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三年，江渭清、吳仲超、王必成（從左至右）在蘇南合影
今年11月16日，是新四軍將領、蘇南抗日根據地主要領導人江渭清百年誕辰。新中國成立以后，江渭清長期任中共江蘇省委第一書記，1963年以后還兼任南京軍區第三政治委員。像我這樣長期在南京軍區從事宣傳工作的人，是容易見到他的，但大多是他在臺上，我在臺下。后來十年動亂，江渭清遭難，就見不到了。直到他晩年從江西回南京定居，而我參加新四軍軍史的編寫，才有多次近距離的接觸和交往。他留給我的印象是：不像高官，不像將軍，而是一位儒雅、敦厚、思維敏捷、胸懷開闊的長者。
新四軍最早的領導骨干之一
第一次去南京西康路上的江渭清寓所訪問，是1986年的冬天。起因是我從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收藏的國民黨檔案中，見到一封武漢行營主任兼湖北省政府主席何成浚給江渭清的信，信中說：“你是有志青年，過去誤入迷途，現在幡然悔悟。政府站在寬大為懷、不咎以往的立場，準予自新之路。望臺端立即統率所部開赴岳陽，整訓受編，連發三關餉，并授予臺端上校軍銜。進退由臺端采納，否則以武力解決?！边@封信將江渭清從1926年起投身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活動稱為“誤入迷途”，企圖對他和他所率領的紅軍游擊隊誘降。我想知道這封信的背景和結果，當然先要問一問江渭清當年有沒有見到這封信。
江渭清確認有這樣一封信，時間是1937年8月，即七七事變發生不久。當時，他在湘鄂贛邊游擊區任中共西北特委書記和西北軍分區政治委員。因為和省委失去聯系，他不知道省委已與國民黨方面在進行停止內戰、合作抗日的談判。根據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的形勢，根據中共中央關于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號召，他向武漢行營發出了和平談判的呼吁。江渭清告訴我：武漢行營來了兩個人，一個是行營副官長，一個是岳陽警備司令，但不是來談判，而是送來了這封信。把我們合作抗日的呼吁說成“幡然悔悟”，以封官許愿為引誘，又以“武力解決”相威脅。大家都很氣憤，有人提出殺了這兩個人。江渭清冷靜地主張“不斬來使”，既要對國民黨的誘降斷然拒絕，又要爭取雙方坐下來談判。他要那兩個人帶口信回去：我們是以國家民族利益為重，愿意共同抗日，才提出談判的。要我們投降，絕對辦不到。假如我們能被招降，就不會堅持到今天了。
我問：國民黨是不是根本沒有合作抗日的誠意？
江渭清說：也不完全是這樣。日軍大舉入侵，國家危在旦夕，國民黨也想讓紅軍投入抗日作戰。但他們容不得共產黨領導的軍隊獨立存在，總想把我們“招撫”、“收編”，分化瓦解，甚至用軍事手段來降服。談判的過程自始至終是一場尖銳的斗爭。后來我們南方紅軍游擊隊改編成新四軍，這種斗爭也沒有停止，一天也沒有停止。一方面合作抗日，一方面動刀動槍。
我受江渭清這次談話的啟示，寫了一篇文章，記述國民黨在新四軍組建時的種種活動，題目就是《動刀動槍的合作》，發表在《民國春秋》雜志1987年第6期。文中也寫到了何成浚給江渭清的那封信。
經過多次艱難的談判，湘鄂贛邊紅軍游擊隊終于和武漢行營達成協議，于1937年10月和11月到湖南省平江縣嘉義鎮集結，改編為湘鄂贛抗日軍第一游擊支隊。1938年1月，他們再次改編為新四軍第一支隊第一團，江渭清任副團長。2月30日，第一團從嘉義鎮出發，開赴皖南抗日前線。江渭清參與了新四軍的組建，是新四軍最早的領導骨干之一。
蘇南抗日根據地的黨政軍主要領導人
1986年11月，我們將《新四軍》歷史資料叢書《綜述》篇的第八稿印成送審稿，分送新四軍老同志和軍史專家審讀。1987年2月，應叢書編審委員會的邀請，近百位曾任新四軍師、旅、團職務的老同志，按照軍部、七個師和浙東游擊縱隊分為九個組，分別在北京、濟南、南京、合肥、上海、武漢開會集體審稿。江渭清主持了在南京舉行的新四軍第六師老同志討論會。
2月19日，討論會開始。江渭清首先就會議的任務和開法作了說明。他強調：“這部《新四軍》歷史資料叢書，對內對外，對子孫后代，都將產生影響，是一件有重大意義的工作。我們應當以對歷史認真負責的態度，集思廣益，暢所欲言，為叢書的全面、正確、權威性負起我們應盡的責任?！彼€說：“《綜述》只能突出重點，不能面面俱到，因此我們在審查討論時，一定要有全局觀念，不爭你這個部隊有多大功勞，我這個部隊有多大功勞。”江渭清還講了些具體問題。事隔多年，我只能從當年的《編纂簡報》上摘錄以上幾句。我在后來的編史工作中發現，老同志總是對自己所在部隊了解多一些，感情深一些，往往要求在軍史上將他那個部隊及其領導人的貢獻寫得突出一些。這種愿望完全可以理解，但有時難免認識不一。所以，江渭清強調全局觀念，不爭功勞，是很有預見性和針對性的。
那次分組討論中，有的老同志提出，皖東抗日根據地是新四軍創建的第一個根據地。這個說法立即引起不同意見。有些老同志說，新四軍挺進敵后，最早是1938年6月陳毅率第一支隊展開于鎮江、句容、金壇、丹陽之間，7月第二支隊展開于江寧、溧水、高淳之間，共同創建了以茅山為中心的蘇南抗日根據地；那時第四支隊還在皖中，到皖東是1939年了。
2月25日，是第六師老同志討論會的最后一天，我特地去列席參加，向他們特別是江渭清請教這個問題。
關于蘇南抗日根據地，江渭清最有發言權。1938年6月他就與團長傅秋濤一起，率第一團隨陳毅挺進蘇南敵后。7月14日，他指揮了攻打南京近郊西善橋鎮的戰斗。8月14日，又率一個營攻打南京近郊的麒麟門。9月，第一團調回皖南。在1941年1月皖南事變中，江渭清歷經艱險，突出重圍，于3月5日到達蘇南的澄錫虞地區。此時新四軍正在重新編組，活動在蘇南東路的部隊改編為第六師第十八旅，江渭清被任命為旅長。他再次馳騁蘇南，指揮第十八旅進行了極其艱苦的反“掃蕩”和反“清鄉”戰斗。10月，江渭清率第十八旅北渡長江，執行開辟江(都)高(郵)寶(應)新區的任務。11月，日偽軍突然包圍在溧陽縣塘馬村的第十六旅旅部和中共蘇皖區委機關。旅長羅忠毅、政治委員廖海濤等270余人在戰斗中犧牲。正在參加中共中央華中局擴大會議的江渭清臨危受命，被任命為第十六旅政治委員和中共蘇皖區委書記，于1942年5月第三次來到蘇南。這一次，他在蘇南一直戰斗到抗日戰爭勝利。1943年3月，他還兼任新成立的蘇南行政公署主任，是蘇南抗日根據地的黨政軍主要領導人。
對于我帶去的問題，江渭清顯然早有考慮。他回答說，什么叫根據地？根據地的一個重要標志，是建立了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民主政權。我們初到蘇南時，半年時間打了200多次仗，勝利很大，部隊發展很快，但是沒有建立自己的政權，我看可以叫做抗日游擊根據地。后來建立了政權，才是真正的蘇南抗日根據地。他還說，在新四軍的活動地區中，皖東建立抗日民主政權確實要早一些。那天參加討論的第六師老同志溫玉成、王直、歐陽惠林、夏光、譚肇之都贊成這個看法。一度引起爭論的難題迎刃而解。
編寫軍史要“善始善終，任勞任怨”
1987年4月15日至18日，《新四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舉行擴大會議，葉飛主持，江渭清等老同志應邀參加。我在會上匯報了老同志審讀《綜述》篇的意見和我們的修改方案。在討論中，老同志原則上同意修改方案，但是對一些新四軍歷史上有爭議的問題，仍有不同意見。例如，對項英和高敬亭的評價，曹甸戰役為什么攻而未克，豫皖蘇邊區反頑斗爭失利原因，等等。
討論相當熱烈，有的意見還挺尖銳。這時坐在我旁邊的江渭清，將我裝材料的大信封拿過去，在上面寫了一些字，又推到我面前。我一看，他寫的是：“善始善終，任勞任怨。江渭清 1987年4月18日”。他勉勵我們“任勞”還要“任怨”，一定要善始善終地完成叢書的編纂工作。殷切之情，令人感動。
第二天，江渭清的秘書楊志明來到我的辦公室，告訴我：江老昨天回去以后說，給你題的字，隨手寫在信封上，也沒有題款，他另寫一幅給你留作紀念。楊秘書取出一張宣紙展開，是毛筆寫的“星火燎原”四個大字，兩邊還有端正的行書：“丁星同志留念”，“江渭清丁卯春”。我又一次被前輩的關懷深深感動，甚至忘記了請楊秘書轉達我的謝意。
撰寫新四軍第六師的回憶史料
1987年12月，江渭清為《新四軍》歷史資料叢書《回憶史料》篇撰寫了《新四軍第六師的戰斗歷程和蘇南抗日根據地的創建》。文中講到，蘇南抗日根據地西起寧蕪，東至淞滬，北瀕長江，南抵天目山麓，面積2.49萬余平方公里。有一次我去看望他，談起了這個話題。我說，1941年7月，日偽發動“清鄉”以后，蘇南的蘇(州)常(熟)太(倉)地區劃歸蘇中管轄，后來沿長江各縣都劃歸蘇中，蘇南抗日根據地只剩下滬寧鐵路以南、太湖以西的一塊，沒有您在文章里所說的那么大了。
江渭清說，這正反映了蘇南抗日斗爭的尖銳和復雜。蘇南在南京、上海之間，是日偽的心臟地帶，也是國民黨的必爭之地。從1941年7月到1944年10月，日偽出動絕對優勢兵力連續在蘇南進行了四期“清鄉”。這是其他根據地乃至全國所沒有的。斗爭很殘酷，但是我們新四軍在蘇南站住了腳跟，范圍超出了蘇南。蘇南行政公署管轄的縣級單位，包括皖南的郎溪和廣德，浙西的長興，還有宣當辦事處，就是皖南的宣城、當涂之間的一塊。我說，是呀！我一直覺得，蘇南抗日根據地應該改稱蘇浙皖邊抗日根據地。江渭清笑了，主要部分還是蘇南嘛！而且蘇南抗日根據地這個名稱是歷史形成的，你們就不要改了。他接著又說，后來蘇中領導的地區，也還是蘇南抗日根據地。就像十六旅后來劃歸第一師指揮，而且又和二旅合編，但是六師的番號并沒有撤銷。我們是一直高舉新四軍第六師的旗幟戰斗的。
那時江渭清正在戒煙。通常人們戒煙，會將香煙、火柴挪開，免得看見了引起煙癮。江渭清與眾不同，他面前的茶幾上，還擺著香煙、火柴和煙灰缸。我進去剛坐下，他就取出一支煙遞給我。自己也拿了一支，但并不點著，只是聞了聞，就放下了。那天下午我很不應該地在他面前抽了三支煙。他也幾次拿起煙來聞一聞，但始終沒有點煙。這是一件小事，卻反映了他堅毅的自制力。我讀過一則軼聞：重慶談判時，毛澤東得知蔣介石從不抽煙，在和他會談時就一直沒有抽煙。事后蔣介石對陳布雷說，聽說毛澤東煙癮很大，他在我這里竟然可以一支不抽，此人不可輕視！我想，蔣介石的這一評語，也適用于江渭清和一切能斷然戒煙的人。
擔任《新四軍戰史》顧問
1996年3月，中央軍委決定在《新四軍》歷史資料叢書的基礎上撰寫《新四軍戰史》，并請25位新四軍老同志擔任顧問。江渭清是其中的一位。1997年春節前一天，我去給江渭清拜年，順便匯報撰寫《新四軍戰史》的工作進展。
那年冬天南京很冷，江渭清寓所的供暖設備需要檢修，他臨時住在金陵飯店一間不大的客房里，楊志明秘書告訴我，江老近來身體不大好，還躺在床上。我說，我只待一會，不影響江政委休息。
江渭清很關心《新四軍戰史》的撰寫。他說，你們已經收集了那么多新四軍文獻，還有那么多老同志寫了回憶文章，這是寫戰史的基礎。編寫工作中要注意的問題，比如抗日和反頑的關系，全局和局部的關系，南方三年游擊戰爭和新四軍的關系，大家都講過了。我相信你們一定能寫好的。
江渭清詢問了幾位新四軍老同志的近況。忽然，他輕聲地唱起了《新四軍軍歌》。他唱的是最后幾句：“八省健兒匯成一道抗日的鐵流。東進！東進！我們是鐵的新四軍！”唱著唱著，他陷入沉思，并將臉轉向了窗外。
他的歌吟和沉思使我心潮起伏。我知道，對于我們，新四軍是一段歷史，一段應該珍視但卻漸漸遠去的歷史；對于江渭清和他的戰友們，新四軍卻是刻骨銘心的永遠不會淡忘的記憶，任何時候想起來都會熱血沸騰的經歷。我想，此時此刻，我不應該打擾老人。我悄悄地退了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