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5月7日，新四軍江北指揮部成立，按常規本應擔任副指揮兼第四支隊司令員的高敬亭，卻在6月間被槍斃了。這一歷史錯案，直到1977年4月27日才得以平反。高敬亭是何原因遭槍殺？以往一些文章、著作眾說紛紜。筆者走訪了一些新四軍老戰士,查閱了一些歷史資料，想進一步弄清高敬亭被殺的情況。
（一）
高敬亭是河南新縣人，1928年參加革命，是當地農民運動領袖，鄂豫皖特區蘇維埃政府主席、中共鄂豫皖省委常委兼皖西北道委書記、紅軍師政委。鄂豫皖紅軍主力長征后，他受命留下組建了紅二十八軍，并擔任軍政治委員（無軍長），統一領導鄂豫皖邊區的黨政軍工作。他率領紅二十八軍，在鄂豫皖邊區進行了艱苦卓越的三年游擊戰爭。1938年初組建新四軍時，他所領導的部隊整編為新四軍第四支隊，轄第七、第八、第九團和手槍團，共3100人，是當時新四軍4個支隊中人槍最多、實力最強的一個支隊。
1938年4月，日軍重兵南北夾擊徐州，為配合國民黨軍正面戰場作戰，新四軍第四支隊從皖西大別山區開赴皖中，并在巢縣、無為、桐城、廬江等地展開，司令部駐舒城縣。5月12日，第九團偵察隊和第二營第四連在巢湖蔣家河口將一只出擾船上的日軍全部殲滅，打響了新四軍敵后抗戰的第一槍。隨后為配合國民黨軍保衛武漢的作戰，第四支隊在皖中地區公路沿線展開了伏擊日軍運輸隊的游擊戰，捷報頻傳，鉗制了西犯之敵。
1938年5月19日徐州失守后，皖東敵后空虛，是江北新四軍向東發展的好時機，中共中央提出新四軍第四支隊向皖東敵后發展的要求。新四軍軍部命令第四支隊司令員高敬亭率部東進，建立皖東根據地。但高敬亭猶豫不決，行動遲緩。原因是他的部隊在鄂豫皖山區作戰多年，建立了較好的群眾基礎，熟悉大別山情況，擅長山區作戰，所以他一直想把部隊留在大別山區，建立根據地。
（二）
1938年秋，中共六屆六中全會確定了“鞏固華北、發展華中”的戰略方針。中共中央東南局和新四軍軍部為執行中共中央這一戰略方針，推動第四支隊全部東進，決定從皖南派出部分主力到江北，整編共產黨組織的游擊武裝。為此，派參謀長張云逸赴江北。11月17日，張云逸奉命率軍部特務營兩個連和數十名干部，離開皖南涇縣云嶺軍部，北渡長江，抵達皖中第四支隊。
高敬亭墓碑
張云逸與高敬亭會合后，11月下旬，在舒城縣召開第四支隊干部會議，張云逸在會上指出，國民黨桂系第二十一集團軍和安徽省政府已進駐大別山區，在這個時候，新四軍在大別山是很難有發展的。因此，第四支隊必須積極貫徹中共中央和新四軍軍部關于挺進皖東地區的指示，在皖東建立根據地。會后，張云逸和第四支隊軍政委員會副主席兼政治部主任戴季英赴立煌（今金寨）縣。張云逸利用自己早年參加辛亥革命和北伐戰爭時期在國民黨軍中，尤其是在桂系上層軍政官員中有著較大影響的有利條件，跟國民黨第二十一集團軍總司令兼安徽省政府主席廖磊談判。廖磊一開始仍堅持新四軍第四支隊在津浦路西15公里以內活動，并不得擴軍、自籌軍餉、收繳民槍。經張云逸據理力爭，廖磊又礙于對張云逸的尊重和敬仰，最后還是勉強認可了皖中、皖西中共組織的游擊武裝，并達成兩項協議：一是新四軍江北部隊可到津浦鐵路南段兩側地區活動；二是批準無為、廬江地區的地方武裝為新四軍江北游擊縱隊的番號，并委任戴季英為該縱隊司令。
1938年底，張云逸、戴季英從立煌縣回到舒城縣后，繼續動員高敬亭率領第四支隊主力東進皖東。可這時的高敬亭提出在舒城、桐城、廬江一帶建立根據地，并說了5條理由：一是地形有利。這一帶屬大別山余脈，地形險要，進可攻，退易守；二是形勢有利。日軍西犯，國民黨軍隊也向西撤退，使這一地區成為敵后，第四支隊頻繁作戰，收復了這個地區，得到當地人民的衷心擁戴；三是共產黨地方組織工作活躍，并已建立地方武裝；四是群眾基礎好。這一帶接近革命老區，有光榮的革命傳統；五是物產比較豐富，是部隊賴以斗爭和生存的好地方。他派出部分部隊開到合肥以東一帶活動，支隊司令部仍停留在舒城縣。
鑒于第四支隊一時難以全部開赴皖東，新四軍軍部命令第八團首先開赴皖東。為此，2月18日，張云逸率第四支隊戰地服務團和第三游擊縱隊，抵達第八團駐地合肥以東梁園鎮，向第八團領導干部闡述中共中央和新四軍軍部關于東進皖東的戰略方針，并領導第八團東進，以實際行動來影響和推動高敬亭率部東進。2月下旬，第八團由淮南鐵路東側進至津浦鐵路西側地區。3月，第四支隊參謀長林維先、政治部主任戴季英率支隊司政機關和特務營開到合肥青龍廠和定遠縣吳家圩子地區指揮部隊作戰。3月底，高敬亭也率領部隊由舒城推進到合肥眾興集一帶，但不久因生病又返回了舒城。
由于第四支隊遲遲沒能開進皖東地區，延誤了建立皖東根據地的時機。1939年初抗戰進入相持階段后，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制定“溶共、限共、防共、反共”的方針，國民黨第五戰區開始向淮南鐵路以東派行署主任、專員、縣長，恢復舊政權，收編土雜武裝，大肆擴充反動勢力，力圖恢復對敵后地區的控制，同時拖欠和克扣新四軍部隊的薪餉，對新四軍部隊加以種種限制，企圖將新四軍部隊擠出皖東及皖中地區。
（三）
這時，張云逸雖已掌握了第八團、江北游擊縱隊等4000多人，并開到了全椒縣一帶。但高敬亭手上仍有主力7000人，他在部隊發展方向上與中央和軍部難以統一認識，軍令不暢，加上第四支隊內部也存在一些問題等等，葉挺、項英準備在江北設立指揮部，以強化對江北新四軍部隊的領導和指揮。1939年3月29日，葉挺致電蔣介石：“職軍江北支隊（第四支隊）官兵9000余人，職擬4月間前往巡視，暫設指揮部。”蔣介石于3月31日復電葉挺：“該軍長擬巡視江北支隊并設指揮部一節，準如所請。”3月30日，項、葉又將此計劃報告中共中央，毛澤東等迅速批準，並提出“新四軍在江北指揮部應成為華中我武裝力量之領導中心，除指揮我原有武裝外，更有建立及發展新的隊伍之任務。因此，僅云逸同志還不夠，應有大將主持。我們提議，或者項英同志來華中，把新四軍直接領導委托葉、陳、袁等同志，或者調陳毅同志來華中主持指揮部。”4月，項英以中共東南局名義，提議組成新四軍江北指揮部前敵委員會，由張云逸、羅炳輝、賴傳珠、周駿鳴、林愷、戴季英、郭述申7人組成，張云逸任書記。
1939年4月25日，葉挺軍長率領軍政治部副主任鄧子恢、軍部參謀處處長賴傳珠、第一支隊副司令員羅炳輝等一批干部和江南新四軍主力第四團第一營，從皖南涇縣云嶺出發，突破日軍長江封鎖線，5月6日抵達廬江東湯池，7日在東湯池召開干部和共產黨員會議，宣布成立新四軍江北指揮部，由軍參謀長張云逸擔任指揮，賴傳珠任參謀長，鄧子恢任政治部主任，統一新四軍江北部隊的領導和指揮。
5月9日，項英致電毛澤東、張聞天，報告新四軍江北部隊的編制及干部配備情況：江北指揮部由張云逸主持，高敬亭仍任第四支隊司令員，羅炳輝為第五支隊司令員，戴季英為江北游擊縱隊司令員，并提出了各部隊的編組方案。同日，葉挺、張云逸、鄧子恢赴舒城縣高敬亭駐地，向高敬亭傳達中共中央和新四軍軍部關于江北部隊的有關指示，要高敬亭率領支隊司令部和仍在皖中的部隊東進皖東地區。這時，新四軍軍部將中共中央關于江北部隊的“中心任務是建立皖東抗日根據地”的指示傳到江北。5月10日，葉挺軍長在西港沖主持召開第四支隊連以上干部及游擊縱隊負責人參加的會議，會議開了兩天，主要是重申中共中央關于東進敵后的方針，動員第四支隊繼續東進。經過動員，第四支隊許多干部表示堅決執行東進的命令，高敬亭也表示服從中共中央的命令。可是，當部隊開出幾天后，高敬亭又下令正在東進途中的第七團和第九團停止東進。第九團領導抵制了高的命令，并及時報告江北指揮部。而第七團團長楊克志和政委曹玉福乘打土圍子之機，侵吞金銀叛逃，投靠了國民黨桂系部隊。
楊克志和曹玉福曾是高敬亭的秘書和警衛員，這次逃跑前就已犯了較嚴重的錯誤，但沒有得到應有的處理，加上高敬亭在以往“肅反”期間殺過自己部隊不少人，故在“反楊、曹斗爭”中，部隊對高敬亭逐漸有了不滿情緒，也揭發了高敬亭的一些問題。高敬亭奉命率教導大隊到合肥青龍廠時，周駿鳴從褚家圩子出來迎接高敬亭說：“軍長在褚家圩子等高司令，你們的住處已安排好了。”高敬亭到了宿營地，未進屋子就帶3名警衛員去見葉軍長，被葉軍長的副官黃序周（軍部副官處處長）扣留，并將高的警衛員及整個警衛班的槍繳了。6月4日，葉挺、張云逸等在合肥青龍廠召見高敬亭，并采取了扣留審查的措施，同時報告中共中央。中共中央決定撤銷高敬亭第四支隊司令員職務，并于6月15日決定改派八路軍第一一五師三四四旅旅長徐海東擔任新四軍江北指揮部副指揮兼第四支隊司令員。
接著，葉軍長將教導大隊李世安大隊長叫來說：“高敬亭不執行命令，已經關起來了，你要保證部隊不出問題。”此時趕到的戴季英又對李說：“你回去集合隊伍，向部隊說清楚，高違抗命令已經關押，葉軍長過江來就是處理高敬亭問題的。”李回去后即將教導大隊300余人集合起來，政委江嵐和大隊長李世安都分別講了話，傳達了葉軍長的指示精神，要求部隊保持穩定。3天后，戴季英又從教導大隊抽調出一批手槍，裝備到新成立的支隊警衛排和缺手槍的營連干部。教導大隊很多同志思想不通，有20余人離隊。接著又派隨戴季英一道從延安來第四支隊的杜國平（原紅四軍第三十六團參謀長）到教導大隊接替了李世安的大隊長職務，隨即，李世安也被撤職關押。此后，對高敬亭由內部審查升級到公開批斗。6月21日至23日，在青龍廠附近的褚家圩子，連續3天召開連以上干部批斗大會，會上給高敬亭加上“反黨、反中央”、“違抗軍令”、“可能率部叛變投敵”等罪名，要高敬亭承認錯誤。高敬亭拒不認錯。高說：“紅二十八軍艱苦奮斗幾年才有今天這支部隊，我沒有錯誤，第四支隊沒有搞好，不能怨我。”會議就如何處置高敬亭，要大家回去討論。大家討論的意見綜合起來是教育高敬亭，并由戴季英向軍首長作了匯報。但還是在6月24日以葉挺、項英的名義發了布告，由葉挺帶來的警衛班將高敬亭處決了，這年高敬亭僅32歲。
高敬亭被槍殺以后，中共中央將高敬亭送延安學習的電報到了。可人死不能復生，這位曾經使國民黨軍聞風喪膽的赫赫戰將，就這樣喪失了他年輕的生命。如果當時能采取冷處理、過渡辦法效果會更好。高敬亭被處決后，當時提出“肅清高敬亭余毒”的口號，派工作組進駐第四支隊，原紅二十八軍的許多干部受到株連，有的被降職、清洗、處決，還有100多人離開了部隊，這些都是不應該發生的事情。
（四）
時任中共中央東南局書記、新四軍軍分會書記兼副軍長的項英，對高敬亭的錯誤是重視的，但主張耐心教育、盡力挽救。他認為：“若操之過急，又會生變，而且無效”；“如能爭取在敵側后方打一二次游擊，取得小勝利，提高其打日寇信心，總可以推動其部隊前進。”項英還致電中共中央書記處，建議以毛主席名義致電高敬亭，給以慰勉，提出希望。然而，由于種種原因，項英的愿望未能實現。
新四軍軍部秘書長兼軍法處長李一氓，曾給皖南涇縣云嶺新四軍軍部舊址紀念館寫信，敘述當年的情況。上世紀80年代該紀念館業務館長甘發俊多次去北京，找到李一氓（甘館長每次返回經合肥時都要到筆者家來談談情況），當李一氓談到高敬亭被槍殺一事時是這樣說的：“當時，新四軍第四支隊在江北皖中，歸五戰區指揮，而軍部及第一、第二、第三支隊在江南，屬于三戰區序列。處理高敬亭，是葉挺他們在江北，由國民黨安徽省主席兼省保安司令廖磊，通過五戰區報到蔣介石那里批準的，沒有經過新四軍軍部和三戰區。當高敬亭被槍殺的消息傳到云嶺時，項英和我當時都感到突然、震驚和惋惜，同時感到無法挽回了。”
當年8月，葉挺軍長從江北返回皖南涇縣云嶺軍部后，在與項英交流情況時，項英對葉挺在江北辛勤工作表示慰問，但也表示對高敬亭不應作出那樣最嚴厲的處理。葉挺軍長聽了后，特別是得知中共中央的態度后心情十分沉重和后悔。
筆者認為，高敬亭有錯，但錯不當殺，應采取冷處理、過渡辦法解決之。高敬亭是在血與火的斗爭中走上革命道路的，1927年“黃麻起義”失敗后，反動派燒毀他家房屋、殺死他的父親、妻子，兒子也下落不明。高敬亭懷著深仇大恨投身革命，且在組織農民武裝斗爭中嶄露頭角、威信很高，從1931年起就逐步走上黨政軍領導崗位，領導鄂豫皖邊三年游擊戰爭是有重大貢獻的，領導新四軍第四支隊敵后抗戰是有成績的。雖然他在執行中央和新四軍軍部東進皖東的方針上犯有錯誤，在楊克志、曹玉福逃跑事件上負有領導責任，但這些錯誤，還屬于組織觀念和思想認識問題，是可以通過批評教育解決的。
1975年11月10日，高敬亭的女兒高鳳英（解放軍一○五醫院眼科主任）給中共中央毛澤東主席寫信，請求澄清高敬亭被殺的原因并做出結論。11月30日，病中的毛主席批示有關部門重新審查高敬亭一案；12月14日，毛主席在《審查報告》上作了批示：“請軍委討論一次，我意此案處理不當。”1977年4月27日，解放軍總政治部宣布為高敬亭平反，恢復名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