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6月下旬，我應家鄉江蘇省江都市邀請，參加郭村保衛戰勝利70周年紀念大會。那一天，郭村的孩子們穿著新四軍的灰布軍裝，在《保衛郭村》的音樂聲中夾道歡迎當年參戰的新四軍老戰士及其后代。
大姨媽夜送情報
我父親吳仲邨1938年初參加革命，1939年春受組織委派第一個到郭村發展黨員。郭村戰斗時，父親任新四軍挺進縱隊第一團特務連政治指導員。
隨著參觀的人群，我流連在郭村紀念館一幅幅老照片前，這些老照片展現了陳毅、粟裕、葉飛、姬鵬飛、陶勇、惠浴宇、張藩、管文蔚、喬信明等新四軍抗日將領和郭村軍民抗戰的豐功偉績，這些老照片回放了郭村戰斗的珍貴歷史片斷。在這些老照片中，我看到了和俞銘璜叔叔并排貼著的父親的照片，也看到了大姨媽鄭少儀的照片。
1940年6月27日晚，潛伏在“二李”（李明揚、李長江）部隊第二縱隊的政訓員、中共地下黨支部書記李欣（鄭少儀）獲悉敵方進攻時間提前至次日凌晨的緊急情報，她機智地甩掉身邊“尾巴”，冒雨從泰州城奔跑數十里路，涉過七八條河流趕到郭村，在午夜12時前將李部進攻時間和兵力部署等情報送到葉飛司令員手中，為挺縱和郭村軍民及時做好戰斗準備贏得了極其寶貴的時間。
28日拂曉，“二李”糾集13個團兵力對郭村四面包圍，輪番進攻。堅守郭村的挺縱一團團長喬信明率部頑強抗擊，擊退李部多次進攻，撕開了包圍郭村的缺口；郭村人民眾志成城、踴躍支前；陶勇率蘇皖支隊及時趕到郭村增援；“二李”部隊中的中共地下黨員陳玉生、王澄宣布起義，加入郭村戰斗，戰局急轉直下，李軍全線潰退……
在一張張煥發著青春激情的老照片里，夜送情報的鄭少儀照片，成為眾多老照片的亮點，這是一張美麗嫻靜的青年女子倩影，在向著大家微笑著。我默默地說：大姨媽，我來看你了！
鄭少儀原名李振芳，江蘇揚州市人，出身平民家庭，兄弟姐妹6人。我母親鄭芬（李振芬）在家排行老四，17歲就跟大姨媽參加新四軍。她生前常對我說，你大姨媽是家里長女，從小就懂事，讀書非常刻苦，成績一直優秀。她從小就喜愛武術，當年揚州著名的武林高手劉殿壁大師看她聰慧能吃苦，就主動收她為徒，免費教授武藝，她后來獲得揚州市中小學武術比賽冠軍。
小時候，常聽母親和家族親友們談起大姨媽戰爭年代的種種傳奇：她性格剛烈，意志堅強，文武雙全，會騎馬，掌雙槍。她兩度潛伏敵營，憑著機智和勇敢，多次化險為夷，死里逃生。在我幼小的心靈中，大姨媽就是一個女英雄。
第一次見到大姨媽是1959年。那時我父母親在蘇州工作，大姨媽癌癥手術后到蘇州休養，我和母親去招待所看她。“啊啊，曉鳴長這么大了，小時候我抱過你哪！”大姨媽瘦高精干，身著一件黑色繡紅花毛衣，透出幾分女性的雅致和嫵媚。她操著帶揚州口音的普通話，一把將我拉到懷里，笑著對我說：“姨媽姨媽賽過親媽，曉鳴也是我的女兒呀！”那笑聲和眼神驅散了初次見面的陌生和不安，我倒覺得她一點沒有我想像中女英雄的威嚴。
1962年郭村戰斗拍成電影《東進序曲》。那時我正讀高中，開始關注和收集有關新四軍的資料。我真后悔，那年暑假竟忘了讓大姨媽給我講講郭村戰斗夜送情報的故事，那是多好的第一手資料啊。
1966年“文革”爆發，江青首先下令要砸爛“公檢法”，一時間，中央和地方政法機關首當其沖。大姨媽時任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副院長，院長吳仲廉是浙江省委書記江華夫人，運動初期就被迫害致死，大姨媽成了運動的重點人物。她被游街示眾、關押、揪斗、毆打，受盡侮辱和折磨。
1971年大姨媽獲得解放，那時我父母也解放了，便接大姨媽到南京休養。我從武進縣農村回寧，劫后余生的重逢，我們相擁而泣。大姨媽拍著我的肩說，都過來了，我很好的，很好的。她穿著寬松簡樸的襯衣，更顯瘦弱，唯有那雙大眼睛仍閃爍著樂觀和自信。之后我隨父母陪她去泰州戰地重游。
在郭村戰斗前夕夜送情報的事發生后，國民黨發出通緝令，懸賞捉拿她：“捉住小李欣，剝她皮抽她筋”。為此，我的外祖父遭到迫害，兩次被日軍抓捕，逼他交出女兒。經多次輾轉，外祖父母帶著小舅舅振谷全家逃往新四軍蘇北根據地。
大姨媽后來改名鄭少儀，參加了江都、高郵、寶應一帶開辟根據地的斗爭。1946年她隨新四軍主力北撤到山東，后隨大軍參加渡江戰役，南下浙江。
2002年10月，大姨媽離世，我們泣不成聲的子女們懷著敬愛之情，送走心中永遠的英雄！一位平凡而偉大的母親！
三叔——花季少年英雄血
步出郭村紀念館，迎面就是郭村戰斗革命烈士紀念碑。我仰望紀念碑，耳邊仿佛響起郭村鏖戰的槍炮聲和廝殺聲，年輕的新四軍指戰員們，500多條鮮活的生命倒在了郭村的土地上。一位16歲的花季少年，他雖然沒有直接參加郭村戰斗，但保衛郭村戰斗的勝利有他一份功勞，他就是我的三叔、新四軍烈士吳飛。
三叔原名吳叔邨，他兄弟三人，大伯精干，父親內向，三叔活潑開朗，三兄弟參加革命的故事在吳家橋地區聞名鄉里。
1939年初，新四軍挺進縱隊渡江到吳家橋地區開辟抗日根據地，我祖父母積極支持抗日，慷慨解囊，捐錢捐糧，家里還接待了無數過往的新四軍干部及家屬，他們在父親的家里養傷、養病、歇息，得到了細心周到的照料。這其中就包括接待過陳毅、葉飛、姬鵬飛、惠浴宇、喬信明等新四軍領將。我三叔從小耳濡目染，小小年紀就要跟我父親參加革命，要打鬼子救中國。1939年春天，中共蘇北工委委員俞銘璜，中共江都縣工委書記陳揚住在我家里，三叔與他們相處多日，關系密切，又一次提出入伍要求，父親終于同意他的請求，就由俞、陳兩人介紹，到新四軍挺縱教導隊學習。三叔改名吳飛，那年他剛滿15歲。
1940年5月16日，新四軍挺縱主力部隊自皖東半塔集戰斗勝利后東返吳家橋新四軍駐地。挺縱一團奉命走揚州南線經過新老洲出江北，中途要連續渡過幾道夾江。三叔和陸輝等戰友們接到命令，急赴新老洲頭橋，動員老百姓家家做大餅干糧，保障過江部隊供給；組織大刀隊對日偽據點嚴密警戒巡查；迅速將分散隱蔽在蘆葦蕩里的船只集中待命。天黑后，三叔和戰友們趕到了施家橋，滿載部隊的大船進港了，隊伍集合時，三叔向一團參謀長廖政國報告：“首長，我是挺縱派往新老洲接應的吳飛，現在前來為部隊帶路，頭橋那邊過江船只也都全部備好！”漆黑的夜，三叔帶著部隊，在曲里拐彎的田埂上急行，在午夜十二點之前提前到達頭橋東邊江邊。隊伍一到，立即安排上船。三叔和陸輝在江邊笑著說：“放心吧，那邊大刀隊還在為你們放哨呢！”
1940年7月4日，郭村保衛戰勝利結束。7月7日夜，粟裕將軍率領江南指揮部及老二團、新六團要渡江北上，到吳家橋與挺縱、蘇皖支隊會合，整編后準備東進。2000多人的部隊將乘船從新老洲頭橋鎮南邊渡過夾江，經中閘奔吳家橋。我的三叔和三位戰友受挺縱委派到江邊組織接應。當最后一船部隊安全渡過夾江時，天剛剛拂曉。隨后，鎮江、揚州兩地日偽軍獲得新四軍江南主力從新老洲渡江的情報，便出動3000多日偽軍，從水陸兩路包圍了新老洲。我的三叔因多日勞累發起高燒打擺子,未來及撤離，他藏在新老洲東灘鄂家大棚一戶老百姓家中。那天，區政府通信員胡奎叛變，領著日軍挨家挨戶搜捕新四軍、共產黨。該戶老人讓女兒坐在我三叔的床頭，假裝是他家生病的女婿，想掩護他脫險。可叛徒胡奎指認了我的三叔，他被逮捕了。不久，三叔又見到同行的三位戰友因未及時轉移也被逮捕，三叔悄悄對他們說，我的身份已經暴露了，我承認是新四軍、共產黨，你們的身份未暴露，不要承認。當日本鬼子拷問他時，三叔大義凜然，毫無懼色地說，我就是新四軍！我就是共產黨！他們仨都是老百姓，把他們放了，有話問我好了。三位戰友安全脫險。三叔平靜地對日軍說，我不知道有什么任務，我也沒有執行什么任務。日軍氣急敗壞用皮鞭一次次地抽打，逼他招供。三叔被打得遍體鱗傷，奄奄一息。
滅絕人性的日軍，竟將我的三叔雙腿用鐵絲扣在馬的后面，拖著往前跑，殷紅的鮮血一路流淌。三叔一路高呼，新四軍萬歲！共產黨萬歲！日軍將我三叔拖到南老洲孟家港江邊渡口，用燒紅的鐵絲穿過他的雙肩，再用石頭捆在他的身上，把他扔進了大江……
1940年7月7日，三叔剛完成任務，身體不適在家休息。他接到挺縱司令部命令，要接應粟裕部隊過江，就立即脫下軍裝、換上便衣，未來得及同母親說說話，就匆匆離家走了，從此再也沒有回來。
三叔犧牲后，父親將大伯的長女改名為繼飛，意為永遠繼承三叔的革命遺志。建國初期，當地政府追認他為革命烈士。
歷史的靈魂是真實
父親家是吳家橋地區的名門望族，他的曾祖輩兄弟6人，前清時全部是舉人，皇上賜封的一把大刀，被幾代人珍藏在家里。抗戰爆發后，父親從省立界首鄉村師范學校失學回家，為了抗日救國，放棄優裕生活，毅然參加了革命，在新四軍里做民運和敵工工作。在父親影響下，全家人直至長工、女傭都積極投入抗日救亡活動，他們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到日軍據點散發傳單、張貼標語，傳信、送信、接人送人，儼然成了新四軍的地下交通站。
“文革”期間，我的祖父被定為“反動地富分子”遭到批斗毆打。那時，我父親已失去了自由，身不由己，大伯也被靠邊審查。祖父天真地以為自己的小兒子為國捐軀，是革命烈士，會躲過劫難，誰知他被告知，“烈士”是假的！老人不久氣絕身亡。之后，我的大伯被定為“歷史反革命”，開除公職，全家押送原籍農村吳家橋勞動改造。大伯“歷史反革命”的帽子，說來實在荒謬。抗戰時期，父親家里接待任務日益繁重，家庭開支日趨增大，大伯是長子，為了維持接待任務所需的財力，去鎮江、南京和上海等地做些生意，填補接待透支，同時給新四軍買些藥品和生活用品，有時也跑跑交通、遞送情報、接送人員。新四軍有關部門給大伯仿制了一張國民黨中統的“紅派司”（工作證）作為沿途“通行證”，這張“通行證”使大伯順利通過層層封鎖線，行走于淪陷區與根據地。也正是這張“通行證”改變他后來的人生命運，甚至幾乎要了他的命。
“文革”后期，父親身患重病，自知不久于人世，他對三叔的事，一直放心不下，躺在病床上，郁悶寡歡。他說：“我最對不起的是吳飛，他從小跟著我參加革命，后來犧牲了，這么些年，也沒有給他一個交待，沒有把他的事情辦好，我有愧啊，我對不住他！”那天，我守護在父親床前，房門被輕輕打開，一個衣衫襤褸、面容憔悴的人站在門前，啊，是大伯！在那個極“左”年代，父親與大伯已斷絕關系多年了。“我……我把老三……老三的證拿來了。”大伯聲音哽咽，結結巴巴抽泣著。父親接過去，凝視著，長嘆一聲，淚水順著臉頰慢慢流下，父親將它遞給了我。“烈屬證”三個字赫然呈現眼前。我淚如泉涌，捧在手里久久不放……
1997年清明，我回家鄉為父親掃墓，在新建的江都市革命烈士陵園紀念館里看見了三叔的烈士畫像。他身著新四軍軍裝，年輕英俊、不茍言笑。這一年離三叔犧牲已過去了整整5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