士一邊，正編著組，山頭上的警衛開槍了。警衛從山上跑下來，邊跑邊喊：“日本人來了，上山了！”這一喊，隊伍立刻散了，像潮水般又往下關方向回去了。
我的警衛拖我到江邊，要我過江。他們找來一塊七八尺長的破船底，要我上去。這怎么浮？順水漂也要有人掌舵啊。這時日本人已很近了，領章也看得清楚了。
七八個衛士拉我上去，我要他們一齊上。離開江岸才二三十公尺，木板就沉了，大家往水里跳。我抓著木板的一角，跳江的衛士大多數淹死了。江里全是人，有人叫：給兩千元錢，救救我！
這時，江上漂過來捆在一起的四捆蘆葦，到我跟前時，我喊：幫幫忙！他看見了我的少將軍銜，他說：我想救你，可是沒有辦法。他站在蘆柴上，手扯著一塊被單當風帆，蘆柴上還有一輛自行車。我說：我賠你。他掀掉了自行車，伸過一根棍子把我拉上了蘆柴堆。這時，我在江水中泡了一兩個鐘頭了，又冷又餓，手凍得麻木了。后來得知這個二十幾歲的小伙子是教導總隊的看護上士，是安徽渦陽人，叫馬鎮海。長江上真是鬼哭狼嚎，日軍的艦艇橫沖直撞，用機槍在江面上掃射，真慘！
一直漂到夜里天黑才到岸邊。江邊爛泥很深，我爬上岸后以為到江北了，后來才知道這里是八卦洲。在江里漂了五六個鐘頭，人都麻了，活動了一會兒，朝著有燈光的地方走。原來這是個魚棚，棚里的人說：八卦洲上逃來的人好多，上壩那地方有船向江北送。走到上壩，遍地是人。又到下壩，走了15里，這是14日的下午了，這里也沒有船。已經兩三天了，四周有日軍兵艦封鎖。有的人帶了武器，就想辦法用木板木頭漂浮，馬鎮海和我旅里的人扎了一個木排，就靠這個木排漂到六合。后來又到來安、滁縣，從張八嶺車站到蚌埠。
八卦洲上到處是散兵，我想，渡過燕子磯如此艱難，心里很難過。我要馬鎮海陪我到江邊看看。他問：什么意思？我說，看一眼也是一些安慰。走了一大段，尸體一個接一個，不少人衣服也被水沖走了，有的尸體已發脹了，望不到邊，大多是軍人。大家用各種形式渡江，許多人支持不下來。八卦洲正好一個灣，所以沖到這里了。
我部在上海一仗補充了四次兵員，一次1000多人，四川、河南、浙江來的。原來6000多人，到南京還有2000多，到下關只1000多人，到六合身邊只有七八個人了。有兩個衛士一直跟我，一個叫劉兆瑞，一個叫姜富文。
當時守孝陵衛的營長陳國儒抗戰勝利后在臺灣見到我，講了很多南京分別后的事。撤退時他在石象路，他兩條腿都受傷了。我走時去看了他們，有兩三百名傷兵。不能走，我不忍心，都是患難兄弟，我向他們道歉，大家都哭，我是揮淚走的。這些傷兵大部分被鬼子殺了。陳國儒，還有一個姓段的連長，來臺灣找到我。當時我帶部隊來臺灣接管日軍投降，四個師整編為三個旅。1946年5月來的，我當時任七十軍軍長。他們對我講，從死人堆里爬出來，日本兵把他們逮到監獄，監獄里用痰盂大小便、煮飯和喝水。兩個人都拄著拐棍，我幫他們解決撫恤問題。
1986年8月18日上午江蘇省政協文史辦公室
嚴開運74歲
我與李慕超和劉庸誠是戰友。
團長李西開講，他兒子解放初在北京讀書時，在舊書攤上看到日本人出的一本書上說，南京戰最難打的是教導總隊，到最后明孝陵、紫金山一帶陣地始終攻不下。當時，教導總隊班長都用望遠鏡和手槍，士兵都有鋼盔和防毒面具，士兵冬天有呢子服，我們全稱叫中央陸軍軍官學校教導總隊。
我當時是小炮連的代理連長。我們連陣地在廖仲愷墓西北，彈藥庫就在我們旁邊，掩蔽部很厚。我們任務是防空和掩護指揮所。我們那里沒有和日軍短兵相接，只聽見“乒乒乓乓”的槍聲。日本飛機飛得很低，300多米高。大家很勇敢，不是想到它會炸死我，而是想我怎么打下它。一個人拿著測高儀，他報數，另一個直接瞄準。少校連長顏希儒是廣東人，能喝酒，喜歡喝洋河，他的陣地在我前面，公路邊，他們是防坦克炮連。他黑瘦、臉長，黃埔四期的，南京打仗時雙眼冒火，我見他把手榴彈掛在脖子上，隨時準備和敵人同歸于盡。
還有個叫謝連時的士兵，圓臉，二十一二歲。前段時間去那里游玩時，我寫了一首悼念詩：湘西壯士氣豪奔，抗戰當年憶舊痕。愛國心丹甘戰死，梅花有幸伴忠魂。
那個江西的王植三原是榴炮連排長，后到步兵連當連長。他在衛崗北邊、陵園新村，身上三次負傷，不退火線。他說：你們派人抬我下去，前線就減少戰斗力。你們要抬我下去，我就開槍打你們！
守光華門的團長謝承瑞沒有進過軍校，卻是個留學德國兵工大學的畢業生，他是浙江人，個子小。在守城戰中肉搏沖鋒，用汽油燒進了城門的日軍，用棉花沾汽油扔下去。俘虜了兩個日本兵，一個后來死了，另一個被燒傷了，蓋上毯子抬到指揮所。謝團長是撤退時在挹江門死的。真可惜。
八十七師是甲種師，原歸張治中指揮的第五軍駐玄武湖。原來第五軍在玄武湖有一塊抗戰陣亡將士碑。
1986年8月19日上午下關十四運輸汽車隊
（醬紫膚色，花白短發，一口南京話。左腿有四寸長的傷疤，左手第四指打掉了一節手指。因為當年在冰冷的水中泡了一天，如今兩腿關節酸痛，痛得夜里睡不著，經常爬起又躺下。他沒上過學，接待過許多日本訪問團，有日本社會黨第四次青年活動家訪華團、日本廣島和平友好訪華團。日本記者本多勝一為寫《中國之旅》采訪過他，還一起到現場錄音、錄像和拍照。）
陳德貴69歲
日本兵進南京時，我在珠江路小營那里的車行當學徒，修腳踏車。我和哥哥都躲到寶塔橋難民區英國人的房子里。哥哥后來被日本人抓去了。15日上午，日本兵來了，把我們3000多人分成三個地方，來要金戒指、手表和洋錢，放三個臉盆，把東西往里面扔。
下午4點多，日本人又來了，扛著槍，把我們排成四個一排，都跪下來。排好后，從寶塔橋1號門到大橋那邊，一路押到煤炭港貨房，就是火車道旁邊堆貨的貨房里。機槍對著大門，門兩旁一邊一個上了刺刀，三個日本兵在門口看著。
關了三天，第四天早上，一個翻譯進來說：要十個人出去做工。那十個人出去十多分鐘，只聽見一陣槍響。我知道，這里是個河汊子，沒有其它路可以走，那十個人被打死了。
我想，要死了，怎么辦呢？兩三個日本兵進來又趕出去十個人，外面河汊子邊是穿黑衣服的日本海軍，有三四十人，每人一支步槍。第二批十個人又倒下了。
我是第三批，我出去時就站在江邊上，日本兵正要開槍時，我一個猛子拱進河里從水下往對岸拱。對岸有火車車廂倒在江邊。我不管它上面怎么開槍，我在水里精光一身拼命往對面拱。我在貨房就把兩套小褂的衣服紐扣解開了，褲帶也解了，只往上一卷。我拱到對面就躲在翻倒的車廂下面，天很冷，為了逃命也不覺得冷了。
我躲在車廂下一直朝這邊看，十個一批這樣押出來被槍打死。河汊口有一只小汽艇，尸體多了汽船開過來沖一下又走。日本兵中飯輪流吃，這樣十個一批十個一批一直打到下午四五點鐘，冬天5點多天就黑了。后來日本兵扛來兩三挺機槍，把五六百人一起趕出來殺了。
天黑了，我從車廂底下鉆出來，到揚州班碼頭的橋底下，躲在橋洞里，橋下都是難民的尸體。我在死尸堆里找了一塊破毯子一包，在橋洞里躺下了。
第一天上午，日本兵就用手榴彈從橋上往下扔，我在橋下的死角里躲著，炸不著。
第二天上午又來炸了，下午他們還有哨兵到橋下來，我冷，我把毯子裹得緊緊的，可能日本兵看見我的毯子動了，就打來一槍，我不敢動了。我蜷曲著身子，左手夾在兩條大腿中間，日本兵這一槍打在我大腿中間，他們以為我死了。
晚上我一摸左腿右腿都是血，還打了一個大洞。我從死人的棉衣中扯出來一些棉花，把傷口包扎好。第三天，日軍又拉伕子來挖坑。伕子都是中國人，我聽到他們說：媽的，難民打死這么多，還叫我們來挖坑。一個伕子看我在動，就問：你還沒有死？我說：我不是中央軍。那個伕子40多歲，他拉我起來，看了看我的腿，把我喊到橋上。伕子跪在地上求翻譯官：他不是中央軍，是個小孩。翻譯官和日本軍官嘰哩咕嚕了幾句，翻譯走過來對我說：你是小孩，寫個條子給你，走吧。
我爬到煤炭港貨房那邊，日本海軍很壞，躲在墻邊，他出來舉起棍子要打我，我爬著的，連忙向他鞠躬，拿出字條，他一看，叫我走。我又爬到寶塔橋和記洋行。
難民區里一天有兩餐稀飯吃，一餐只一勺子。門里有個張老頭，他兒子和我一起被抓走沒有回來，他白胡子很長，有80 多歲。我對他說，我的命是撿來的。他看了我的傷，又沒有醫院，他和幾個老頭商量，每天用茶葉水給我洗傷口，還用人骨頭刮下粉敷在傷口上，兩天一次，整整一年才好。現在天氣一變就疼，傷了筋。
我哥哥叫陳金龍，也是那天抓去的，給日本人當挑夫，還燒飯、挑水，一直到句容。還不讓他走，他夜里把水桶扔進井里，人跑回來了。
我周歲的時候母親就死了，父親是1936年死的，我們是孤兒。（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