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的邵力子（1966年）
邵力子是國民黨的主和派
1949年的1月1日，蔣介石發表元旦文告，呼吁和平。并聲明：“個人的進退出處，絕不縈懷，而一惟國民的公意是從。”
1月4日，邵力子、張治中在南京介壽堂(現工人文化宮)招待文化新聞界，談有關和談事宜。有記者問，對元旦文告有什么意見？邵力子先生指出，元旦文告指出了保存“憲法”、“法統”等五條件，而語氣又含有投降意味很不妥當，他神情激動地說：“現在應該我們國民黨向共產黨投降的時候，怎么我們還要求共產黨向我們投降!？”這真是言人之所不敢言。1月5日新華社便發出了以《評戰犯求和》為題的一篇評論，把蔣介石文告的外衣層層剝開，使它原形畢露。當時監察院也通過宣言，呼吁國共立即停戰謀和。
1月14日，中共廣播電臺發表了毛澤東主席《關于時局的聲明》，提出了和談八條件。16日，蔣介石邀約邵力子、張治中、張群、吳鐵城和民社黨頭目張君勱、青年黨負責人左舜生到黃埔路官邸晚餐，飯后就毛澤東主席所提出的和談八條件征詢意見。孫科說，中共提出八條件，是要我們無條件投降。他們不能以戰勝者自居，和談應對等地位進行才行。邵力子說，三大戰役結束，人家本來就是戰勝者嘛，我們還有什么話說!張治中看到蔣介石臉色不對，忙轉圜說，今天主要是聽民青兩黨的意見，我們黨內改日再談。蔣經國在日記中，把當天的會議說成“邵力子公然主張‘無條件投降’”。
1月17日上午9時，國民黨中政會開會，討論和談問題。蔣不參加，由孫科主持。會上邵力子、張治中主和，谷正剛、張道藩主戰。雙方尖銳對立，激烈交鋒，無結果而散。張、邵為國民黨主和派，就是從這個時候傳出來的。
1月19日，蔣介石邀孫科、張群、邵力子、張治中、吳鐵城、陳立夫到黃埔路官邸，就和談問題交換意見，會后作出決定：由行政院決議，政府希望國共雙方先無條件停戰，然后各派代表協商和平辦法。會上，蔣介石說，徐州會戰已經結束，杜聿明余部3萬多人自陳官莊西南方向突圍，最后全部被共軍消滅。局勢發展到此地步，個人引退已無遺憾。并征詢下野文告應如何措詞。張治中建議邵力子起草，邵考慮到他謀和的想法未必與蔣介石一致，卒辭謝。
奔走于寧滬之間
1月21日蔣介石宣告下野，李宗仁就任代總統，通電申明：“政府工作目的在集中于爭取和平之實現，個人服務之方針，亦夙以人民意志為依歸?！?/span>
1月22日，孫科的行政院作出決議：派邵力子、張治中、黃紹竑、彭昭賢、鐘天心為代表，劭力子為首席代表，等候中共代表，于雙方同意之地點進行和平商談。
1月23日，李宗仁請邵力子去上海，與黃炎培、羅隆基、張瀾等聯絡，目的在敦促他們共同策進和平運動。當時李宗仁之所以請邵老負此使命，是因為邵老曾參加重慶政治協商會議，其后又風塵仆仆于寧滬之間，為延攬“第三方面”人士出席，深信邵老此行，可收駕輕就熟之效。
1月31日上午9時，李宗仁專機飛滬，通過邵力子的介紹，分別與顏惠慶、章士釗、江庸等會晤。當日下午李宗仁飛返南京，留甘介侯協助邵老在上海聯系各界人士。2月5日李宗仁接到報告，已決定由顏惠慶、章士釗、江庸、凌憲揚、歐元懷、侯德榜六人北上試探和平。但后來凌、歐不愿前往，而甘介侯又被指為“販賣和平分子”，不能隨行。2月8日，李宗仁再到上海，續與各方聯系。最后決定顏惠慶、章士釗、江庸三人以“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團”的名義北上，邵力子則以私人資格前往。
隨同上述四人前往北平的有：李宗仁的聯絡員黃啟漢，四老的秘書龔安慶、傅樹蒼、潘伯鷹、張豐胄，還有金山以及中航公司電信課長顧樂村、技師雷仲仁等19人。
邵力子北平之行的成就
邵力子和代表團一行2月13日上午11時30分乘中央航空公司專機由上海起飛，下午2時15分達到青島，因機輪破裂，在青島住了一夜，14日下午4時30分才抵達北平。北平市長兼軍管會主任葉劍英的代表王拓、北平市副市長徐冰到機場歡迎，并招待各代表住六國飯店。
2月15日，葉劍英親自來訪，與邵、顏、章、江作了初步交談。當晚又設宴招待代表團全體人員，并邀董必武、聶榮臻和傅作義、鄧寶珊等參加，席上交談甚歡，氣氛熱烈。17日中共舉行歡迎晚會，徐冰副市長作了有誠意的講話。18日再應邀出席董必武、羅榮桓、聶榮臻、薄一波幾位的宴會，又作深談，大家感到快慰。
2月20日，董必武、羅榮桓、薄一波、聶榮臻、葉劍英在北京飯店舉行招待民主人士的大宴會。到會400多人，邵力子與顏、章、江老應邀參加。邵老在席上發言，他說：“和平是‘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希望和平障礙得以掃除。我此來不代表任何方面，惟江南人民切盼和平，并且寧愿北平式的和平，不愿選天津式的和平?！痹圃啤?/span>
2月22日邵、顏、章、江四老從北平乘飛機飛石家莊，傅作義、鄧寶珊同行，受到毛主席的接見，并與周恩來副主席會談了兩次。會談主要就國共會談的可能性以及南北通郵、通航問題廣泛地交換意見，結果非常圓滿。四老24日下午飛返北平，并帶有毛主席交給李宗仁的一封信。后章士釗、邵力子在5月18日致函李宗仁追述此事時說：“猶記某等初到平，中共領袖對于公之是否力能謀和，頗難釋然。經某等再三譬說，以為和平本身有無窮民意為之后盾，即屬一種不可悔的力量；加以中共在同一旗幟下相與提攜，雙流會合，并于一響，應足以克服可能發生之困難。中共同意此說，和平之門已啟?！?/span>
由此可以知道，最初，中共中央領導人對李宗仁是否具有謀和的能力，深表懷疑。后經邵力子、章士釗多番解釋，然后才終于開始以李宗仁為對手的和談。如此來之不易，而李宗仁最后拒絕和談協議，這使邵、章感到莫大的遺憾。
“南京政府和平商談代表團”的簡況
國民黨政府孫科內閣3月8日垮臺，以停戰謀和主張作號召的何應欽內閣于3月23日宣告成立。24日何內閣第一次政務會議首先決議組織“南京政府和平商談代表團”，5個代表是邵力子、張治中、黃紹竑、章士釗、李蒸，28日又增劉斐共6人。邵力子力堅辭首席代表，改推張治中(邵力子學生)，又派盧郁文為秘書長。中共和談代表團成員是周恩來(首席代表)、林彪、葉劍英、林伯渠、李維漢、聶榮臻6人，齊燕鉻是秘書長，定4月1日在北平開始和談。在和談期間，李宗仁和毛主席互通了電報謀和。毛主席從4月8日起，分別邀見張治中、邵力子、章士釗、黃紹竑、劉斐、李蒸會談；周恩來副主席設宴于頤和園。4月15日正式會議通過《國內和平協議》細則草案八條二十四款，并以4月20日為簽字日期。當晚推定黃紹竑代表偕屈武顧問攜帶《國內和平協議》最后修正案專機飛南京請示。20日晚得南京李宗仁、何應欽復電，主要意思是不同意簽字，囑對和平協定草案再作商討并反對即行渡江。
力辟“和平即投降”的謬論
4月20日和平協定簽字日期屆滿，解放大軍渡江，那時所謂國民黨主戰派已如驚馬駭鹿，覓路分奔；獨李宗仁坐鎮南京，左顧右盼，擅為所欲為之勢，操千載一時之機。邵力子、章士釗在北平看到這種情況，焦灼萬狀，急電李宗仁，請李“無論如何，莫離南京一步；萬一別有危機，艱于株守，亦求公飛蒞燕京，與某等共圖轉圜突變之方”。這兩點李都未能實行。
4月23日李宗仁回到桂林，意存觀望，再定行止。那時國民黨勸駕說客絡繹不絕，邵、章飛電勸告：“此為公懸崖勒馬之第二機會，蓋長江之局面雖變，西南之版圖猶存，盼公在桂林開府，屹力不動，繼續以和平大義相號召?！?/span>
但李宗仁輕信蔣介石致何應欽函中所說“德鄰兄凡有垂詢，無不竭誠以答”的話，輕率地到廣州維持殘局去了。事既至此，邵、章在致李宗仁函中不禁慨然言曰：“公不以鄙言為可采，并不勝主戰分子之脅迫利誘，竟亦翩然蒞穗，同流合污，陽冠僚采，陰儕傀儡，不知公有何把握，作何打算，猶岸然以國家存亡民生禍福為張皇工具？傷哉!傷哉!”
其時，蔣介石曾有“和平協定就是投降條件“的說法。蔣經國在1949年4月17日的日記中寫道：“李宗仁本日向共方要求暫緩簽訂協定日期。父親閱畢黃紹竑攜回之二十四項要求后，曾在日記中寫道：共黨對政府代表所提修正條件二十四條款，真是無條件的投降處分之條件。其前文敘述戰爭責任問題數條，更不堪言狀矣。黃紹竑、邵力子等居然接受轉達，是誠無恥之極者之所為，可痛!”
邵、章兩人在致李宗仁的信中，亦就此有所論述。他們說：“某等之愚，以為天下公器非可力取。中共今日之成功，因有本身依倚民眾，組織堅強，而亦因于國民黨反乎民之好惡，餒敗無能。三年之間，黨府以全勝以至慘敗，迄猶秋風卷籜，不至掃地以盡不止。此在中外歷史，尚無前例。大勢如此，人心可知!真愛國者處此，應掬誠作最后計較，茍能為國家多存一分元氣，試問尚有何顧忌而不肯為?或曰，和者名耳，其實降也。欲以此提振困獸猶斗之精神，拚作鋌而走險之末計。嘻!斯何時也，顧倒行逆施乃爾!”
這些話，是專對當時國民黨頑固派說的，意在闡明得民者昌，失民者敗，古往今來，無不如此，人心所向，無法違逆。邵、章的金玉良言，對今日臺灣來說，還有其深刻的現實意義，值得他們深思。
（本文作者邵黎黎乃邵力子先生長孫女，離休干部、江蘇省文史館研究員；孫家軒系邵先生長孫婿、新四軍老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