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碑雖堅終將風化毀損，
心碑無形能隨歲月增輝。
上世紀40年代初，宋乃德率領阜寧民眾修筑海堤90里造福于桑梓，當地士紳百姓萬眾同心勒石立碑以記其功，碑名“宋公堤”。此碑歷經炮火硝煙毀壞，政治風云沖擊，是否尚在民間？或為史家收藏？其實已不重要，重要的是“宋公與宋公堤”的故事，不僅在鹽阜地區，在蘇北、在江蘇乃至京滬各地已廣為流傳，家喻戶曉，宋乃德就是人們心中一座巍峨的豐碑。
我們采訪得知，“宋公堤”的身后，還有許多鮮為人知的故事。
宋乃德（前右）、陳宜方（前左）與子女宋淮生（后左）、宋海生（后右）、宋齊生（中）合影（攝于20世紀60年代初）
發行公債修海堤 宋縣長勇為天下先
時光倒回到1940年秋，黃克誠司令率八路軍第五縱隊解放阜寧城不久，與北上的新四軍會師，于10月10日成立了阜寧抗日民主政府，第一任民主政府縣長就是宋乃德。民主政府的任務是要讓群眾當家作主，為老百姓辦事，要發動群眾、組織群眾抗日，剿匪除奸反霸，保障老百姓生命財產安全。
鹽阜區地處沿海一帶，經常發生大海潮和海嘯，嚴重威脅著人民生命財產。國民黨政府也曾主持過修海堤之事，其實是假借修堤搜刮民脂民膏，并不干實事。抗日民主政府成立后，1940年底，阜寧沿海群眾紛紛要求修筑海堤。為此，1941年2月，阜寧縣召開參議會，宋乃德在會上耐心說服，統一認識，主持討論并一致通過了修筑海堤的提案，他聽取有識之士的建議，決定由民主政府主持，以鹽稅作抵押，發行公債。會后，參議員楊芷江、龐友蘭、田厚齋等開明士紳紛紛捐款，或認購公債，支持筑堤。宋乃德縣長認真籌備發行公債，做好籌糧、籌草，動員民工等工作，還親自主持工程勘察。
國民黨政府喊了多年的修筑海堤，或不予實施，或敷衍應付，草草動工，草率收場，從無實效。民主政府說到做到，說干就干。圖紙依舊是以前的圖紙，國民黨政府做不到的，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民主政府做到了。發行公債乃開創抗日民主根據地政權建設之先河，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深得民心，大大提高了共產黨在民眾心目中的威信。
“海堤工程并非一帆風順”，齊生說，“爸爸去世后，媽媽曾對我們說起這件事。當年，國民黨和敵偽多次阻撓破壞修筑海堤，甚至進行武裝襲擊和暗殺活動。”
“八灘區區長陳振東和縣政府科長于欣就是被他們綁架后殺害的。”淮生說，“媽媽告訴我們，陳振東被捕后，表現非常英勇，他氣節昂然，面對匪徒說‘要是殺我，請帶我到堤上，我為筑堤來，今為堤死，何憾？’他那種共產黨人為了人民的利益，不惜犧牲一切的視死如歸的大無畏精神，深深打動了鹽阜區人民。”
齊生接著說：父親在筑堤的時期，常常是住在堤上。敵人為了破壞修堤，除了殺害陳振東等外，還暗殺過我父親。在修南堤時，由于已進雨季，當時父親正在打擺子，冒著雨，淌著齊腰深的水趕到堤上。在堤上說服眾人，堅持修堤。在返回的路上經過一個村莊時，父親當時還在病中，裹條被子，坐在獨輪小車上昏睡。突然部隊停止前進，說宋縣長要在這吃午飯，父親的警衛員感覺有問題，立刻叫醒父親，搶在伏擊的敵人的前面，迅速通過村莊，幸免一難。還有一次，夜晚在一個村莊住宿。半夜，警衛員感覺有問題，立刻起來，把父親推出后墻，隱蔽在村后河灘上一塊大石頭后面，自己返身回去，拿出衣服和干糧。在河灘上清楚地看著敵人完成包圍圈，進村搜查。后來，他帶著父親安全回到自己的駐地。
父親在修筑海堤期間，敵人先后三次暗殺父親，但是都幸免于難，與死神擦肩而過，都是因為警衛員的精明能干，和高度負責精神。不過，三師進軍東北后，這位警衛員叔叔就與父親分開了。雖多方打聽也一直沒有音信。1953年，我們隨父親進北京城后，父母親又托原部隊同志尋找這位叔叔，但一直沒聯系上。現在，雙親已先后謝世，他們一直想當面再向這位警衛員叔叔表達感謝之情的，也成了終生的遺憾。我們堅信，這位經驗豐富，機警過人的叔叔一定還健在，我們盼望有一天相見，完成父母的遺愿。”
“我們一直說，‘宋公堤’絕不能看作是我爸爸一個人的功勞，它是當年鹽阜人民群眾共同的貢獻，成百上千人最多時一萬五千人在海灘上艱苦勞作，長達4個月，他們克服并解決了缺糧、缺淡水的生存困難；連綿淫雨造成漲水，無處睡覺的生活困難；并抵抗了在水中作業造成的皮膚病和其他疾病的折磨。在與大自然斗爭的同時，還要排除敵、偽、頑謠言的破壞，敵機的騷擾，敵人的暗殺，真是吃盡千辛萬苦。當時，新四軍部隊給予了多方面的支持、保障，比如，民工缺糧時，三師黃克誠師長要求全師每天每人省一點口糧，把節省的糧食送給修堤民工，保障工程順利進行。新四軍三師還派出部隊保衛海堤工程不受偽、頑、匪徒的襲擊。‘宋公堤’也不是對宋乃德一個人的歌頌，宋公只是一個符號，它是人民群眾對共產黨人的敬仰與歌頌。
“父親主持海堤工程，于1941年5月15日動工，6月5日北段海堤（北堤）就全部完工了。時令進入了‘伏天’，按當地習俗‘寒不挑河，夏不打堆’，天氣炎熱，又是梅雨季節，再加鹵潮泛濫，時疫流行，參加修堤的人員，不管是士紳，是農民，是工程師，還是辦事員，幾乎都主張暫時停修南堤，待秋后再干。我父親則堅持要保證汛期安全，擊破韓頑政府及敵偽的謠言和武裝破壞，必須一氣呵成。
“6月20日南堤動工，四天后，工程處監工員、縣糧食局科長陳景石即慘遭偽裝新四軍的土匪殺害。父親及時揭穿敵人的政治陰謀，鎮定工人的情緒，使南堤工程得以繼續。然而，當南堤河口堤堵好后，遇到幾天大風大雨，平地水深兩尺，海水上漲，工棚席蓋，被風刮水卷。此時，工人仍照樣行硪挑土，情緒尚好。7月11日，風雨更狂，民工根據經驗，深恐東北風起，引來海嘯，紛紛綁起小車留下，空身人各自回家。就連一些辦事人員、地方士紳也開始動搖了，主張開春再干。他們派專人趕回八灘，發電報給我父親。父親此時發虐疾，病在東坎，得此電非常焦急，立即動身，冒雨涉水，趕往八灘，途中幾次跌倒，到達八灘時，全身幾無干處。隨即召開辦事人員擴大會，商討對策，由于父親的堅持與說服，決定繼續修堤。會后一周內，所有民工全部動員歸堤。當年8月31日，10米高、18米寬、90里長的大海堤全部完工。第二天迎來了這年的秋潮，比1939年的大潮汛還高6寸，但大海堤安然無恙，擋住了海水侵入，保護了人民生命財產安全。當地群眾大贊抗日民主政府為民做了大好事，贊揚‘宋’縣長的功績，將此大海堤起名‘宋公堤’，與歷史上的‘范公堤’媲美。”
“記得媽媽說，當年老百姓還編了一首民謠，”齊生回憶，接著背誦了這首民謠：“由南到北一條龍，不讓咸潮到阜東；從此不聞沖家禍，每聞潮聲想宋公。”這首民謠至今還有不少老人能吟唱。
黃克誠和宋乃德都是尊重歷史事實的人
“黃克誠為什么要帶我父親南下蘇北？”黃伯伯南下蘇北前曾對蘇北的政治經濟做過詳盡的調查及分析。“阜寧，國民黨影響比較大，而我們黨影響極薄弱”（黃克誠1989.9.18談話——關于蘇北鹽阜區抗日根據地的建設問題）。到蘇北要建立政權，部隊也需要供給。黃伯伯有領導藝術，善于用人所長。所以必須要帶人南下開辟政權。”姐姐淮生細說起緣由。
有位叔叔曾對我說過：“黃克誠率部南下前，向八路軍總部提出要在兩個人中挑選一人隨軍南下，其中一位就是你父親。”1940年4月北方局調我父親隨黃克誠部南下任供給部部長。因為黃伯伯很了解我父親：1926年入黨，是山西省沁源縣的第一個共產黨員；大革命失敗后，曾組織沁源縣農民暴動，搗毀了國民黨縣黨部；抗戰之初，擔任了山西省長治縣犧盟會特派員，1938年冬，閻錫山所部斷絕八路軍口糧，我父親利用山西五專署巡視員的合法身份，與之斗爭，勝利完成籌糧任務，為此，八路軍朱德、彭德懷正副司令特派左權副參謀長專程前往表揚。
父親隨黃伯伯南下華中開辟蘇北抗日根據地，首任阜寧抗日民主政府縣長，繼任鹽阜行政專員公署主任，蘇北區黨委財委副書記等職。抗日戰爭勝利后，黃伯伯率三師進軍東北，1945年冬經華中局批準，父親又隨黃克誠部北上。歷任通遼區專員兼通遼縣長、吉江行署主任。嫩江省委財委書記兼財政廳長、黑龍江省財政廳長，東北稅務總局局長、冀察熱遼分局財務副主任、天津市軍管會財經接管部部長等職。父親也參加了錦州戰役和平津戰役，為全國解放做出了貢獻。
新中國成立后，黃克誠伯伯擔任了中共湖南省委書記，我父親隨部隊進入湖南，先后擔任過湖南省財委副主任兼財政廳長，中南軍政委員會財委副主任兼財政部長等職。1953年，父親調任國家計委地方工業局局長。此后，父親先后擔任過地方工業部黨組副書記、副部長；1956年5月擔任輕工業部黨組書記、第一副部長，主持輕工業部工作。
父親春節時去看黃伯伯，有時也帶我們孩子去。
1959年廬山會議之后，父親被誣陷為輕工業部“反黨宗派集團首領”，蒙受不白之冤。“文化大革命”開始不久，父親再次受到了殘酷迫害，于1967年2月23日含冤離世。
父親曾對淮生說過，從蘇北到湖南，13年，黃克誠在部隊，我在地方，我不知道他的情況，我能揭發什么呢！
打倒“四人幫”后，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東風下，在黃伯伯的關懷下，父親的冤案沖過重重阻力終于平反，還父親一個清白。過春節時，黃伯伯約我母親帶著我們姐弟到他家共度春節。唐棣華阿姨也托人從江蘇省檔案館復印了20世紀40年代阿英伯伯寫的《蘇北偉大的水利工程——宋公堤》，交給宋淮生，讓她復印，好好保存。
黃伯伯和父親都是尊重歷史的本來面目、敢于講真話、不講假話的人。君子之交淡如水，但并不排除他們內心對對方的認同和信任。
父親用他的一生，寫下了對黨和人民、對祖國的忠誠。
對于上述的情節，齊生清楚地記得一件事。他說：
廬山會議之后，有一次，我們去黃伯伯家。黃老讓兩家的孩子們都到一邊去玩，唐阿姨把我媽媽拉到一邊。黃老和爸爸單獨在一起談了一次話，當時誰也沒有注意，也不知道他們談了些什么。
在粉碎“四人幫”后，我和我愛人到301醫院去看黃伯伯，黃伯伯說：“我就知道你父親是過不去那場運動，他決不會推卸責任，一定實事求是。廬山會議后，我提醒過他要注意。”黃老深知父親性格的剛烈和為人。父親經歷過那么多事，他懂得怎么做可以保護自己，但是他不愿意那么做。他知道在這種運動中，他堅持實事求是，會給他和他的家人、子女帶來什么影響，他寧愿承擔這一切，直到他去世。
雖然爸爸已被迫害至死，過早地離開了我們，但媽媽和我們姐弟都等到了冤案大白于天下的日子。
萬兩黃金案
進軍東北后，由一些蘇北北上的傷殘軍人組建的鐵工廠叫“毅誠”鐵工廠，是陳毅及黃克誠的名字合成的。南下時，由于當時全國未解放，沒有統一貨幣，黃伯伯在回憶錄中說，考慮湖南犧牲的烈士很多，為撫恤烈士家屬，帶了部分黃金到湖南。據母親說是從“毅誠”鐵工廠處帶的。部隊到湖南后，沒有使用這批黃金，由我母親陳宜方參加賬目和實物的交接。1959年廬山會議后，黃金案成了追查的一部分。
在國家計委工作的母親，被專案組弄到湖南交代黃金的去向，并無情的批斗。明明擺著交接手續和賬本，卻還逼迫母親交代。直到第二年秋，才讓回家。為此受牽連的不止我們一家人，還有很多。南下帶的黃金越說越多，萬兩黃金，最后竟被說成是“用車皮”運裝。
粉碎“四人幫”以后，我父親已經去世多年，曾在湖南省委財委工作過的翁徐文叔叔到我家看望我的母親。他們見面后，曾提起當年專案組在長沙的事情。
1949年翁叔叔提出對賬目要做一個備份賬目，按一般情況是不需要的，但是當時由于四處轉戰，犧牲的同志比較多，我父親同意做一份備份賬目。就是這份備份賬目，救了很多和此案牽連的人。
當反右傾開始后，一直放在財委文件柜頂上的賬目不見了。專案組就黃克誠經濟問題找翁叔叔談話。翁叔叔說：“我知道，問題最后在結案時要一條一條核實，現在他們是在詐我。”等到最后結案落實時，翁叔叔拿出了備份賬本。
在那時期，他們把媽媽搞到長沙。我媽媽記憶力很好，他們給我媽媽提的問題，我媽媽都能準確的說出賬目詳細內容。我媽媽說，他們其實知道這些賬目的內容，就是想從她的話中找出一些問題，好撈到一根稻草。最后，目的沒有達到，只好把媽媽放回來。
最后，黃克誠和宋乃德的經濟問題最終無法落實，當找舉報人落實時，他說“我記錯了。”就這樣，一場轟動一時的“萬兩黃金”大案，一句“我記錯了。”不了了之。他們說這叫“事出有因，查無實據”。
翁叔叔和媽媽當時談到“萬兩黃金案”時說，“萬兩黃金，那是要一個馬隊才能馱運的，那是一個很大的行動，是絕對不會只有黃克誠和宋乃德知道，編得真是很滑稽。還真有人能編出這樣可笑的謊話，也真有人為了達到目的，硬把它當成真的了。真是天大的笑話！”說到這里，兩人呵呵大笑。
在他們的笑聲中，使我們領悟到真理終將戰勝邪惡。投機的人最終沒有好下場。正直的人，是會笑到最后的。即使他們已經長眠地下，也會含笑九泉的。
爸爸安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