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光
回國抗日
1938年10月1日，任光同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一起從法國啟程，經香港到達武漢，隨后又去長沙、貴陽等地。在此期間，他全身心地投入抗日宣傳活動當中，以高漲的愛國熱情創作了《高粱紅了》（又名《青紗帳里》），以生動活潑、雄壯有力的曲調，把“高粱當帳篷，大地當臥床，月亮當作燈”，來反映抗日游擊隊的戰斗生活，表達抗戰必勝的信念。同月下旬，他又隨同郭沫若領導的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第三廳轉赴重慶，與蔡楚生、史東山、陽翰笙等人一起從事電影音樂工作。為了推動國統區的群眾歌詠活動，他熱情地向社會各界介紹法國巴黎的民眾歌詠活動情況，呼吁報界經常刊登救亡歌曲，為抗戰服務。
1939年5月，國民黨在第三廳推行“防共反共”的方針，對三廳人員進行限制干涉。任光只好脫離三廳，離開重慶轉赴新加坡，客居華人區中的峆路公寓。當時，郁達夫在新加坡擔任《星洲日報》副刊編輯，任光經常到他的報館了解中國抗戰形勢發展情況，時刻記掛著祖國的命運。他還在新加坡組織華人革命組織銅鑼合唱團，舉辦民眾歌詠訓練班，致力于在新加坡、馬來西亞、菲律賓的海外華人區開展音樂人才培養和抗日救亡歌詠運動。
任光在新加坡期間創作了歌劇《洪波曲》的音樂，這是中國新音樂運動中涌現的又一部新歌劇，取材于抗日戰爭初期國民黨軍隊與侵華日軍在山東進行的馳名中外的臺兒莊會戰。劇作者安娥深入前線，實地采訪，以池峰城師長指揮的三十一師頑強抗擊日軍，據守臺兒莊為全劇主線，歌頌了軍民密切配合，英勇抗日保衛臺兒莊的業績。任光以歌劇腳本為基礎，采用民族民間音調為素材，運用歐洲現代音樂的技巧，通過獨唱、對唱、輪唱、混聲合唱的形式，完成了這首民族新歌劇，使之成為中國抗戰史上唯一歌頌臺兒莊戰役的大型音樂劇作品。
1940年4月，任光自新加坡取道昆明，返回重慶，重新加入郭沫若領導的第三廳工作。他頂著當局的高壓政策，為抗日游擊隊創作了由田漢作詞的齊唱曲《不害怕進行曲》。這是一首堅決反對日、蔣、汪共同策劃“出賣中國，聯合反共”的歌曲，全曲帶著民歌風味，采用山歌形式，向人們宣傳中共中央的三大政治口號：只有抗戰到底才能救中國；發動國統區同胞去敵后參加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游擊戰爭；堅持持久抗戰，全面抗戰。此歌自信有力，鼓動性極強，曾在1941年5月延安《歌曲半月刊》上刊出。
國民黨頑固派加緊反共，制造國共摩擦，白色恐怖籠罩著重慶山城。國民黨頑固派以改組政治部為名，撤銷了第三廳。此時，任光接受陶行知校長的建議，轉至重慶育才學校音樂組，為抗日難童學校授教鋼琴、作曲等課程，課余還組織育才學校教師合唱團排練他和安娥所作的歌劇《洪波曲》，和冼星海作曲的《黃河大合唱》。
血灑皖南
1940年，新四軍軍長葉挺到達重慶，熱情邀請任光去皖南。經周恩來批準，同年7月，任光和一些文化界人士隨新四軍的幾位同志前往安徽涇縣云嶺新四軍軍部，被分配在戰地文化服務處，負責音樂工作。
在部隊里，任光也剃了個平頭，穿一身灰色軍裝，除了有一件淡軍綠色的羊毛衫外，穿著完全和戰士一樣，根本看不出他是一位在國外生活了十幾年頗有名氣的音樂家。他平易近人，臉上經常掛著微笑。到部隊后不久，他就為新四軍創作了第一首歌曲《擦槍歌》。戰士們非常愛唱這首歌。那時部隊里沒有一件像樣的樂器，軍部就通過地方人士從遠地集鎮上的一所小學里借來一架風琴。任光把這架風琴作為自己音樂創作伴音的唯一樂器，經常坐在風琴前自彈自唱。在平時較多的時間里，他為部隊文藝骨干教唱抗戰歌曲，其他時間則忙于搞創作，有時還喜歡到連隊或附近農家中與戰士、老鄉拉家常。他和周圍的同志相處得很融洽。一次聯歡會上，他演唱了風趣詼諧的電影歌曲《王老五》，由于他唱得十分生動真切，戰士們從此竟昵稱他為“王老五”。那時部隊經常要在大操場集合開會。會前，拉歌聲此起彼伏，氣氛異常熱烈。就有人會站起來領呼：“王老五，來一個！”接著全場就爆發出一片“王老五，來一個”的喊聲。伴著雷鳴般的掌聲，任光毫不猶豫地站起來，走到臺前，邊演邊唱，惹得全場指戰員和周圍老鄉們都樂開了花，會場頓時沸騰起來。
葉挺十分看重任光的正氣和才華，工作空余常和任光在院子里談心，商談文化音樂工作的有關情況。他非常關心任光的生活，每月給任光提高生活伙食補貼。但任光從不去享受特殊待遇，而是和戰士們一起睡地板，吃大鍋飯。陳毅看到任光到連隊去體驗生活，還對葉挺說：“你把大音樂家的身體搞垮了可不得了！”會后，陳毅還常去看望任光，“希望任光能寫出反映戰士和軍民關系的歌”。任光對陳毅的指示也銘記在心。
1940年10月下旬，國民黨頑固派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中國共產黨本著團結抗戰的精神，決定新四軍渡江北撤。同年底，新四軍軍部發布《告別皖南同胞書》。任光隨即為新四軍政治部主任袁國平創作的《別了，三年的皖南》譜曲。這首雄壯的歌曲，先由軍號吹出嘹亮的前進號聲，中間伴以激越的軍鼓節奏，歌聲充滿堅強不屈、勇往直前、無堅不摧的精神。為迅速傳播這首歌曲，任光經常到部隊中去教唱，受到戰士們的熱烈歡迎。此歌很快在新四軍中流傳開來，成為全軍最愛唱的歌曲之一。這是任光一生之中譜寫的最后一曲。
1941年1月4日，任光和他新婚才三個月的妻子徐瑞芳隨軍部一起轉移。徐瑞芳是廣東東莞人，又名徐韌，是位美麗端莊、熱情大方的姑娘。她出生于知識分子家庭，抗戰前在上海同濟大學讀醫科。她很喜歡音樂和文學，還能用英文、法文演唱歌曲。抗戰爆發后，她隨學校流亡到昆明，但她懷著強烈的愛國熱情，向往到抗日前線工作。1940年7月，徐瑞芳輾轉數千里來到皖南新四軍，分配到和任光在一起的新四軍政治部工作。徐瑞芳對任光仰慕已久，她在上海讀書時，就是電影《漁光曲》的熱情觀眾，任光的名字早就藏在她的心中。他們相愛后，軍部為他倆舉行了簡樸而隆重的結婚儀式。北撤時，組織上為保護任光和徐瑞芳的安全，決定讓他們與機關的老弱婦幼和病號先往蘇北撤退，但都被他們謝絕了。他們認為自己正當年輕力壯，理應在戰斗中接受考驗和鍛煉。
轉移的第一天即逢夜行軍，周圍漆黑一片，冬夜寒風刺骨又夾著雨絲，狹窄的道路七高八低，路上兩人摔了不少跤。為保證能緊跟上隊伍，任光把東西全棄了，只背著一把相依為命的小提琴，這是他最心愛的“槍”。夫妻倆咬緊牙關，認為一切困難終會過去，誰知在前面等待他們的竟是國民黨的陰謀和陷阱。
新四軍行進的第三天，遭到埋伏在山嶺上的國民黨軍隊的攻擊，一時炮聲隆隆，機槍狂吼。1月13日，任光和一大群軍部直屬隊的非戰斗人員，退到一個叫石井坑的小山村，居高臨下的國民黨軍隊依然瘋狂地向人群射擊，子彈如急雨般地飛向村莊。疲困不堪的任光正在村頭的一個土丘上，猛然覺得身上一震，他“啊”的一聲，人就軟綿綿地倒下了，背著的小提琴也掉在地上。坐在旁邊的徐瑞芳見狀急忙撲過去，只見丈夫的軍衣胸口已被鮮血浸濕。她完全慌亂了，一邊用手死命地按住丈夫的傷口，一邊使勁地喊：“任光！任光！”正在附近指揮作戰的葉挺軍長聞訊趕來時，任光已經昏迷過去。葉軍長雙手抱住任光，連聲呼喚著他的名字。但任光已奄奄一息，臉色蒼白。“傷勢很重，得趕快搶救！”葉軍長對身邊的副官猛喊了一句。但此刻到哪里去找醫生？哪里有藥品？有人撕下幾塊布條迅即給任光包扎，但根本無濟于事。過了一會兒，任光眉梢一動，微微睜開眼。他看到葉軍長抱住他，露出了感激之情，低聲說了句：“謝謝軍長……”就又閉上了眼睛。一代名星隕落了……
徐瑞芳被突如其來的悲痛壓倒了，她抱住任光慟哭不止。葉挺悲痛地撫摸著她的頭，安慰道：“徐瑞芳同志，你要堅強起來，要經得住考驗。任光同志為國家、為民族、為中國人民而光榮犧牲，中國人民和中國共產黨將永遠牢記他的光榮歷史。”這時周圍的槍炮聲又響成一片，部隊進行最后的突圍，葉挺軍長急忙趕回指揮所去，徐瑞芳還撲在任光身上不住地哭泣。
一天之后，徐瑞芳在突圍中負傷被俘，被送往江西上饒集中營關押。徐瑞芳在獄中始終堅貞不屈，和敵人展開了堅決斗爭，被難友們稱為“獄中婦女英雄”。1942年6月19日，徐瑞芳等76位同志在閩北赤石鎮郊外被國民黨槍殺。
1941年2月，葉挺從江西被押解到重慶途中，還念念不忘摯友任光，并秘密投書第三廳秘書陽翰生，囑他轉告周恩來副主席：“任光已在我身旁陣亡。”后來葉挺被囚，他在《囚語》中寫道：“深慟民族天才隨余受難，慚感無已……余心痛如割。”葉挺對任光和徐瑞芳的不幸遇難非常痛惜，喻他們為“同命鴛鴦”。這充分反映了葉挺和任光情誼之深。
永垂史冊
任光犧牲時年僅41歲，妻子徐瑞芳犧牲時年僅24歲，他們都為中國革命獻出了年輕的生命。
任光犧牲后，重慶和延安都以不同的形式哀悼這位音樂史上的巨星。重慶的《新華日報》為紀念他發表了悼念文章，文中稱他為“民族的號手”。當時，郭沫若評價任光的作品是“中國的新音樂，在民族的覺醒上，在抗日的推進上，乃至在敵寇的投降上，的確是有著它的功績”。旅居南洋的郁達夫等人聞訊深為震驚，發表了盛贊任光“忠于民族，忠于藝術”的紀念文章。延安的作曲者學會，也曾出版專刊，紀念這位烈士，號召全國音樂工作者，學習任光的進取精神和面向現實的創作方向。新中國成立后，人們繼續懷念著這位杰出的革命烈士。浙江電視劇制作中心特為任光專攝了電視劇《彩云追月》以作紀念。中共中央黨史辦公室還將任光定為著名烈士，載入《中共黨史人物傳》史冊。
任光烈士的一生是為中華民族奮斗的一生。他雖然犧牲了，但猶如一座豐碑，永遠屹立在人民的心中。他是民族的號手，永遠吹響著激勵中華民族子孫邁步前進的嘹亮號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