鐘期光與夫人凌奔同志（1979年）
2009年1月2日是鐘期光同志百年誕辰，我們提前采訪他和凌奔夫婦倆的子女們。
走進鐘家的客廳，沒等我們開口，德浙兄妹四人便熱情地招呼:“歡迎劉副主編，來，來，來！請坐！”就像一場家庭聚會的前奏，屋內空氣一下溫馨起來。其實，除了老大德蘇，其他幾位我們并未見過面。小毛連聲地“叔叔好”、“阿姨好”更增添了幾分家庭色彩。七妹、八妹聽說小毛是位青年大學生編輯，更是喜不自勝：“呵唷，小記者，小記者，宣傳新四軍，后繼有人呀！”
與其說是采訪，不如說是漫談回憶。近三個小時，共同回憶了鐘期光上將的生平經歷、人品情操、成就貢獻，鐘老、凌老夫婦與八個子女的親情。
永不停息的工作狂人
兄妹的回憶，談得最多的是爸爸的繁忙。從記事起，就看到爸爸成天忙工作。上班時工作，下班回家還是忙工作。爸爸似乎沒有任何愛好，沒有業余生活。
小時候，子女們對爸爸并不了解。成人之后，懂的事多了，又常聽叔叔阿姨們談起父親，也看了叔叔阿姨們，包括父親寫的文章，寫的回憶，才逐漸了解了爸爸，理解了爸爸，爸爸就是一個工作狂。爸爸的思維總是處于高度活躍的狀態，他對個人的事想得少，對工作的事想得多。他的一生，仿佛就是為了工作，為了別人而活著。
即使到了生命的最后時刻，爸爸依然在想著工作，想著老戰友。1991年5月21日下午，爸爸應約為已故上海警備區原司令員廖政國和原部隊文化部副部長徐平羽同志寫紀念題詞。爸爸雖因偏癱只能坐臥，但思維敏捷，耳聰目明，仍可提筆書寫。他聽說后天要召開“粟裕軍事理論和實踐研討會”時，還對秘書劉旭說：“好消息。粟裕同志的軍事理論和戰爭實踐經驗，是我黨我軍的寶貴財富。我也要去參加。會前我要把紀念廖政國和徐平羽的題詞寫好。”
這一天，爸爸非常高興，還對身邊的孩子們和工作人員談起了粟裕的豐功偉績，談起新四軍第一師和后來的華東部隊。爸爸說，整個解放戰爭中，在陳毅、粟裕、譚震林等同志領導下，第一、四、六縱隊是華東野戰軍的三個主力縱隊，善打硬仗、惡仗和勝仗，“葉（飛）王（必成）陶（勇）”則是這三個主力縱隊的司令員。強將手下無弱兵，他們三個縱隊的師、旅、團長們也個個驍勇善戰，一縱一師師長廖政國就是其中突出的一個，他率領的一師打過許多漂亮仗。接著，爸爸讓秘書記下他已經擬定的兩則題詞，其一為“華東驍將，戰功卓著——紀念廖政國同志逝世二十周年。鐘期光，1991年5月21日。”其二為“革命知識分子，人民文化功臣——緬懷徐平羽同志逝世五周年。鐘期光，1991年5月21日。”然后爸爸與秘書商定，明天上午再用毛筆書寫。
鐘期光（后右一）與（前左起）張震東、王集成、王必成、姬鵬飛、
（后左起）陶勇、劉培善等一師戰友合影（1943年）
誰知，第二天上午爸爸覺得身體不適，醫生檢查后決定馬上住院。此時秘書也來到了爸爸身邊，爸爸對秘書說：“題詞只好帶到醫院里去寫了，明天紀念粟裕同志的會也去不成了。”可是，誰都不曾料到，爸爸被送進醫院還不到四個小時，竟因心臟病突發而與世長辭了。
爸爸走得很平靜，爸爸要與五年前先他而去的伴侶、我們的媽媽到九泉之下相會了。爸爸對自己的生命沒有留下遺憾，卻帶走了對兩位戰友未完成的題詞和未能出席紀念老搭檔粟裕會議的遺憾。
政工崗位走出的開國上將
鐘期光與凌奔這對革命伴侶，共生育了八個兒女，他（她）們都在父母的撫育下成長為國家有用之才。八個子女八個故事，唯有七妹故事獨特，未曾滿月就被父母送給了一直沒有孩子的張崇文、徐真夫婦，取名小慶。老大德蘇一直忙于新四軍研究會方面的工作，采訪當天，他人在上海，老二德浙仍在部隊工作，知道采訪事，特地趕來。五女德滬有事外出，六女德寧因病去世，七女小慶八妹德南特地趕來接受采訪。老三老四是雙胞胎，八兄妹中的才子，老三德魯去年去世，為父母整理文稿資料的事就落在了四哥德東的身上。
德東告訴我們，爸爸一生主要從事部隊的政治工作，政治部副主任、主任，副政委兼主任，副政委、政委等。1955年授銜時，父親是以政工主官被授予上將銜的57位上將中少數幾位之一。
爸爸的政治工作做得很有特點，做得很細。抗日戰爭時期，一批一批的知識青年從大城市投奔新四軍，爸爸會在接待的當日同他們談話，還經常個別交談，了解他們的思想、家庭、學業和政治身份，以便量才使用。如對有文化的青年，可能讓他們當文化干事，對參加過抗日活動的，可能去當宣傳干事，或進入戰地服務團。對于參加過抗日進步組織的知識青年，甚至直接去擔任政治教員。爸爸還親自寫介紹信，把他們的情況和擬擔任的工作，告訴所去的部隊、單位。在后來老同志的回憶錄和交談中，經常看到或聽到類似的敘述：“我當年是因為鐘主任讓我去做文化干事，才會進入教育戰線的。”“我是鐘主任讓我到醫院當護士，才成為今天的醫生的。”
爸爸的工作對象主要是干部，對干部的調進調出，爸爸都要個別談話。調進的，爸爸會告訴他，新的工作崗位需要他做什么，怎么做。調出的，爸爸會表揚他已經做出的成績，工作中的主要優點，指出他存在的不足，指出到新的工作崗位要注意些什么。
戰爭年代，干部調動和提拔很頻繁，爸爸總能配合軍事主官做好工作。有些工作是在戰場上、在前哨陣地上做的。
爸爸曾經說過，孟良崮戰役中，他就是親自到陣前督戰的。粟裕伯伯是戰役指揮，戰場情況瞬息萬變，粟伯伯必須全神貫注，心無旁騖。他作為助手，此時必須代替粟伯伯深入陣前鼓動、督戰，不讓粟伯伯分心。
爸爸做政治工作之細，在軍內是出了名的。戰場上如此，新中國成立后在南京軍事學院給院長兼政委的劉伯承伯伯當政治部主任時依然如此。當時爸爸還分管戰役系，他對全系60余名學員的姓名、年齡，在部隊的職務，參加革命后的主要經歷，立功情況等等，都非常了解。該系學員中就有楊得志、廖漢生等高級干部在內。建院之初，爸爸還兼管干部部，他對教員隊伍的組建與管理也傾注了大量心血，在教員隊伍中大膽起用了近600位起義、投誠或被俘的原國民黨軍官擔任教員。爸爸不僅耐心地做他們的思想工作，讓他們安心任教，還分別找他們談話，告訴他們這些學員大都是具有豐富實戰經驗的軍官，教學中應多講授軍事學理論，特別是戰略學、戰役學方面的理論。爸爸對學院的后勤保障工作也很細心。他不光聽管理人員匯報，還親自深入學員食堂了解情況，甚至連續多日將食堂的菜譜、每種菜肴的價格都抄錄下來，逐一調查研究，以保障好學員的生活。爸爸在學院工作八年，獲得了“好主任”的口碑。
爸爸不單單是政工干部，也是一位軍事干部。他1926年12月入黨，1928年3月參與領導過平江撲城暴動。他曾將自己率領的1000多人的部隊，交給毛澤東帶上了井岡山，就是后來的紅三兵團的主力。爸爸之所以一直被任命為政治工作干部，是因為部隊政工干部比較缺乏，工作相對難度大些。所以每當新的部隊組成，調配干部時，上級總會將他任命搞政工，這其實是對爸爸的信任。
獨具創見的政治部主任
“我們的爸爸是一位黨性純潔、政治敏銳、信仰堅定、思維敏捷的優秀政工干部。”浙東說這句話時，在場的兄妹們幾乎同時附和說：“這話不假，這話不錯。”鐘期光做政治工作多有創見。幾十年的革命生涯，從基層到各級領導崗位，他有豐富的閱歷，他了解部隊基層的一切，他善于從基層出色的工作中總結出有益的經驗另以推廣。其中，基層有些成功做法，經他總結推廣，成為更大范圍的活動或運動。有些已載入史冊。
抗戰時期，部隊的一位后進戰士出現了思想波動，與干部產生了一些矛盾。他的排長沒有排斥他，而是關心他、幫助他，使這個戰士回心轉意，主動檢查自己的錯誤，并向連隊干部道歉，不久成為連隊的先進。爸爸對這個連隊的工作進行了總結，繼而在蘇中部隊推廣為“尊干愛兵”運動，后來，尊干愛兵也成為部隊政治工作的優良傳統。
1946年8月，蘇中七戰七捷之后，部隊在休整時，第二團在給英雄模范整理資料時，在連隊建立了《功勞簿》，受到戰士普遍歡迎，新解放入伍的戰士更加高興。因為在部隊立了功，不僅記入連隊《功勞簿》，還給戰士家里發《功勞狀》，一人立功，全家光榮。爸爸派賴少其到連隊總結了建立《功勞簿》的經驗。二團于10月8日作出《關于開展功勞運動的決定》，全團戰斗力進一步提高。11月11日，延安《解放日報》發表了《廣泛開展立功運動》的短評，稱贊立功運動“是人民自衛戰爭中的一個創舉”，號召在解放區普遍開展這一運動。從此，“立功運動”在全軍推廣。
1946年10月，漣水戰役勝利后，華中部隊在總結時，對戰役中的傷亡過大引起了重視。這時，爸爸收到了第一師第九團上送的《關于從評定傷亡中來提高戰術的經驗》的報告，報告說該團二營教導員參加四連總結時，發現三班的總結會開得熱烈，該班對戰斗中傷亡的5名戰士逐個分析評議，結論是有3人傷亡可以避免，主要是不講戰術造成的。后全排評議時，對3個班14人傷亡中，認為12人與不講戰術有關。而六班由于講究戰術，來回兩次通過敵火力點，竟無一傷亡。爸爸及時肯定與推廣了九團的的經驗，于12月5日發表了《對評定傷亡工作的意見》，把戰時減少傷亡作為政治工作的重要目標，戰爭指導者的重要責任。不久，全軍陸續推廣了他倡導的“評定傷亡，研究戰術”的新經驗。
1946年11月，爸爸提出“隨捉隨補隨打”的火線擴軍意見，沒有引起普遍重視。后在豫東戰役的行軍路上，第一縱隊栗亞團長報告了該團一邊戰斗一邊將俘虜補充到連隊的作法，爸爸隨即將這個團“火線擴軍，隨補隨打”的經驗迅速推廣到其他部隊。濟南戰役時，他主持制定了《關于攻濟打援的政治工作指示》，正式列入“隨捉、隨補、隨打”的擴軍方針，全野戰軍普遍執行。中央軍委向全軍轉發了這個經驗。華東野戰軍在淮海戰役前為36萬人，到1949年6月，發展到了63.5萬人，其中解放戰士占總人數的46%。
政工干部不能整人，要保人，愛護人
“爸爸一生從來沒有整過人，他就是要保護人，保護干部。為此，還有人說他是‘老好人，溫柔派’。”二哥德浙對此似乎感觸更深刻。
1948年3月在河南濮陽整訓時合影，朱德（左五）、陳毅（左六）、粟裕（左四）、鐘期光（左三）
“對！爸爸常說，革命隊伍越大越好，革命同志越多越好。”德南隨即補充道。
在蘇中的時候，一位姓藍的營長，因工作任務完成得不好，領導批評時又不虛心。情況反映到上面，一位領導干部十分生氣，當即下令：“宰了他！”旁邊就有人說：“要殺趕緊殺，等鐘主任知道了就殺不成了。”正說著，爸爸來了。他首先檢討自己政治思想工作沒有做好，對干部教育沒有落到實處。他說：“藍營長完成任務不好，又頂撞領導，我也有責任。他當然應該受到處分和教育。但是請大家也分析一下，他雖然犯有錯誤，但是不是非殺不可呢？我看還是刀下留情吧，革命，總是多一些人好嘛。”經過他的耐心說理，使這位領導干部氣消了，收回成命，挽救了一條生命。
“建國后，政治運動那么多，我爸一直盡量保人，愛護人。從三反、五反開始，什么反右派呀，他都盡其所能，保護同志。”德南與父母親呆在一起的時間長些，知道得多些，“三哥德東出席一次活動時，曾遇到過一個老同志，見面就問‘你是鐘期光主任的兒子吧？’我哥說‘是呀。’‘我一輩子都感謝鐘主任，沒有你爸爸就沒有我的今天，不是你爸爸當年保護我，我就被打成右派了，到今天就是另外一種結局了，甚至不知能不能活到今天呢。”德南說到這兒，似乎有點遺憾，“可惜沒記住那位同志的名字，三哥不在了，更無法知道了。”其實，受他保護過的同志多得很。
“爸爸說過，我們的很多同志，打仗都沒有掉腦袋，現在卻死在自己人手上，太可惜了，我們黨的損失太大了。”七妹小慶插話說。
“爸爸還說：‘整人多容易，保人多不容易，替人擔當責任就更不容易了。”德南說的為別人擔責任的這件事，今天也許是眾所周知了，當年要頂著多大的壓力呀！
“歷史已經證明，我爸爸黨性原則強，人格高尚，沒有私心，不講私交，不求名利，為人忠厚。”德浙說話時，真的有些激動了，“我爸輔佐過的軍政主官，有三個是授元帥銜，一個是大將，他們是陳毅、葉劍英、劉伯承三元帥和第一大將粟裕。爸爸在他們身邊留下了‘好主任、好助手、好搭檔’的美譽。與其他老同志共事，他都被稱做是最好的搭檔。”弟妹們聽這段話時，滿臉掛著對爸爸的崇敬熱愛和自豪。
“而且，爸爸一生的37個行政職務中，有35個是從團級、到野戰軍、大軍區級的各級政治部副主任、主任、副政委兼主任、副政委等職務，幾乎全是副職。在華野和華東軍大，司令員（校長）兼政委是陳毅伯伯；在軍事學院，院長兼政委是劉伯承伯伯；在軍科院，院長兼政委是葉劍英伯伯；爸爸任副職，當助手，工作并不少做。爸爸一生以黨的事業為重，以大局為重，重貢獻，輕名利，長期當助手而不閑手，以實干家贏得各級普遍贊譽。”德浙說到這里，弟妹們也隨之附和。
可是，誰也沒有料到，1957年開始的所謂“反對教條主義”運動中，劉伯承元帥和鐘期光等人受到了極不公正的批判。
鐘期光在身處逆境的情況下，頭腦清醒，黨性堅定，在劉帥實際上已被迫離職的時刻，他既堅持原則，又對辦學具體實踐中的某些教訓主動承擔責任，為劉帥分憂。這在當時政治高壓之下，是十分難能可貴的。這就是德南所說的“替人擔當責任就更不容易”的事情。一年多后，鐘期光自己也被調離軍事學院降職分配工作。
最早倡導學習毛澤東著作的高級將領
“文革”開始不久，鐘期光夫婦同絕大多數老革命一樣，沒能逃脫政治上的迫害。小女德南是唯一留在身邊的孩子。她說：“我爸爸是一位黨性極強的高級干部，一貫堅守信念，堅持原則，從來不唯上，只唯實，不唯權威，只信真理。那時，林彪提出全軍全民學習毛主席語錄，學習老三篇。還強調‘老三篇，不但戰士要學，干部也要學’。爸爸在大會上說：‘老三篇，戰士要學，干部不要學。干部要學習系統理論，學習毛澤東思想，學習毛主席著作。’這就成了爸爸反對毛主席的一大罪狀。
“爸爸的政治思想理論水平很高，他才敢講符合真理的話。爸爸說：‘我就不相信，讀了幾條語錄，就能解決一切思想問題了嗎？’
“其實，爸爸不是不要學習毛主席的語錄。他是最早倡導學習毛主席著作，學習毛主席語錄的人。1951年，爸爸在軍事學院工作時，就為學院印制的學員學習筆記本封面上，題寫了毛主席語錄，號召學員學好軍事的同時，學好毛澤東思想。我們家還保留著當年的學習筆記本。封面上是爸爸親筆題寫的毛主席語錄手跡。這個比林彪提出印制的《毛主席語錄》早了十一二年。”
“你們談了半天，好像有一點一直沒有談到，鐘老對你們的教育和培養。不過在你們的漫談中，我們已經體會出了鐘老實際上對你們的潛移默化的教化和影響。”我說出了采訪中的體會。
“你說得很對，粟裕伯伯的夫人楚青阿姨幾年前曾對我們說，你們的爸爸媽媽對人太熱情了。像他們那樣的為人太少了，遇事首先想到革命工作，首先為別人著想，而你們兄妹越來越像你們的父母親，你們繼承了父母的衣缽，你們接受了父母親的深刻的影響。我為你們的父母，也為你們兄妹高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