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底，我在黨的指引下，在大姐、大哥的帶領下，從國統區冒著生命危險參加了新四軍。大哥和我在江北游擊縱隊指揮部教導隊政治隊學習了三個月后，被分配到滁縣四區區政府區中隊工作。
那時，這個地區由國民黨政府管轄，政府人員只知道利用當時的混亂局面發國難財，加緊盤剝群眾。自然，這個政府是根本不能為抗戰和人民群眾服務的。我們所到的這個政府，是根據劉少奇同志的指示建立的新政府，是全心全意為抗戰服務、為人民服務的政府。
大哥和我到了區政府，大哥被任命為副區長。我雖然只有12歲，因為讀了三年小學，也能做點事，因此和三個剛來的中學生都被稱為辦事員。區長說：“只要你們能辦的事，可以去辦。”如教區中隊戰士唱歌，在墻上寫抗日大標語，內容是“堅持抗戰、反對投降”，“堅持團結、反對分裂”，“堅持進步、反對倒退”，“把日本帝國主義趕出中國去”；宣傳和檢查減租減息的執行情況；動員群眾鏟除田里種植的罌粟，改種糧食，宣傳戒煙等等。因為新政權剛剛建立，各項工作沒有走上軌道，為了增加財政收入，保障軍隊和政府工作人員供給，我更多地參加了臨時性的稅收工作，即到逢集的集鎮上收稅。滁縣四區與國民黨統治區相鄰，國民黨政府也有人到這些鎮上“收稅”，因此每次去集鎮收稅，都有可能發生一些摩擦或斗爭。
逢集的時候，由一位副區長帶領我和另一位辦事員去集鎮上收稅。我們收稅時，幾乎每次都與國民黨“稅收”人員相遇。所以，區中隊也派戰士去保護我們。因為雙方稅收人員收稅的目的不同、雙方收稅的態度也都形成了鮮明的對照。
我們收稅的主要對象是往返城鄉的商人，稅率很低，態度和藹，公平公正，從不欺侮人。對大多數農民自己的產品，通過集市貿易換取一些日常用品的人，特別是農民是不征稅的。我們一面收稅一面宣傳黨的政策，宣傳我們的稅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宣傳“堅持抗戰、反對投降”，“堅持團結、反對分裂”，“堅持進步、反對倒退”等道理。
國民黨政府的稅收人員呢?其實就是幾個地痞流氓。有歪戴帽的，有敞胸露懷的，有嘴里刁著煙哼著下流小調的，有在這個攤上拿包煙，在那個攤上抓把瓜子花生米不給錢的。他們的稅率很高，態度蠻橫，常常對百姓動槍動腳。
當時雖是國共合作時期，但雙方稅收人員碰到一起，總免不了發生“摩擦”。于是我們建議以街道中間一家商鋪為界，各自向一邊征稅，互不干涉。可是，兩次逢集后，有些攤位，尤其是農民就跑到我們這邊來了。于是對方便大罵我們是“共匪”，說什么“國軍早遲要把你們消滅的”等等。我和另一位辦事員氣極了，和其作針鋒相對地斗爭，指著他們罵道：“你們是‘流氓’、是‘地痞’，地球上本不該有你們這樣的人，只知打人罵人，拿了老百姓的東西不給錢，可惡、可恥……”他們感到理虧，就想動槍桿子，我們的戰士也舉起槍喊道：“我們手里拿的可不是打狗棍呀!”于是他們只能縮回去了。
回到區里，副區長對大家說：“小周、小劉，今天你倆是勇氣可嘉，智慧不足，和這些人對罵是沒有用的。大家看到沒有?周圍圍了那么多群眾，在這種場合，更要注意講道理，這可是教育群眾的好機會!”
副區長又對我倆說：”你倆知道嗎?斗爭，要講究斗爭藝術。”恰好此時大哥從一旁經過，他對我說：“建本，當時讓你說理你也說不出來呀。以后，要好好學習才行呀。”
過了幾天，我被調到縣大隊工作了。可是在很長一段時間里，卻常常回憶在四區參加收稅的經歷。因為正是這幾次收稅的經歷，使我進一步理解了大姐大哥為什么冒著生命危險帶領我參加新四軍，進一步理解了共產黨和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是一支真正為勞苦大眾的解放，為全國人民的解放而戰斗的軍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