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和葉挺軍長（右）、項英副軍長（左）合影
1939年2月16日，周恩來偕同新四軍軍長葉挺離開重慶，經廣西桂林和江西的樟樹、吉安、上饒，于2月23日到達皖南涇縣云嶺的新四軍軍部。周恩來此行是受中共中央委托，到新四軍視察。他在皖南三個星期，幫助商定了新四軍的發展方向，研究總結了江南敵后游擊的戰術原則，協調改善了新四軍領導人的關系，還與皖南的抗日軍民作了廣泛的接觸。周恩來的這次皖南行，對新四軍的發展壯大具有重要的指導作用，而且影響深遠。
商定新四軍的發展方向
1939年初的新四軍，在皖南和皖中分別集結還不到一年。雖然已有一部挺進蘇南，皖中的部隊也在向皖東發展，但軍部和相當多的主力仍駐在皖南的一個狹長地帶。正面，日軍已占領長江沿岸各個據點。背后，是國民黨的第三戰區司令部駐地。左右兩側，也有國民黨軍密集布防。一面臨敵，三面受圍，處于十分不利的態勢。而在新四軍領導人中，對于部隊應該東進北上，還是固守皖南，認識并不一致。周恩來到皖南來的首要任務，就是傳達中共六屆六中全會精神，幫助解決新四軍的發展方向問題。
發展方向取決于抗日戰爭全局的形勢。2月24日，周恩來在中共中央東南局和新四軍軍部舉辦的歡迎晚會上，以《新階段的新關鍵》為題，詳盡地宣講了抗日戰爭進入戰略相持階段的形勢。他在這篇長達7700余字的演講中，深刻分析了敵、我、國際三個方面在新階段的特點，著重指出：“一年半的戰斗，敵人速戰速決的企圖是被我們粉碎了。”“日本強盜在一年多的戰爭當中，他的困難是一天一天的增加。軍事上兵力的不足，交通的困難，地形的不利，用兵的困難，后方的空虛，經濟上，財政與生產的困難，政治上，日本國內反戰情緒的高漲。”“他是要想辦法來克服他的困難的。他克服困難的中心，不是放在他本國，而是放在我們中國被占領的領土上。”“他要利用這個地區的統治來吸收中國的人力財力物力，拿中國的人力財力物力來打中國，來征服全中國。”“在這些地方我們能不能跟敵人爭最后的勝負，我們讓不讓敵人把我們的人力財力物力拿去打我們自己的同胞，這一點，就是新階段中一切中心的問題，也就是新四軍的同志今天所努力的中心。”周恩來在演講的最后號召：“同志們！舉起新四軍鐵的拳頭，使敵人再不能在長江兩岸依靠中國的人力財力物力來解決自己的困難，使他不得不消耗他自己的資財力量，使敵人達到最大的困難，造成敵人在華中的失敗。”3月初，周恩來在新四軍干部大會上作了《目前形勢和新四軍的任務》的報告。他在報告中再次指出：“要重視敵人后方。在新階段中，我們抗戰的中心放在敵后，在敵人占領地區開展游擊戰，實施新的施政綱領，整理地方武裝，跟敵人在政治上經濟上文化上軍事上爭勝負。”“今天新階段的中心問題是在敵人占領區，在中國的東部，在黃河以東、平漢路粵漢路以東的廣大地區。不僅是因為中國東部被敵人占領了，而且更主要的是，這是中國人口最多的地區，是交通便利、土地肥沃、經濟發達、文化程度高的富裕地區。”不讓敵人利用中國東部的人力財力物力來克服自己的困難，對于抗日戰爭的全局有著舉足輕重的意義。“我們要認識這個環境，這就是新四軍的環境。新四軍就處在敵人占領的中國東部。新四軍今天所處的客觀環境恰恰使得新四軍的地位更加提高，落在新四軍肩上的任務也就更加重要。”
周恩來鼓勵新四軍要不怕困難，勇敢地打到敵人后方去。“我們愈向敵人的后方，愈能得到發展的機會。”“愈在困難的條件底下，愈能夠顯出我們的特長，愈能夠鍛煉我們。我們不求在安逸的地區發展。因為安逸的地區誰也要來，誰也能夠存在。我們主要地要向困難的地區發展。因為困難危險，國民黨的許多部隊和工作人員克服不了，忍耐不了。而我們新四軍能吃苦耐勞，不怕困難。”他從六個方面預計了新四軍向敵后發展將會遇到的困難，提出了克服這些困難的基本條件和基本方針。
周恩來明確提出：“我們在江南敵后地區確定發展的方向，有三個原則：（1）哪個地方空虛，我們就向那個地方發展。（2）哪個地方危險，我們就到那個地方去創造新的活動地區。（3）哪個地方只有敵人偽軍，友黨友軍較不注意沒有去活動，我們就向那里發展。這樣可以減少摩擦，利于抗戰。”周恩來肯定地說：“根據過去三年游擊戰爭的經驗，我們認為，現在跟民族敵人作斗爭的時候，大江南北游擊根據地的創造是完全可能的。盡管敵人封鎖嚴密，只要我們能夠深入廣大的群眾，善于進行游擊戰爭，我們就不會讓敵人完全占領這個地區。”
關于新四軍的發展方向和戰略方針，周恩來還和葉挺、項英、陳毅等新四軍領導人作了多次交談和商討，最后他概括為三句話：“向北發展，向東作戰，鞏固現在陣地。”向北發展，指的是多調部隊北渡長江，把長江以北地區發展成為具有戰略意義的抗日根據地。向東作戰，指的是出擊滬寧地區，使江浙沿海的敵人不得安寧，造成巨大的國際影響。鞏固現在陣地，指的是鞏固軍部所在的皖南陣地和已經在蘇南創建的茅山游擊根據地。這是對新四軍發展的一個重大而正確的戰略決策，得到了新四軍廣大指戰員的熱烈擁護和堅決執行。這個方針也為中共中央所肯定。1940年1月19日，中共中央書記處在關于新四軍發展方針的指示中，表述為：“向南鞏固，向東作戰，向北發展。”
研究江南敵后游擊戰術
周恩來在《目前形勢和新四軍的任務》這個報告中還指出：“根據全國在新階段的任務，根據新四軍所處地區的情況，游擊戰仍然是我們新四軍主要的作戰方針。我們要適合所處地區的特點，對游擊戰術有新的發展、新的研究、新的發揚。我們的游擊戰術應不同于華北，也不能只運用過去三年游擊戰爭的經驗，應該更加靈活、更加機動、更加出沒無常、更加變化無窮。”為了適應敵后游擊戰的需要，要加強部隊的戰斗動作訓練。“特別是夜戰、白刃戰。要學習跳躍、游泳，這是打游擊戰特別要學會的，比如攻據點時跳鐵絲網，攜槍游泳襲擊敵人。將來我們要在長江上打擊敵人，破壞敵人的運輸，發揚水上游擊隊的特長對我們游擊隊的發展有重要的意義。爆炸的方法也要研究。還要學習爬城，這也是我們必須掌握的基本動作。”
在皖南期間，周恩來與新四軍干部戰士特別是前線歸來的陳毅、粟裕、傅秋濤等廣泛交談，對江南敵后游擊戰的環境和特點，以及與此相適應的戰術原則，作了深入了解和研究。1939年6月6日，他在中共中央南方局舉辦的一個訓練班上，作《目前抗戰形勢及任務》的報告，在這個報告的第三部分《發展敵后游擊戰爭的幾個認識問題》中，對江南敵后游擊戰的戰術原則作了精辟的詳盡的論述。
周恩來首先指出，江南敵后游擊作戰，“跟過去許多游擊戰爭的經驗不合：第一是平原多，很難存在；第二是河道多，如街道一樣密，這樣多的水不合乎游擊戰爭的條件；再則是公路多，敵人機械化的部隊經常能夠行動，尤其不便于游擊戰爭的行動；還有湖沼多，陸地行動地方很少；最后是碉堡多，差不多幾里就有一個碉堡。”
周恩來說，在這種困難條件下，開展敵后游擊戰，創建抗日根據地,除了第一等的條件是依靠群眾外,還決定于正確的游擊戰術的運用。
周恩來指出：“過去所說的十六個字：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在今天看來，有些游擊戰術已經超過這四句原則。”現在情況不同了。比如“敵進我退”，“現在假如我們一退，敵人馬上進到我們家里來。這正是敵人所樂意的。那么這條原則就不能用了。”又如“敵駐我擾”，“有時不適用，因為敵人有碉堡，他們不害怕。”再如“敵退我追”，“有時不能追，因為敵人有機械化部隊，有強固的工事。他們一旦第二道防線把兵力布置好了，你就打不過他們。”過去的十六字訣，不是說根本不適用，而是不夠了，“今天我們必須對游擊戰的戰術原則另加補充。”
周恩來總結新四軍的實戰經驗，著眼抗日戰爭的新特點，提出了敵后游擊戰的戰術原則，即新的十六字訣：“敵擊我隱，敵分我襲，敵進我伏，敵圍我散”，并且對這四句話作了具體闡釋。
“敵擊我隱”，是說當敵人集中很大兵力向我們進攻，尋找我們主力時，“我們則要隱蔽起來，不要退，因為退正是敵人高興的。我們既不是逃，也不是暴露在那里讓敵人打，而是要隱藏起來，使敵人不能夠找到我們的主力。敵人找不到我們的主力，也就無用武之地。”
“敵分我襲”，是說當敵人兵力分散時，正是我們襲擊他們的機會。“這種襲擊戰術，在華北有經驗，特別在江南運用得好，碉堡都可以襲擊。新四軍專門在襲擊碉堡中來發展。”“不過，襲擊時間不能太久，否則敵人要集中并且要增援。所以襲擊必須短時間解決戰斗，要一擊必中。因此，一般地襲擊碉堡一定要有保障，打不開時，用火來燒。”
“敵進我伏”，是說當敵人在行軍中疏忽地前進及運輸物資時，“我們便可襲擊他們的輜重，殺傷敵人”。或當敵人有準備地行進時，“我們就埋伏起來，不被敵人發現，便于伏擊、出擊敵人”。“行軍中的敵人是最好殺傷的”。
“敵圍我散”，是說當敵人包圍我們時，我們不能像過去那樣采取撤退的辦法。因為“敵人幾道防線圍我們，我們再不能退，除非放棄根據地。”應當采取分散的辦法，而不能集中地撤退。新四軍第一支隊1939年3月在鎮江上下會的戰斗中遭受較大損失，主要是由于在襲擊敵人碉堡成功以后，“沒有分散而是集中的繼續撤退的緣故”。
周恩來提出的新十六字訣，對新四軍和其他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武裝在敵后游擊戰中以少勝多，以弱制強，起了重要的指導作用。更重要的是，他作出了研究新情況、總結新經驗的榜樣。在周恩來的啟示下，新四軍指戰員不斷探索，不斷總結，游擊戰的經驗繼續發展，日臻成熟，在復雜艱險的敵后環境中愈戰愈強。
傳授軍隊政治工作經驗
周恩來是人民軍隊政治工作的開創者。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建立以后，他又作為共產黨的代表，出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副部長。對于抗日戰爭時期的軍隊政治工作，始終十分重視。他在《目前形勢和新四軍的任務》這個報告中指出：“我們要以政治工作保證建軍工作的完成，鞏固黨在新四軍的領導，保持并發揚我們的優良傳統。”他還指出，軍隊政治工作的任務，包括對敵人的政治經濟斗爭。“敵人實行以政治為主、軍事為輔、開發占領區資源的政策。針對這種情況，我們有許多工作要做。”周恩來在報告中列舉了摧毀偽政權、幫助地方建立抗日政權、動搖敵軍軍心、瓦解偽軍等17項工作。最后說：“要跟敵人作政治經濟斗爭，有這許多工作要我們做，這方面的工作很重要，不亞于拿刀槍跟敵人斗爭。”“希望我們新四軍的政治工作人員來共同努力，提出更多的具體材料和具體辦法，表示出我們新四軍不僅有模范的游擊戰術，而且在常規戰爭中有模范的政治工作，模范的和敵人作政治經濟斗爭的成績。”
幾天以后，周恩來又在一次新四軍干部大會上作了題為《黨在新四軍的政治工作》的報告。他在這個報告中，對政治委員、政治機關、營政治教導員、連政治指導員和醫院、電臺、兵站政治協理員的工作職責，以及工作中要注意的問題，作了詳盡的介紹。
新四軍是在國共兩黨合作抗日的前提下組建的，在序列上隸屬國民黨的第三戰區。針對這種特殊情況，周恩來首先明確提出：“我們主張今天民族革命時期，應該把黨的面目在自己的部隊中公開起來。”“我們今天仍然確定政治委員是我們黨的代表。”“在政治委員領導下，政治部是黨的辦事機關。”“主要是堅決執行黨的路線、黨的政策，保證上級命令執行，創造新的工作方法。”周恩來從五個方面列舉了國民黨軍隊政治機關的工作弱點，認為這些問題也是我們的政治機關要注意的。“我們的政治工作要不停留在機關里，做到部隊中去；不停留在后方，做到最前線去；不停留在上層，做到最下層去。同時，培養好的政工干部，吸收新的活動分子。政治工作應在部隊中、在下層、在前線、在敵人后方。這是我們政治工作的方向。”
周恩來接著就連隊政治工作、干部工作、組織工作、宣傳教育工作、民運工作、政治機關與各部門的關系，分別提出了具體要求，指出了要克服的缺點。他特別強調，“連隊的變動性大”，“經常分散作戰，破壞敵人，轉移地區，就需要有靈活的政治工作。另一方面，需要我們注意研究連隊的經常性的基本教育怎樣適合連隊的工作。”現在連隊因為沒有課本，因而缺少經常性的政治教育，需要給予解決。
周恩來在報告中還論述了醫院、電臺、兵站政治工作的特殊性。例如醫院，“首先，這里的政治工作要提高醫務衛生人員的政治積極性，使醫療技術加強，使醫務衛生人員更加關注傷病同志，盡快治好他們的傷病；第二是保證衛生機關物質生活的改善，使傷病人員早日恢復健康；第三是提高傷病人員的政治情緒。”他還談到：“現在衛生、電臺等部門不少同志不愿意學科學技術。”“我到教導隊醫務所參觀，看見那些護士都是看政治書籍。”愿意學政治當然是好的，但是我們的政治工作決不是讓他們放棄技術，而是要鼓勵他們努力提高自己的技術，更好的完成自己的任務。
3月9日，周恩來在葉挺陪同下，視察了從蘇南調回皖南的新四軍第一團，并在全團班長以上干部會議上講了話。他在講話中反復強調，要把三年游擊戰爭中養成的優良傳統保存下來，并且用優良傳統教育部隊的新成分，使優良傳統發展起來。“這樣，你們才能鍛煉成為鐵的新四軍的一部分。”他又說，新戰士也有自己的長處，比如更了解江南的地形人情風俗，更容易與民眾打成一片。老戰士也要向新戰士學習。“不光向新戰士學，別的團隊也有好的，二團三團打仗也不錯，他們也有好的長處，你們要跟他們學習。因為新四軍是各游擊隊合編起來的，各有各的長處和短處。誰打仗靈活，跟誰學。誰俘虜敵人多，跟誰學。誰的政治工作好，跟誰學。”發揚優良傳統，組織互相學習，正是軍隊政治工作的兩項重要內容。
周恩來在這次講話中還要求政治工作人員言行一致，做部隊的模范。他說：“政治課上了，討論會開了，講也講通了，還有一個問題，便是要領導做。只有執行加強自己的政治工作，才能鞏固部隊的堅強戰斗力。我們要自覺的遵守紀律。每個政治工作人員要以身作則，行動正確，工作積極，多做解釋工作，保證每一個命令的執行。”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