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冰在皖南前線
我們的父親魯冰（原名梁儀，1921年2月22日出生于浙江省溫嶺縣的一個城市貧民家庭）2007年初查出患有肺癌，經海軍總醫院實施伽瑪刀手術，腫塊明顯縮小，但2007年春節期間發現殘余癌細胞逃過了醫生的監督，轉移到了骨骼。于是，父親又住進了海軍總醫院。雖經海軍總醫院干部病房朱主任、田醫生、王醫生等眾多醫護人員的長期精心治療和細致護理，但終無回天之力，2008年9月4日22點17分，父親的心臟停止了跳動，他老人家帶著難舍的眷戀，離我們遠去。
回想起父親在最后日子里的點點滴滴，我們不由得思緒萬千，心情難以平靜……
“我要辭去新四軍研究會的副會長”
父親生前懷有濃重的新四軍情結。這情結，來自他對黨的忠誠、對人民軍隊的熱愛，來自一個新四軍老戰士的自豪。
1937年“七七”盧溝橋事變，點燃了中華大地反抗侵略的怒火。這一年，年僅16歲的父親堅決地投身民族解放的洪流。1938年6月，父親加入了黨組織，后因積極參與向國民黨縣政府請愿抗戰失敗，經黨組織決定，輾轉跋涉，于1939年1月在安徽涇縣參加了成立不久的新四軍。
70年來，父親一直為自己當初的選擇感到驕傲。1983年離休之后，他又把大部分精力用在了新四軍軍史的研究上。他曾歷時5年參與新四軍歷史叢書的編撰工作，成書12冊；他1984年就參加了北京中國新四軍研究會的活動，1995年起還擔任了該會第二秘書長。在一無錢、二無人、三無房，新四軍老戰士又分散各處的困難條件下，經他和許多老同志的努力，北京新四軍研究會終于在1997年宣告成立。成立那天，可坐2000人的禮堂里座無虛席。
北京新四軍研究會成立后，他被推選為副會長兼秘書長，后任常務副會長。他熟悉新四軍軍史，熱愛研究會工作，參與了研究會各辦事機構的組建并使他們迅速投入工作。研究會成立11年來，編輯出版了軍史學術著作10余本，召開各種軍史研討會10余次，舉辦了數十場新四軍將領的生辰紀念會和學術討論會。他還在葉飛將軍領導下，籌集巨資百余萬元，參與拍攝了《鐵的新四軍》電視紀錄片。
2007年，他已經得知自己患有重病，但為了紀念建軍80周年、新四軍成立70周年，他還抱病堅持參加大型書畫展的籌備工作，使這個凝聚了新四軍將士們70年深情的展出順利面世。
2008年，父親的病加重了。此時，他思考的是如何將新四軍軍史研究繼續下去，讓鐵軍精神永遠激勵后人。在北京新四軍研究會的一次會議上，病重的父親意外地出現在會場，他鄭重地向到會的同志們說：“我已經患有嚴重的疾病，不能再為研究會工作了，我要辭去研究會副會長的職務。”他還是認真地推薦了幾位同志，請研究會考慮吸納他們參加領導層的工作。
就這樣，父親將他最后的那點余熱都貢獻給了新四軍軍史的研究。
“你們兄弟要團結互助”
我們四兄弟，父親對我們的愛是一樣的。父親病重后，曾多次在不同的場合用不同的話語表達一個意思：要尊敬長輩，對所有親戚中的各位長輩，以及他的生前友好，仍須孝敬如故，決不可怠慢、冷落，更不能不遜。你們兄弟之間一定要互相尊重，團結友愛。他要我們繼承這一好傳統。
父親是這樣要求我們的，更是畢生親歷親為。
父親兄妹共6人，他排行老五。大伯父在大革命時期就秘密加入了共產黨，后不幸英年早逝，留有孤兒寡母4人艱難度日。新中國建立后，父親和姑媽主動挑起了資助伯母一家的重擔，他們輪流從微薄的薪金中抽出一部分錢供伯母貼補家用，并一直堅持到幾位堂兄弟能挑起負擔家庭的重擔為止。如今，一談起這段往事，堂兄弟們就唏噓不已。
二伯父、三伯父、四伯父人生經歷不同，政治面貌及遭遇各異，但幾十年來，父親和姑媽都像敬重大哥大嫂一樣噓寒問暖，給予必要的經濟資助。
魯冰考察新四軍留影
姑媽是父親的小妹，他們關系最為密切，感情最深，這不僅是因為父親當年將姑媽引上了革命的道路，還因為他們都居住在北京，來往方便。父親在世時，每逢節假日，兩家人都要歡聚，姑媽家的四合院里總是飄蕩著歡樂的笑聲。1968年父親受到“造反派”的沖擊，后被“發配”到黑龍江放羊。臨行前，父親將還在上學的小鋼托付給姑媽，自己拖著傷殘的身軀帶著年幼的小胖走向了大雪紛飛、冰冷刺骨的東北大地。小鋼在姑媽家一待就是四五年，從沒受過半點委屈，直到1972年父親從東北回到北京，才回到了自己的家。
2008年8月30日，星期六，這天好多親屬都來探望他。父親已經很虛弱了，無力說話，只能默默地向前來探望的親友們點頭致意。過了一會兒，似乎精力、體力有所恢復，趕緊示意將親屬叫到身邊，說，我有話對你們說，因為體力關系，只能說一遍，請你們做些記錄。他斷斷續續地說著，我們忍淚聽著、記著：你們一定要好好團結……
第二天起，父親就進入了彌留狀態，再也沒有說一句話。
“謝謝醫生護士，你們辛苦了”
從2006年起，父親的健康狀況日漸變差，住院治療的日子也越來越長。但是，父親將這一切都看得很淡，以豁達、樂觀的心情看待自己的生命。他說：“生物，有生有滅；人，有生有死，皆是自然的規律。不論是偉人還是平民，都受此規律制約而不能逾越。”健康時，他忘我工作、積極鍛煉；生病時，他積極配合醫護人員的治療，遵守醫院的規章制度，從不給醫生護士添麻煩。
長期以來，只要不下大雨，每天晚上收看完中央電視臺的新聞聯播，他就拿起手杖，到樓下大院里散步，有時出遠門在外地，他也堅持鍛煉。即使到了病重的時候，只要體力允許，他還是扶著助力行步架，在病房里走上一兩個來回。最后，他連走路都有困難，還是要我們用輪椅推著他在醫院的大院里散步。他說，生命在于運動，哪怕是下樓呼吸一下新鮮空氣，也是好的。
父親年紀大了，人又很消瘦，每次護士給他打點滴都有點緊張，特別是新護士，有時扎幾次都沒有扎準靜脈。這時，父親總是和顏悅色地安慰她們：謝謝醫生護士，你們辛苦了。我年紀大了，靜脈不太好找，你們不要著急，慢慢地來。病區里的護士們都說父親真好，一點首長的架子都沒有。
病重期間，父親先后進行過伽瑪刀手術和放射性治療，治療點上病人很多，有時要等上四五十分鐘。每當此時，他總是安安靜靜地等待著，從不以首長的身份要求特殊照顧。他說，在疾病面前，人人平等，別人能等，我也可以。每次治療完畢，他都要對醫生輕聲地表示感謝，就連進出病房大樓，也要對電梯操作員表示謝意。
海軍總醫院干部病房的醫生護士們對父親的治療和護理是十分周到的，每天查房問診十分仔細，有時還教我們一些護理知識。一次，田醫生前來查房，突然父親的心跳停止了，田醫生立即實行體外按摩，足足忙了20多分鐘，父親的心跳才逐漸平穩。望著田醫生滿頭的大汗，我們一個勁兒地表示感謝，虛弱的父親也蠕動著嘴唇說“謝謝醫生”。
“讓新四軍軍歌伴我遠行”
父親是個徹底的唯物主義者，當他得知自己來日無多時，將身后事做出了常人難以企及的安排：
他為自己擬出了題為“敬告”的訃告——忠誠的國際共產主義戰士、中國共產黨優秀黨員、新四軍老戰士魯冰同志自行制定的“西行漫游”計劃，已于20хх年х月х日啟動。根據本人叮囑，后事一概從免，特此敬告。
他在一次與家人的談話中，對此作了解釋：3個稱號務必寫上，這是我最大的安慰。第一個代表曾參加抗日戰爭和抗美援朝戰爭，第二個代表入黨70余年始終忠于黨的事業，第三個代表早年曾戰斗過的部隊。關于“西行漫游”，他是這樣說的：人，生如來，死如去，我走之后，你們不要太悲痛，務須節哀，譬如我出差遠游。
父親是何等的豁達！他將自己的逝去比做出遠門，就像70年前他毅然告別奶奶和伯伯、姑媽投身新四軍，又仿佛63年前告別故鄉隨新四軍北撤轉戰山東，猶如58年前告別祖國踏上硝煙彌漫的朝鮮國土，也好似40多年前忙碌地穿行于三線基地的崇山峻嶺，更如同當年意氣風發地跟隨葉飛將軍出國訪問……
父親終于要走了，他再三叮囑我們：后事一概從簡，不搞遺體告別儀式，家里不設靈堂，家人不佩戴黑紗，不寫生平，不麻煩任何組織。我走后，就讓我穿那套跟隨葉飛司令訪問泰國時的海軍制服，上白下藍，戴海軍軍帽；請給我覆蓋一面黨旗，我這一輩子都跟著黨；不要播送哀樂，播放新四軍軍歌，讓雄壯的軍歌伴我遠行。
父親1939年1月參加新四軍，親身經歷了軍歌誕生的過程，并成為第一批學唱軍歌的新四軍戰士。當年他從軍部文化隊結業分配至三支隊時的第一項任務，就是負責教唱軍歌。70年來，他唱著軍歌投入戰斗，英勇殺敵；默唱著軍歌打入敵人內部，圓滿完成情報工作；皖南事變后，唱著軍歌堅持在浙東打游擊；戰斗中身負重傷，從死神魔爪下掙脫出來唱著軍歌重返戰場；一路南下，唱著軍歌解放了全中國……
新四軍軍歌已經深深地融入了父親的血液中，是他一生輝煌的象征。
2008年9月4日夜，父親離我們遠去了。我們按照他老人家生前的意愿，給他穿上了最中意的軍裝，在書房里掛上了他最喜愛的攝于老家的那張照片，像前擺放了4盆潔白的蝴蝶蘭，小圓桌上放了一本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的《溫嶺當代名人風采》，書內載有記述他三進軍旅的文章《戎馬生涯，血染沙場》，四周的書櫥里張貼著他各個時期的照片。
不過，我們還是稍稍違背了一下他老人家的遺愿——盡管我們“封鎖消息”，但他眾多的老戰友還是從各種途徑聞知了父親的逝世，執意要為父親送行。我們和海軍干休所磋商后最終同意了。9月8日，近300名聞訊趕來為父親送行的老首長、老戰友及其子女和海軍有關領導，聚集在八寶山殯儀館蘭廳。廳內一遍遍地播放著堅毅而雄壯的新四軍軍歌：
光榮北伐武昌城下/血染著我們的姓名/孤軍奮斗羅霄山上/繼承了先烈的殊勛/千百次抗爭風雪饑寒/千萬里轉戰窮山野營……八省健兒匯成一道抗日的鐵流/東進東進/我們是鐵的新四軍/
人們懷著崇敬的心情向父親做最后的告別，送他老人家魂歸大江南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