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渡總兵站擔負著新四軍人員輸送、糧秣供應、通信聯絡、物資籌措、維持后方秩序、動員民夫支前等任務，對新四軍的發展壯大、戰斗力的提高、敵后抗日根據地開辟做出了卓著貢獻。章渡總兵站的歷史是新四軍軍史重要的組成部分。
兵站的組建
1938年4月，新四軍各路健兒集中皖南巖寺整編、點驗，軍部即以煤業救護隊為骨干，成立了“新四軍軍部總兵站”。1938年8月2日軍部進駐涇縣云嶺后，總兵站即移駐涇縣章渡鎮，直至1940年12月皖南事變前夕兵站人員撤離皖南，歷時近3年。
章渡鎮位于青弋江西岸，距云嶺軍部15華里，是軍部通往蘇南和國民黨屯溪三戰區的要道，又是物資通過青弋江運輸到軍部的唯一碼頭，總兵站設在鎮南頭的董氏“大夫第”內。
首任站長是曾任八路軍總部供給部部長的張元壽，政委符確堅。1939年9月軍部精兵簡政，新四軍后方留守處撤銷，其管轄的單位如后方醫院、休養所、兵工廠、倉庫等交由總兵站兼管，此時總站由章渡遷駐太平小河口麻嶺坑，張元壽調走，站長由任南昌辦事處支部書記的葉進明接任。1940年12月中旬，總兵站機關由宋裕和、湯光恢、葉進明等帶隊，撤離皖南軍部。
總兵站由軍部直接領導，站長由軍部任免。國共合作初期，兵站的建制和任職要經國民黨戰區兵站分監部認可，在國民黨那里稱“新四軍軍屬分兵站”，張元壽站長被授過中校軍銜。后來國民黨掀起反共高潮，總兵站與國民黨脫離了關系。
總站機關工作人員約有五六十名，分設三個科和運輸大隊。第一科為軍實科，第二科為糧秣科，第三科
為行政科。
兵站的前身
新四軍總兵站的前身是上海煤業救護隊。九一八、一二八日本侵略東北和上海以后，上海愛國的工商界強烈要求抗日，上海煤業同業公會組成救護委員會，對煤業人員實行軍事訓練，為以后煤業救護隊進入戰地救護，掌握戰地知識，作了必要的準備。
煤業救護隊受到民族資本家、上海煤業大王劉鴻生支持，救護隊隊部設在天津路煤業公會大樓的底層及二樓，隊員大多數為煤行、煤店的職員、學徒。后來煤業救護隊加入紅十字會，并由紅十字會派人對救護隊員進行包扎技術訓練，形成了一支在前線進行救護傷員的專業隊伍。煤業職工有二三千人登記上前線。
1937年8月16日，煤業救護隊首次參加接運傷兵，他們或背或扶或抬，把傷員轉送到租界醫院搶救醫治。上前線的汽車經常有二三十輛，救護隊員始終保持100多人。
上海四周被日寇占領后，上海已成為孤島，由于擔心公路將會被敵人切斷，1937年11月，煤業救護隊在我地下黨領導下，離開上海擬去武漢找八路軍辦事處。12月途經南昌時，與新四軍辦事處聯系上了，當時新四軍后勤保障系統還沒有建立，物資運輸和人員接送主要依靠民眾救亡團體和他們的運輸工具，于是煤業救護隊在南昌就擔任起新四軍辦事處的運輸任務。
國民黨江西省政府看到救護隊不僅人數可觀，而且實力雄厚，硬要救護隊為他們服務，為此隊長忻元錫被扣。后通過劉鴻生出面交涉，國民黨才未敢再發難。
1937年12月，南昌紅十字會宣布成立中國紅十字會交通股，煤業救護隊參加了紅十字會交通股，首要任務是接運上海租界傷員到內地休養醫治。交通股主任為金芝軒，副主任為田萼芳，下設兩個組，第一組組長樂時鳴，副組長孟燕堂；第二組組長忻元錫，副組長陳昌吉、王公道。救護隊設在第二組內。
從此，這支100多人的上海煤業救護隊掛著紅十字會的牌子，公開活動。至4月份，他們完成接運上海傷員任務后，全部集中到巖寺和徽州古關，為新四軍軍部運送兵員和藥品、給養，成為新四軍辦事處一支主要運輸力量。
兵站下屬機構
總兵站1938年成立時下轄2個分兵站，一個駐歙縣巖寺，一個駐太平麻村。
總兵站的初期階段，任務主要是到國民黨第三戰區運輸物資，如到上饒國民黨第三戰區兵站分監部領取和運輸軍餉、軍糧、軍械和彈藥，這是總兵站的一項經常性的任務。隨著游擊區和根據地的擴大，總兵站任務也隨之擴大，1939年又設立3個分兵站：分別駐南陵張村，郎溪畢家橋，在溧水、溧陽之間的竹簀橋。
為了保障駐守在繁昌地區新四軍第三支隊的后勤供應，總兵站于1939年秋在繁昌何家灣設立了第六分兵站。何家灣地處銅陵、南陵、繁昌三縣交界的山區，因地理位置重要，我黨很早就把這塊有較好群眾基礎的地區開辟為老紅區。1940年初雖宣布撤銷該分兵站，但軍部與皖北聯系的地下兵站線仍在這一地區存在。皖南事變時，部分突圍部隊就是經過這一兵站線陸續渡江到達皖中地區的。
分兵站設所長、指導員、文書、押運員、司務長、招待員、炊事員各1人，通信員2人，視情況設有少則一個班多則一個連的武裝。
兵站的任務
兵站任務一般由軍需處下達，重要任務由參謀長親自布置，重大任務由軍部與東南局聯合布置和指揮。如上海地下黨動員大批青年參加新四軍，就是由東南局與新四軍政治部聯合布置的；又如東南局送一部電臺給地下黨浙江省委，就是由軍參謀長命令兵站站長負責護送的。地方黨的一般工作，則通過軍政治部民運工作部經常與兵站聯系。
總兵站任務歸納起來有以下幾項：
運輸。兵站有運輸人員近百人，卡車二十余輛，各分兵站根據當地的條件和需要還備有船只、竹筏、騾馬、大車等，運輸范圍東到寧波、紹興、溫州；西到長沙；南到廣東、閩南；北到武漢等地。運輸方式靈活機動，能公開的地方就掛著紅十字會旗幟大模大樣地運送，經過敵占區和封鎖線則化裝隱蔽運送或武裝護送。
領取和籌措軍需。國共合作初期，國民黨給新四軍軍餉嚴重不足，從1938年1月起核定全軍經費為每月11萬元(包括吃、穿、用、彈藥等費用在內)，而國民黨一支僅有萬余人的軍隊每月經費也在20萬至30萬不等。為了解決經費困難，兵站積極想辦法，組織戰斗繳獲品的運輸，籌集國內外人士的捐助，主動做國民黨中、下級軍需官的工作，爭取多領些軍需品。
接運來往人員。據1938年一年不完全統計，兵站接運來往人員五六百批。其中有我黨政軍重要領導人，有國際友人和投奔新四軍的知識青年，有轉移到后方去的首長家屬和行軍作戰中落伍失散的戰士等。周恩來1939年2月來云嶺軍部視察時，就是在章家渡登岸由兵站接待轉送的。1940年國共矛盾尖銳時，有一批女同志從皖南繞道上海去江北，就是經過巖寺、太平兵站安排接送的。新四軍的許多領導人如項英、陳毅、傅秋濤、鐘期光、江渭清、張鼎丞、鄧子恢等都在太平兵站住過宿。
擔任通信聯絡、傳遞文書報刊和軍郵等任務。軍部在太平分兵站設有保密電話，各地的情報一般都通過此處保密電話發給軍部。
秘密聯系“工業合作社”，解決物資困難。1937年11月以后，國內外愛國人士在上海、香港、美國、英國、奧地利、新西蘭等地相繼建立“工業合作社”，從經濟和物資上支持中國的抗日隊伍?！肮ず稀痹谕拖O立辦事處，在章家渡、小河口等地籌建紗布廠、蠟燭廠、宣紙廠，在兵站周圍建立了一批工業合作社，并建立秘密兵站線，解決新四軍的軍需和生活用品需要。
完成軍部臨時交給的任務。如秘密聯系地下黨組織、聯絡友軍、開展統戰工作、偵察等。
兵站同國民黨頑固派的斗爭
兵站是軍部同外界和下屬通信聯絡、人員接送、物資運輸的據點，因此處在敵偽和頑固派的特務、偵探包圍之中，環境十分險惡。至1939年下半年，國民黨頑固派對新四軍兵站不斷制造摩擦，甚至進行武裝挑釁，三戰區兵站分監部對新四軍克扣軍餉和軍需，或者故意拖欠，妄圖從物質上搞垮新四軍。對此兵站進行了針鋒相對的斗爭，并不斷取得勝利。
1940年6月，國民黨頑固派企圖破壞新四軍第一、二分兵站與軍部的聯系，當時王公道負責第一分兵站工作，由于事先得到通信參謀程璜傳達陳毅對時局變化的指示，提高了警惕，及時轉移了兵站駐地，使敵人遠距離奔襲撲了空。第二分兵站1939年五六月間遭日寇飛機多次轟炸，同時遭國民黨頑固派破壞尤甚。第三分兵站駐南陵縣張村，國民黨軍第五十二師駐河對面的涇縣馬頭鎮，共同利用青弋江作為運輸路線，因僅一江之隔，第三分兵站常遭國民黨搗亂。第四分兵站駐郎溪，自1939年11月，國民黨召開五屆六中全會確定“軍事為主，政治為輔”的反共方針后，武裝摩擦迅起。
新四軍總兵站自1938年8月2日隨軍部進駐涇縣，至1940年底奉命撤離，兩年半的時間里，兵站的同志們在任務艱巨、處境險惡的情況下，出色地完成了上級所交給的各項繁重任務，做出了顯著成績，青史永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