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三年，江渭清在上海與彭真同志親切會面
江渭清同志的回憶錄《七十年征程》，自1996年出版以來，在海內外產生了廣泛的影響。非常幸運，在江老回憶錄的撰寫過程中，我受命參與和協助史料搜集、整理工作，得以聆聽他的教誨，也感受了他的喜憂。這里，謹記江老話當年時的三次不同之笑。
暢懷之笑：話孟良崮戰役，陳毅指示將張靈甫的靈柩轉交國民黨方面
著名軍旅作家吳強的小說《紅日》和同名電影，讓我軍歷史上著名的孟良崮戰役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即家喻戶曉。華東野戰軍第六縱隊是九個參戰縱隊之一，我軍以“百萬軍中取上將首級”的英雄氣概，一舉殲滅號稱國民黨“王牌軍”整編七十四師。
當時，江渭清任華野六縱政委。他清晰地記得，1947年5月12日中午，收到了陳毅、粟裕、譚震林三位首長簽發的十萬火急電報，令六縱星夜出動，兼程北上，搶占垛莊，斷敵后路。他與司令員王必成讀了電報，極為振奮，迅速將戰斗任務下達到部隊，當天黃昏時分，率領六縱投入了圍殲敵七十四師的戰斗。5月16日拂曉發起全線總攻擊。華野首長向六縱下達了配合友鄰部隊最后解決七十四師的命令。廣大指戰員在“沖上孟良崮，活捉張靈甫”的口號聲中前仆后繼，猛攻猛打，殺聲震野，撲向負隅頑抗的敵軍，總共三萬余人的七十四師最后被殲在孟良崮上。
江老說，孟良崮之役大獲全勝，震動了敵軍陣營，挫敗了蔣介石的“重點進攻”。在有的影視里，不是出現了張靈甫舉槍自殺“成仁”的“特定鏡頭”嗎？其實，驕橫不可一世的七十四師師長張靈甫，是被我六縱特務團一營擊斃于山洞內，同時被擊斃的還有副師長蔡仁杰、五十八旅旅長盧醒等人。翌日，陳毅司令員趕來參加六縱和兄弟縱隊一起召開的祝捷大會，見了我第一句就問：“張靈甫的尸體在哪里？”他親自驗看并當即指示，一定要將張靈甫的尸體擦洗干凈，弄一口好棺材換衣入殮，轉交給國民黨方面。
張靈甫的靈柩運抵浦口，國民黨派大員迎接，蔣介石親臨致祭，這等于在給我黨我軍作義務宣傳，使張靈甫的親屬，國民黨軍政各界，體認我人民解放軍是真正的威武之師、仁義之師，其重大政治影響，不言而喻。
回顧這些往事，江老暢懷笑了，說，起初有些干部、戰士不理解，對張靈甫這樣的蔣介石“御林軍”頭目，我們為什么還要妥善處理其遺體。陳老總就以他豁達大度的無產階級革命家襟懷，教育大家打仗不光要會打軍事仗，還要會打政治仗；軍事、政治都打勝了，才叫真正的勝利。
會心之笑：話反右派，彭真感嘆“我真佩服你”不怕扣“右”的帽子
1957年夏秋，反右派斗爭席卷全國。江蘇省、地（市）、縣各級主要領導干部，卻沒有打一個右派。作為省委第一書記的江渭清，因而贏得了廣泛的贊譽。殊不知，當此之時“反右”的指示如泰山壓頂，那真叫“不堪承受之重”?。?/span>
江老在回憶錄中如實記述了他與毛主席的一次談話。那是1957年7月上旬，毛主席來南京時，召見他，開門見山問：“你們江蘇省委書記、常委里頭，有沒有右派？”嚴厲批評他“為什么不反”，甚至頗為生氣地拍著沙發邊的茶幾，責問：“你到底反不反右派？！”
江渭清想，我是省委第一書記，是省委一班人的“班長”；如果書記、常委內有“右派”，那自己豈不就是“頭”？所以，就直言不諱地回答：“要反右派可以，請您老人家下令把我調開，另外派人來，因為是我先‘右’嘛！您先撤了我，讓別人來反！”聽了這番“直言”，毛主席倒消了氣：“那好嘛，你就不要反嘛！”轉而又用幽默的口吻，說：“渭清?。∧闶恰岬靡簧韯?，敢把皇帝拉下馬’。”江老說，那時完全出于對黨的事業負責而講了心里話，隨即就說：“主席啊，我是舍得一身剮，要為您老人家保駕。”就這樣，把談話的氣氛緩和了下來。
但是到了8月，按照毛主席在青島會議上所作“夏季形勢”的報告精神，中央提出反右派必須“繼續擴展和深入”的要求，派彭真同志前來南京，坐鎮指導江蘇的反右派。彭真先找江渭清，轉達毛主席的指示，說：“渭清同志，這次主席要我來打招呼，他說你‘右’?！苯匣貞浾f，在當時那種“反右”高壓下，我就表態：“主席說我‘右’，就不要和我個人打招呼。明天召開省委常委會，向全體常委打招呼，讓常委都知道我‘右’，才好反我的‘右’！”彭真表示同意，并在第二天上午，由我召集的省委常委會，傳達毛主席派他來南京“打招呼”。他在會上問：“江蘇為什么不打右派？江蘇有沒有右派？”我心里清楚，這是因為當著全體常委的面，他不好把話明說，實際意思就是問我們省委領導班子內有沒有右派，為什么不反？這當然不是他個人的意見，而是傳達毛主席的指示。我不好當眾說不反右，而是換了個口氣回答：“有右派??！不過我沒有發現?！?/span>
江老說，回顧這兩次“反右”指示，一次是毛主席當面向我下達，一次是派彭真來傳話，我遵循黨的實事求是傳統，從江蘇實情出發，都“打壩”了。所以，就江蘇全省而言，我們反了右派，并且同樣出現了“擴大化”錯誤；但就黨內來說，省委常委內沒有“反右派”，地、市、縣幾級主要領導干部沒有扣“右派”帽子，都保護了下來，并未因為反右而致使各級領導班子“傷筋動骨”的地步。
尤其欣慰的是，事隔30年之后，1987年彭真到南京，下榻金陵飯店會見江渭清，重提反右派的往事，不無感慨地說：“渭清同志，我真佩服你。當時，毛主席威信有多高，他老人家說你‘右’，要你反省委的‘右派’，你卻不怕扣‘右’的帽子，還要我向全體省委常委打招呼。反右派這么大個運動，你們省、地、縣幾級主要領導干部，一個右派都沒有打！”講到這里，江老會心地笑了。因為，他同樣感佩當時奉命來江蘇“督戰”的彭真同志能體察下情，善于聽取不同意見，絕不任意揮動“尚方寶劍”。
回頭來看，江老并不是說他自己有多么“正確”。在“左”的指導思想下，他在反右派過程中也說過不少錯話。特別是反右派擴大化的錯誤，所造成的傷害和給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帶來的損失，更令他內疚在心。
苦澀之笑：話文化大革命，周恩來頂住壓力將他保護在北京
文化大革命爆發，江蘇南京緊靠刮起所謂“一月風暴”的上海，省委受到嚴重沖擊。江老在回憶錄中曾記述1967年初，驚動了中央的南京“一·三”事件發生以后，張春橋誣陷江蘇省委“坐山觀虎斗”，進一步挑動“造反派”圍攻省委的罪惡行徑；并實錄了周恩來在日理萬機中，兩次打電話找江渭清查詢有無情況，關注省委領導人安危的電話紀錄。
江渭清最為銘記不忘的是，1967年2月8日，周恩來派專機將他從“造反派”的扣押中解救出來，接到北京。敬愛的周總理還派秘書到北京機場，用轎車將他送進京西賓館。江老問：“要我到北京干什么？”秘書說：“毛主席、周總理請你到北京休息。”
回想此情此景，江老激動得差點落淚。他說，那時總理的處境日益困難，把我和一些省、市的主要領導人接到北京保護起來，需要頂住多大的壓力！特別是隨著“打倒一切”、“全面內戰”加劇，陳伯達、康生和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等“文革小組”一伙，變本加厲唆使“造反派”，把斗爭矛頭指向各級黨政領導干部，更把老干部作為他們篡黨奪權的最大障礙，“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曾多次向周總理提出要人，妄圖將江渭清揪回南京批斗。周總理沉著應付，巧作周旋說，江渭清到北京，是毛主席批準的。他回不回去，我不能作主，要請示毛主席。直到1968年3月，江蘇省“革委會”成立，省報公開點名批判江渭清是“赫魯曉夫在江蘇的代理人”、“江蘇黨內頭號走資派”，并派“紅色政權”的“赴京代表”，當面向周總理提出要江渭清回南京接受“批判”?？偫砣詧猿忠罢埵久飨?。毛主席聽了匯報說：批江渭清，你們都說同意，我也同意。報紙已經點名批了，還要他回去干什么？周總理傳達了還要江渭清“回去干什么”的“最高指示”，把他們的批斗江渭清的要求給頂了回去。
江老苦澀地笑著說，我在慘遭揪斗的艱難歲月里被“請”到北京，是周總理周密組織和安排，經毛主席親自過問和批準的。說句公道話，毛主席對我江渭清，也確是“一保到底”。那時，他的話就是“最高指示”，只要他開口說句話，還有誰再敢批斗“打倒”？但他老人家為何偏要“同意”將我罷官奪權、點名批判？這個我至今不得甚解。江渭清的這一疑問，也確實耐人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