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5月張震重返白馬廟
淮海戰役結束后，我華野與中野百萬大軍直抵長江北岸，國民黨反動統治的中心——南京，直接暴露在我軍的強大攻勢之下?；春鹨鄣膭倮?，連同北線我軍遼沈戰役和平津戰役的偉大勝利，國民黨反動派在長江以北的戰略防線徹底崩潰，賴以支持反革命內戰的精銳主力基本喪失殆盡，其22年反動統治的滅亡已經為期不遠。我們很快就要渡過長江，向全國大進軍，去奪取革命戰爭的最后勝利了。
就在這樣的形勢下，以蔣介石為代表的國內反動勢力，一面發出“和談建議”，一面糾集殘兵敗將，加強長江防務，并擬定了征集編練200萬新兵的龐大計劃。蔣介石還于1949年1月21日宣布“引退”，由李宗仁任代總統，變換花樣，企圖茍延殘喘，伺機卷土重來。國際上，美、英等帝國主義也積極幫助和支持國民黨殘余力量，謀求“劃江而治”，并企圖在革命陣營內部組織“反對派”，以阻撓我渡江，甚至準備以武力直接干涉我國內政。在革命陣營內部，也有些同志對帝國主義可能進行的武裝干涉問題看得過重；一些民主黨派和民族資產階級的代表人物，也擔心我軍繼續前進會引起國際間的武裝沖突，曾不切實際地希望實現不推翻國民黨反動統治的國內“和平”，實行“分治”。因此，是否渡江南進，關系到中國革命的前途和命運。
1949年元旦，發表了毛主席為新華社撰寫的題為《將革命進行到底》的新年獻詞，明確提出1949年中國人民解放軍將向長江以南進軍。中央軍委命令中野、華野：在結束淮海戰役后，從1月15日起至3月31日止，以兩個半月時間分5期進行整訓，完成渡江作戰諸項準備工作，待命出動。
部隊整訓期間，華野前委于1月19日至26日在徐州東北的賈汪召開前委擴大會議。陳毅司令員回到華野，傳達了這次中央政治局會議的精神，講了中央對目前形勢的分析和1949年的17項任務。粟裕同志代表華野前委作了關于淮海戰役的偉大勝利與華野全軍1949年六大工作任務的報告。唐亮、陳士榘、劉瑞龍和我，分別就政治工作、部隊編制、后勤建設、部隊整訓與軍事教育問題講了話。
賈汪會議后，按照中央軍委關于統一全軍編制和番號的規定，2月9日，華野發布整編命令，對部隊進行整編。華東野戰軍改稱第三野戰軍，轄第七、八、九、十等4個兵團，計15個軍和兩廣縱隊、特種兵縱隊，共58萬余人。中央決定，陳毅為第三野戰軍司令員兼政治委員，粟裕為副司令員兼第二副政治委員，譚震林為第一副政治委員，我任參謀長，唐亮任政治部主任，劉瑞龍任后勤司令員兼政治委員。第七兵團司令員王建安、政治委員譚啟龍，轄第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三十五軍。第八兵團司令員陳士榘、政治委員袁仲賢，轄第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三十四軍。第九兵團司令員宋時輪、政治委員郭化若，轄第二十、二十七、三十、三十三軍。第十兵團司令員葉飛、政治委員韋國清，轄第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一軍和兩廣縱隊。后在膠東又組成了三十二軍。
我接任參謀長后，心里總是沉甸甸的。每想到渡江戰役的成敗，直接關系中國革命的前途，是取得全國勝利還是半途而廢的關鍵；除了軍事上的準備外，還與政治、經濟、外交諸方面問題緊密相連；長江自古稱為“天險”，橫在我們面前，我軍只能依靠木帆船作航渡工具，來突破敵人陸海空軍組成的長江防線。因此，組織實施這樣的戰役，比以往任何戰役都要復雜，自己唯有全力以赴，盡職盡責，以不負組織對我的信任和期望。
2月4日中午，粟裕同志告訴我：中央對渡江問題有新的指示，認為國民黨要么在寧滬線組織抵抗，要么放棄該線將主力撤至浙贛線一帶。目前，第二種可能性業已增加。對此，我們的兩種辦法是：如果國民黨仍然采取在寧滬線組織堅決抵抗的方針，我們則按原定計劃休整至3月底為止，準備4月渡江，五六兩月奪取南京、鎮江、無錫、蘇州、杭州、蕪湖等城市。如果國民黨改取棄守南京等城，將主力撤至浙贛線布防，則我們應做提早一個月行動的準備，休整至2月底，準備3月渡江，在占領鎮江、蕪湖后，即去占領南京，然后逐步占領蘇州、杭州，部隊可于占領南京后再行休整。
上級意圖明確后，我腦子里閃過的第一個念頭，就是大戰在即，司令部必須未雨綢繆。于是，我讓司令部立即展開工作。先是發出了《關于渡江偵察工作問題》的指示，令各兵團派出偵察，并規定了偵察區域，明確偵察的主要任務和注意事項。接著，又做了以下幾方面的準備：
一是根據各單位偵察、掌握的最新敵情資料，查清、核實敵江防部署。經查實：敵京滬杭警備總部湯恩伯所屬共26個軍45萬人，第一線部隊19個軍，布防于上海至湖口段沿江地區；第二線部隊7個軍，配置于浙贛線及其以北地區。華中“剿總”(4月改稱華中軍政長官公署)白崇禧集團所屬15個軍25萬人，布防在湖口至巴東段沿江地區。敵海軍第二艦隊有各種艦艇89艘，位于長江下游；江防艦隊有各種艦艇44艘，位于長江中游。敵空軍有飛機300余架，分別置于上海、南京、武漢等地，擔任支援陸軍守備的任務。此外，還有幾艘美、英帝國主義的海軍艦艇，也停泊于上海及長江口。
二是深入研究渡江作戰的地理條件，做到對長江中下游的地質水文情況心中有數。對長江水位、流速、江幅、潮汐、港汊、江心洲、起渡點、登陸場等做了廣泛的調查。從江蘇江陰至安徽蕪湖段，江身向北突出，成一大弧形，利于我軍實施鉗形突擊，以達成對京滬杭的戰役合圍和分割。長江中下游水流平穩，但安慶以東受潮汐影響較大，落潮時近岸邊有大小不等的泥灘或沙灘，有數量較多的江心洲。每年春雨桃汛之際，水位漸漲，水流漸急，對航渡有一定影響。北岸多半為土堤，多港汊，利于部隊、船只隱蔽和進行水上訓練。下游除皖南、蘇南有部分山區與丘陵地外，多為水網稻田地，河港湖泊較多，不利于大兵團行動。
三是從我軍渡江作戰的主要困難入手，預籌對策。我們還是單一的陸軍，且缺乏現代化渡江器材，而敵軍則大部已機械化，且為陸海空軍聯合作戰。我們廣泛開展了以“將革命進行到底”為中心的形勢、任務教育，堅定部隊敢打必勝的信心。同時，抓緊進行軍事上的充分準備。會同有關部門下大力征集船只和動員船工參戰，至4月初，我們已經征集到船只2萬余只，動員參戰船工1．9萬名。針對敵情、地形等情況，加強航渡組織、登陸突破、步炮協同以及水上射擊、救護、游泳、劃船、船只編隊、航行隊形與保持等戰術技術訓練。考慮到新解放區的基礎尚弱，后勤給養特別是糧食補充困難，我們還指導后勤部門和地方支前機構進行了周密的戰役后勤部署，做好充分的物資準備。
另外，在考慮部隊部署時，為了更好地發揮各部隊的特長，恰當地使用力量，我們建議將熟悉蘇南情況的七兵團二十三軍和九兵團二十軍，分別調歸十、八兵團指揮；將熟悉蘇浙邊區和皖南情況的二十四、二十五軍由八兵團分別調歸七、九兵團指揮。
2月8日，粟裕、譚震林等去商丘參加總前委會議。他們回來后告訴我，整個渡江作戰的部署已商定：部隊3月半出動，乘敵在“固守”與“撤守”兩策間徘徊之際，提前于3月底渡江。因這時雨季未到，江水較淺，便于搶渡。擬以三野4個兵團和二野一個兵團為第一梯隊，三野4個兵團分別在江陰、揚州段，南京東西段，蕪湖東西段，銅陵、貴池段展開渡江。二野一個兵團在安慶東西段展開渡江，主要突破地段選擇在蕪湖、安慶段；另兩個兵團除以一個軍進至黃梅、宿松、望江段佯動外，其余5個軍作為總預備隊。因三野各部距離較近，所以，準備先移一個兵團至合肥，其余3月半出動，以半月行程到達江邊。三野指揮機關，擬于3月初移合肥。二野各部因路程較遠，擬于3月初移至潢川、固始、六安之線，休整數日后，即向江邊指定位置開進。二野指揮機關，擬于3月初移六安。為保證渡江作戰的順利進行，總前委還建議立即成立安徽省委或以豫皖蘇分局移至合肥，以統一組織領導原江淮、皖西、豫皖蘇等解放區的人力物力，支援渡江作戰；建議第四野戰軍以3個軍約20萬人迅速南下，于3月底進至武漢附近，牽制白崇禧部，以保障二野、三野的渡江行動。
中央軍委、毛澤東主席批準了這一計劃，并進一步明確：“總前委照舊行使領導軍事及作戰的職權，華東局和總前委均直屬中央。”為便于統一領導，協調行動，中共中央還決定劉伯承、鄧小平、張際春、陳賡參加華東局，并要求立即召開一次華東局會議，具體研究渡江作戰諸問題，以及統一江淮、皖西和豫皖蘇地區的領導關系問題。
在此期間，毛澤東主席于2月8日發出“把軍隊變為工作隊”的指示，要求軍隊在渡江南進和解放全中國的過程中，不但是一個戰斗隊，而且主要地是一個工作隊。軍隊干部要學會接收城市和管理城市。三野前委于2月18日至21日在賈汪召開第二次擴大會議。華東局副書記康生傳達了毛主席的指示，饒漱石和陳毅作了報告，強調要學習做城市工作，了解與把握城市與農村的不同特點，依托城市來發展農村。陳毅同志還結合部隊中的各種思想反映，強調應正確理解毛主席提出的這一根本轉變的精神實質，認真學習政策，做好接收與管理大城市的準備。他說，軍隊作為一個戰斗隊，又是一個工作隊，肩負著一面作戰、一面建設的雙重任務。同時，也要妥善處理好兩者之間的關系，依據具體情況確定其重點，注意防止出現偏向。
前委擴大會議結束后，陳毅、譚震林等赴中央參加黨的七屆二中全會。粟裕原定一同前往，但因長期指揮作戰，極度勞累，頭部傷痛復發，遂請假改赴濟南作短期休養。
這時，我和唐亮、劉瑞龍在徐州主持召開了第三野戰軍第一次參謀長會議，參加人員多是師以上參謀長，也有少數副軍長、司令員。會議重點研究加強司令部的正規化建設，進一步檢查落實渡江作戰的各項準備工作。這次會議開得很有成效。大家對加強集中統一領導，建立起正規化的司令部工作制度，充分發揮司令部機關的效能，提出了許多很好的建議。會后，我把三野司令部建設的情況及這次會議研究提出的改進措施，書面報告了軍委副主席兼代總參謀長周恩來。
從2月底開始到3月中旬，三野部隊按預定計劃陸續向南開進，相繼抵達長江北岸。七兵團進至廬江地區，九兵團進至無為、含山地區，八兵團進至揚州、儀征地區，十兵團進至靖江、泰興地區。各兵團均派出部分部隊，包圍封鎖妨礙我軍渡江準備的敵江北橋頭堡據點，并以炮火控制江面，積極打擊敵人艦艇的活動，有效地控制渡口、船只，開辟渡江通道，保障大部隊迫近江岸，全面展開渡江作戰之前的各項準備。
在我軍兵臨長江之際，國共兩黨即將在北平舉行和平談判。中央軍委于2月25日電示，要我軍做好先行攻占浦口并炮擊南京的準備，行動時間約在3月中旬或下旬，以便配合北平的談判。并明確指示：“攻占浦口、浦鎮的準確時間，必須由中央臨機決定，至于浦口、浦鎮以外沿江各點之攻占，則由你們自己規定攻擊時間。”我急告八兵團即行準備。
為了配合談判桌上的斗爭，渡江作戰的時間曾幾度改變，開始說“推遲一周”，后又定為4月10日。我感到，這次戰役將嚴格受到和平談判進程的制約，我們的軍事行動，一定要服從政治斗爭的需要。攻占浦口、浦鎮以及部分江心洲，從軍事上講是渡江戰役準備問題，從政治上看，又是一個對敵實施軍事壓力，威懾敵人，促成和談簽約的重要手段。我與唐亮、鐘期光研究確定了攻占浦口、炮擊南京和肅清江北橋頭堡的作戰預案，于3月4日報告了軍委。
陳毅、譚震林同志從中央返回后，三野前委開了會。我和劉瑞龍首先匯報了這一段的敵情變化及我軍準備情況。之后，陳毅同志向我們傳達了七屆二中全會精神，強調黨的工作重心由鄉村轉到城市，進入由城市領導鄉村的新時期，這是一個重大的轉變。中國人民解放軍雖然將擔負繁重的新區工作和城市工作，但我軍永遠是一個戰斗隊，對于這一點，不能有任何的誤解和動搖。在今后解放大中城市時，我們要靈活運用北平、天津、綏遠三種方式。隨著解放全中國的勝利進程，軍隊進了城，我們務必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保持艱苦奮斗的作風，防止在“糖衣炮彈”面前打敗仗。在即將奪取全國政權的關鍵時刻，二中全會討論并決定的這些問題，對于我們黨和軍隊來說，是一個具有遠見卓識的要求。直到今天，我們想起來，還振聾發聵。陳毅還向我們傳達了中央關于華東局領導成員變動的決定：由鄧小平任第一書記，饒漱石任第二書記，陳毅任第三書記。
會后，陳毅司令員對我講，這次從中央開會返回途中，在濟南與粟裕同志見了面，商談了渡江作戰問題。陳司令員還交代，要把渡江準備與攻占浦口、炮擊南京問題，結合起來通盤考慮。我即向陳司令員提出：為保持爾后渡江作戰的突然性和連續性，應向中央軍委建議，攻擊浦口的作戰時間最好定于4月1日開始，以便與4月10日的渡江作戰相銜接。他贊同我的意見，并要我起草電報請示中央軍委。
軍委于3月19日復電：和談于4月1日開始，5天后可看出端倪。所以，6日左右奪取北岸據點；是否同時攻占兩浦，要看談判情況再定。陳毅、譚震林找我研究后，他們兩位首長又致電中央，建議延長攻占敵江北橋頭堡、奪取兩浦和發起渡江的時間。
3月20日，軍委電復：攻占兩浦如非渡江所必要，則可以一個兵團監視該敵。對江北岸據點4月2日開始攻擊，4月5日或6日完成此項任務，再以一周時間開辟港口并布置船只，如此，則全軍可于4月13日或14日開始渡江，并認為這樣計劃安排對談判有利。
根據中央軍委的指示精神，我們繼續加緊準備，調整部署，修訂計劃，并組織三野指揮機關南移。
3月21日，陳毅、譚震林、唐亮與我一起乘火車到蚌埠。第二天，召開干部會議，由陳毅司令員講當前形勢與任務以及加強紀律性，做好軍管準備等問題。
23日夜，三野指揮機關進至蚌埠東南孫家圩子。第二天一早，我向陳毅司令員簡要匯報了指揮機關展開的情況，并隨他到作戰室研究敵情，爾后處理文電。晚上，我根據陳毅司令員的指示，草擬了渡江作戰的預案。
25日，鄧小平政委抵達。他與陳毅司令員一起主持召開了三野兵團負責同志會議。十兵團因太遠，負責同志沒有到會，其他幾個兵團領導也是陸續前來的。
會上，首先由我匯報三野渡江準備情況和作戰預案。然后，鄧政委講了二野3個兵團的渡江行動計劃：準備以陳錫聯、謝富治兵團并指揮十五、十六軍肅清樅陽鎮至望江段，首先殲擊安慶之敵，現先頭部隊距離安慶約20余里。他說，第四野戰軍第十二兵團已奉命沿平漢路及其東側南下，以主力出宣化店，威脅白崇禧部?！靶≈T葛”(白崇禧的綽號)為了保守武漢，已將安慶之第四十六軍西撤，第七、四十八軍沿平漢線集結，桂系與蔣介石之間、白崇禧與湯恩伯兩戰區的矛盾加深，這種矛盾我們可以利用等。接著，九兵團領導也在會上匯報了兵團部署情況。
26日和27日，會議繼續召開。先由八兵團匯報攻浦計劃及兵團部署情況。經討論決定：解除八兵團的攻浦任務；將二十六軍東移，加強鎮江對岸的兵力；留三十四、三十五軍在兩浦正面積極佯動，牽制敵人；明確了渡江時對敵江北橋頭堡不同情況的處置方法。七兵團領導是最后趕到并匯報的。譚震林副政委向與會的兵團負責同志傳達了黨的七屆二中全會精神。
陳毅、鄧小平、譚震林還議論到，中央軍委原定4月13日渡江，此時正是農歷三月十六，月光通宵，不利于達成攻擊的突然性，因此，主張推遲到4月15日黃昏渡江。陳、鄧、譚首長還簽發電報，將這次三野兵團負責同志會議情況及確定的問題、建議事項等報告了中央軍委，得到軍委的批準。
會議當中，我接到二十五軍的報告：國民黨首都警衛部隊第四十五軍九十七師師長王晏清率部起義，但被敵發現，僅率少數人員乘船抵達長江北岸。王晏清到野司后，我從會議中抽身，接見了他，并從談話中進一步查實了南京周圍地區的敵軍部署。
28日，粟裕同志從濟南休養返回野司。我把兵團負責同志會議情況向他作了匯報。他談了對整個渡江作戰的設想，胸有成竹地說:在我百萬大軍直逼長江，擁有戰略戰役主動權的情況下，可采取寬大正面同時展開強渡與重點突擊相結合的打法。我完全同意他的見解?？磥?，他在休養期間，也絲毫沒有放松對渡江作戰問題的思考。
傍晚，我們到作戰室，再次研究作戰方案。最后，確定將主渡方向選擇于江陰以西地段，以求迅速截斷京滬交通，切斷南京周圍敵之退路。將野指東移到泰州附近地區，以加強東集團渡江方向的指揮。
30日，野司召開行動部署會議，后勤司令員劉瑞龍、副司令員喻縵云參加了會議。喻縵云講了去中央軍委匯報三野渡江后勤準備的情況。因他調來不久，我們剛認識。說起來他還是我平江長壽街第二高小的學長。會上，我向后勤部領導傳達了野直東移的原因及行軍路線，并要求對原定后勤部署作出調整。我還與司令部各科科長研究了野直東移與指揮所組成等問題，并指定專人負責，組織擬制行軍計劃與車輛分配方案等。31日晨，我將三野的整個作戰部署擬成電文，致二野并報中央軍委。
在兵團負責同志會議期間，鄧小平政委提出，要陳毅草擬一個作戰綱要。陳毅司令員對我說，這是司令部的工作，你熟悉，馬上寫一個包括兩大野戰軍行動在內的渡江作戰命令。我便根據會議討論情況擬就，交陳司令員轉鄧政委審閱。鄧政委看后，說大兵團的作戰綱要是指導性的，不能寫得太具體，主要是說明戰役企圖、可能的發展變化以及預案等即可，要給兩個野戰軍根據戰場實際機斷行事的余地。
隨即，他親自起草了《京滬杭戰役實施綱要》。綱要明確提出：由粟裕和我率三野八、十兩兵團8個軍及蘇北軍區3個警備旅共35萬人組成渡江東突擊集團，在江蘇三江營到張黃港段渡江；譚震林率七、九兩兵團7個軍共30萬人組成渡江中突擊集團，在安徽裕溪口至樅陽鎮(不含)段渡江；以二野3個兵團9個軍35萬人組成渡江西突擊集團。東、中兩集團，統歸粟裕和我指揮。西集團由劉伯承、張際春、李達指揮。
4月1日午前，鄧政委又召集我們對綱要逐段進行討論。他簽發后，由我交機要科，用三野電臺上報中央軍委并發兵團以上單位。軍委于4月3日復電同意。《京滬杭戰役實施綱要》是渡江作戰的綱領性文件，綱要確定的具體設想，在渡江戰役中得到了圓滿實現。這一光輝文獻已收入《鄧小平文選》第一卷。后來，小平同志在談到渡江作戰時說：“我的指揮部在三野司令部，張震是參謀長。”指的就是這一段情況。
（轉載自《張震回憶錄》 解放軍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