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右）和費孝通在一起
20世紀80年代，鄧小平同志贊揚農村鄉鎮企業“異軍突起”，說“我們完全沒有預料到的最大的收獲，就是鄉鎮企業發展起來了”。
由于各地的條件不同，形成鄉鎮企業發展的路子各異。費孝通先生認為不同的發展路子，就是不同的發展模式。從鄉鎮企業的所有制結構和經濟形式劃分，當時有兩個模式最具有代表性，一是蘇南模式，以鄉村集體企業為主；二是溫州模式，以個體、私營企業為主。那時，我在淮陰市（現為淮安市，下同）政府任市經濟研究中心總干事、市政府副秘書長，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與中共中央書記處農村政策研究室合署辦公)聘我為研究員，《解放日報》聘我為特約記者。我協助市委、市政府領導分管鄉鎮企業，去過蘇南、溫州、阜陽等地區考察，又經常深入本市農村調研鄉鎮企業，發現宿遷縣（現為地級市）耿車鄉發展鄉鎮企業的經驗值得總結推廣。
耿車是革命老區，耿車人民為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的勝利做出過巨大犧牲和貢獻，但耿車也是遠近聞名的“要飯鄉”。直到1978年，農民還推著集體單一經營農業的“獨輪車”，“捆在一起窮”，人均純收入只有41元。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推行了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很快解決了溫飽問題。從1984年起，鄉黨委、政府勇于創新、積極探索發展鄉鎮企業的新路子，全鄉多層次的鄉鎮企業迅速崛起，一直保持旺盛發展的勢頭，1985年鄉鎮企業產值比1983年增長3．8倍，農民收入年遞增33％，加快了農民脫貧致富的步伐。耿車鄉成為淮陰市鄉鎮企業發展的“新狀元”。1986年3月，我經過多次調研，寫了耿車鄉發展鄉鎮企業的調查報告。總結耿車鄉發展鄉鎮企業的經驗是“四輪驅動，雙軌運行”。就是鄉辦、村辦、聯戶辦、戶辦，四個輪子一起轉，集體經濟和個體、私營經濟協調發展。怎樣協調發展?做法是：“大的集中上水平，小的分散進家庭，大輪帶著小輪飛，小輪推著大輪轉。”抓大的是指對45個鄉村集體企業推行招標承包經營責任制和股份合作制，并與上海、蘇南先進企業、大專院校發展多層次、多形式的經濟技術聯合，逐步形成城鄉一體化的新格局。搞活小的是指以黨員、干部為骨干，發揮本地能人的作用，堅持艱苦創業，全鄉辦起2548個聯戶辦、戶辦企業。各村以一業、一品為主，形成收舊、木業、紙業、豆制品、編織、煙花、建材、建筑等10個專業村，有1200多戶農民從事廢舊塑料收購、運銷，村辦企業加工成塑料制品。處理大輪和小輪關系，是指鄉、村集體企業和聯戶辦、戶辦企業合理分工，互為補充，互相服務，協調發展。鄉工商服務公司、村戶企業服務站對企業積極扶持，正確引導，提供信息、供銷、資金、技術服務，促進鄉鎮企業迅速健康地發展。
1986年2月，我去北京參加全國一次經濟發展戰略研討會期間，將耿車鄉發展鄉鎮企業調查報告送給中央書記處農研室謝華副主任，他認為很好，介紹我再送一份給杜潤生主任。杜主任看后說：“耿車鄉發展鄉鎮企業的模式與蘇南、溫州不同，值得研究”。不久，中央書記處農研室將我寫的調查報告標題改為發展鄉鎮企業的“耿車模式”下發全國。2月5日，《解放日報》頭版刊登了我寫的調查報告，標題改為：蘇北淮陰鄉鎮企業推出“耿車模式”。
1986年4月，著名經濟學家于光遠、宦鄉、李崇淮來淮考察，我參加陪同到耿車鄉調研。于光遠在市直機關作報告中講“耿車模式”提出“四輪驅動”很好，既改革和發展集體企業，又發展在集體服務和管理下的聯戶辦、戶辦企業，把老百姓的積極性調動起來，把經濟搞上去，這是涉及所有制結構創新問題，值得好好研究。耿車人勇于創新、艱苦創業的精神也要好好發揚。
著名社會學家費孝通為耿車模式的題詞
1986年5月，著名社會學家、全國政協副主席費孝通和全國政協常委羅涵先、江蘇省委研究室主任朱通華來淮考察，徐燕市長和我陪同到耿車鄉調研。費老在耿車鄉下企業、看市場、訪農民，問得很細。他在市直機關作了蘇南模式、溫州模式、耿車模式的比較研究報告，我遵囑將錄音整理稿寄給他，很快在《瞭望》雜志發表，后又編進他的著作選集中。他認為，“耿車模式”并不是“蘇南模式”和“溫州模式”簡單的相加。在基本特點上，它既不具備蘇南模式集體經濟的基礎，也不具備溫州模式的大市場。耿車模式更適合那些缺乏工業基礎的農村，對提高農民收入能發生良好效果。鄉、村、聯戶、戶四個層次辦企業，四個輪子一起轉，蘇南和溫州都沒做到這一點。在蘇南，家庭工業這一個輪子就太小了，不怎么轉動；溫州模式中，集體的輪子又沒有家庭工業這個輪子轉得快。耿車鄉村還有集體的服務機構，這是農業雙層經營結構轉移到草根工業上來，是一個新事物。“耿車模式”是很值得研究的。
1986年5月16日《人民日報》刊登了我寫的“耿車模式”誕生記，發表了江暢同志寫的短評：好一個“耿車模式”!省委政策研究室《調查與研究》發表了我寫的耿車鄉調查報告，標題改為《略論鄉鎮企業的蘇北模式》。9月上旬，我應甘肅省委、省政府邀請，在該省省級機關和省轄市干部大會上介紹“耿車模式”。9月24日，國家經委經濟管理研究中心、國家科委科技促進發展研究中心等十幾個單位在北京舉行“耿車模式”研討會，于光遠主持，我應邀到會介紹了“耿車模式”，新華社當日發了新聞稿，9月26日《人民日報》采用，報道題目：“耿車模式有較大適應范圍，首都專家學者肯定耿車鄉發展鄉鎮企業的經驗”。于光遠為“耿車模式”題詞：“為發展我國農村經濟創造出一種可供選擇的很好的模式”。費孝通題詞：“大膽探索，因地制宜，為鄉鎮企業創造新的模式”。《經濟參考》《新華日報》《農民日報》省、市《社會科學》雜志等陸續轉載了我寫的“耿車模式”調查，薄一波題寫書名《中國社會主義新農村的雛形》一書，收編了我寫的“耿車模式”調查報告。1987年2月14日《農民日報》報道：全國鄉鎮企業理論研討會研討蘇南模式、溫州模式、耿車模式的主要特點。
1994年10月18日，費孝通副委員長出席淮海經濟區第九屆市長專員會議時，他問我耿車鎮和淮陰市近年鄉鎮企業的發展情況，我作了簡要匯報。他說欠發達地區發展鄉鎮企業可以借鑒“耿車模式”。
1998年4月21日，江澤民同志在江蘇省考察鄉鎮企業時說：“深化鄉鎮企業改革，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充分發揮機制靈活的優勢。多年來，鄉鎮企業一直是鄉辦、村辦、聯戶辦、戶辦，即所謂四個輪子一起轉，現在又加上股份制、股份合作制等，各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調動億萬農民和社會各方面的積極性”。
1987年至1990年，我先后在江蘇鄉鎮企業工作會議、全省經濟學會會議、蘇北經濟發展戰略研討會、淮海經濟區發展戰略研討會、隴海蘭新經濟促進會上介紹“耿車模式”，針對當時對“耿車模式”的爭議，我著重介紹了耿車鄉鄉、村集體企業改革和聯戶辦、戶辦企業的做法，談了自己對聯戶辦農民股份合作經濟和戶辦個體、私營經濟的認識，特別講了如何看待私營企業雇工經營問題。遵照國務院貧困地區經濟開發領導小組辦公室通知，我9次去蘇州農干校為全國貧困地區縣級領導干部培訓班講課，講貧困地區鄉鎮企業如何起步，并結合講課介紹“耿車模式”。領導小組辦公室為此向我頒發了榮譽證書。當時全國到耿車鄉參觀的有40多萬人次。淮陰市委、市政府在宿遷縣召開了現場會，要求因地制宜推廣“耿車模式”，推動全市鄉鎮企業迅速健康地發展。
如今，在新的歷史起點上，在科學發展觀的指引下，耿車鎮和蘇北鄉鎮企業繼續崛起，出現了新型集體經濟、股份合作經濟、外資經濟、個體私營經濟新的“四輪驅動”，令人欣喜不已。耿車模式在發展變化之中，“耿車模式”體現的耿車人勇于創新、艱苦創業的精神永遠值得發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