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清明節期間，筆者到江西鷹潭完成一項釆訪任務，巧遇無產階級革命家黃道的女兒黃知慧，她時任鷹潭市人大副主任。黃道是閩浙贛革命根據地和紅十軍團的主要創始人之一，又是新四軍的創造者之一，被國民黨特務殺害時僅39歲。我們早就有意采訪他的后人，只是一時無從聯系，可謂“踏破鐵鞋無覓處”。此時相遇，真乃“得來全不費功夫”。她向我們談了父親的很多往事，然后說，她出生時父親已經犧牲（她為遺腹子），要想了解更多的情況，可以到杭州找她的二哥黃知機（大哥黃知真已經去世）。
在鷹潭的釆訪任務完成后，我們便趕赴杭州，在市第一人民醫院的一間病房里，見到了已經85歲高齡的黃知機老人。黃老雖然臥病在床，但精神很好，他給我們談了很多，最后又讓他的兒子黃先鋼（現任浙江省文聯黨組書記）給我們找一些介紹黃道事跡的書籍，我們滿載而歸。回寧后，因為諸多原因，等筆者把稿件寫好請黃知機老人審定時，得到黃老于7月3日去世的消息，事情便又耽擱了下來。今年5月23日，是黃道遇害70周年的日子，我們選擇這個日子發表此文，以示對他的深切緬懷。
黃道于1938年于新四軍駐贛辦事處
組織暴動 和方志敏創建閩浙贛根據地
1900年5月21日（農歷4月23日），黃道出生在江西橫峰縣姚家垅一個普通農家。家境貧困又想求學的黃道，因舊制師范不收學費，17歲那年離開家鄉到上饒鵝湖師范讀書，兩年后考入南昌二中。受剛剛過去的五四運動的影響，《新青年》等進步書刊傳到了南昌，黃道如饑似渴地閱讀，很快接受了科學社會主義思想。1923年秋，他考取北京師范大學。入學當年，李大釗、陳毅介紹他加入了社會主義青年團，第二年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
黃道因在北京從事革命活動，使他上了北洋政府的通緝黑名單。為了保護黃道，陳毅代表北方區黨委通知他離開北京，回江西開展革命活動。1925年5月18日，黃道踏上了南去的列車。當時正是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中共江西黨組織創始人之一的趙醒儂，時任江西省國民黨省黨部主任，為了發動工農群眾支援即將開始的北伐戰爭，任命黃道為國民黨橫峰縣黨部籌建人。在很短的時間內，橫峰的農民運動轟轟烈烈地開展起來了。
1927年1月1日，在國民黨江西省第三屆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經過同國民黨右派的激烈斗爭，方志敏、黃道、邵式平當選為省黨部執行委員，方志敏兼農民部長，黃道兼宣傳部長，邵式平兼監察委員。蔣介石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后，我黨發動了南昌起義，打響了武裝反抗國民黨的第一槍。起義前，作為中共江西省委負責人之一的黃道，積極參加起義的準備工作。起義部隊南下后，他奉黨的指示潛回贛東北，秘密發動群眾，建立武裝，準備暴動。
1928年初，方志敏、黃道組織了弋陽橫峰大暴動。暴動勝利后，建立了弋橫根據地。之后根據黨的決定，黃道到貴溪、余江、萬年一帶發動群眾，組織暴動，建立蘇維埃政權，使贛東北革命根據地連成了一片。貴余萬暴動后，黃道調任信江特委工作，長期擔任贛東北特委常委，兼任特委秘書長、組織部長、宣傳部長等職，為贛東北創建“方志敏式”革命根據地作出了巨大貢獻。1931年3月6日至8日，贛東北特區蘇維埃代表大會召開，選舉方志敏為特區蘇維埃政府主席，黃道、邵式平等10人為常委。會后不到一周，方志敏到紅十軍任代理政委，黃道代理蘇維埃政府主席。
主政閩北 獨當一面反“圍剿”
1931年7月，黃道奉調到閩北根據地任閩北分區區委書記。到1938年閩北紅軍改編為新四軍止，他在這塊紅色土地上戰斗了七年，為閩北根據地的鞏固和發展，閩北紅軍的發展與壯大，付出了全部心血。
閩北根據地地處武夷山脈北段，與浙、贛兩省交界，山巒重疊，地勢險要，土地肥沃，物產豐富。它北靠信江，南依閩江，東臨大海，西至撫河，隔信江與贛東北根據地相望，跨過閩江可以到中央革命根據地。它先是贛東北（閩浙贛）革命根據地的一部分，后是閩贛省革命根據地的一部分，又是一塊獨立的根據地。黃道到閩北，肩負著獨當一面的重任。
黃道到閩北之時，正是蔣介石親任總指揮，對中央革命根據地進行第三次“圍剿”之時。閩北根據地紅軍主力只有不足2000人的獨立團，也面臨10倍于己之敵的南北夾擊。能否粉碎敵人的“圍剿”，關系到閩北根據地的存亡。大敵當前，黃道及時召開閩北分區黨政軍負責人聯席會議，他首先介紹了毛澤東指揮井岡山反“圍剿”斗爭的經驗，即“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游擊戰里操勝算；大步進退，誘敵深入，集中兵力，各個擊破，運動戰里殲敵人”。同時詳細講述了他和方志敏在贛東北領導紅軍與敵軍作戰的經驗：“扎口子，打埋伏，打小仗，吃補藥，吃得下就吃，吃不下就跑”。統一思想后，獨立團深入敵后，采取打一仗消滅一股敵人的辦法，積小勝為大勝，粉碎了敵人的“圍剿”，使閩北根據地的建設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時期：原先不到2000人的主力紅軍獨立團發展到近3000人，地方武裝各縣建有獨立團（營），各區有游擊隊，群眾武裝有赤衛軍和少先隊；召開了閩北黨的第一次代表大會，土地革命得以順利進行和圓滿完成，工業、農業和商業迅速發展，閩北蘇區成為贛東北省在信江南岸唯一鞏固的蘇維埃根據地。
1932年6月，蔣介石又發動了第四次“圍剿”，在向中央蘇區大舉進攻的同時，向閩北根據地發起全面進攻，妄圖消滅閩北紅軍，占領閩北根據地。9月，中央命令方志敏率紅十軍進入閩北，和黃道領導的閩北紅軍共同反“圍剿”，使閩北根據地與贛東北根據地連成一片，進而打通與中央革命根據地的聯系。10月中旬，羅炳輝、譚震林率領的中央紅軍第十二軍攻克邵武縣城，閩北紅軍與中央紅軍勝利會師，使閩北根據地進入全盛時期，根據地和游擊區擴大到13個縣區，縱橫數百公里，人口近百萬。次年5月，中共閩贛省委成立，黃道任省委常委，兼任秘書長和宣傳部長。
在第五次反“圍剿”中，由于王明“左”傾錯誤的指揮，中央蘇區和紅軍受損嚴重。1934年1月，中央指示黃道重返閩北，任閩北分區區委書記，由閩北紅軍獨立團發展起來的紅五十八團同時返回閩北。
忍饑挨凍 堅持三年游擊戰爭
在1934年10月中央紅軍主力長征后，以黃道為首的中共閩北分區區委和軍分區，領導閩北紅軍游擊隊，緊緊依靠人民群眾，利用有利地形，與數十倍的敵人作殊死的斗爭，堅持了艱苦卓絕的三年游擊戰爭。
閩北三年游擊戰爭，不但牽制了大量國民黨軍，在戰略上配合了主力紅軍的行動，而且保存和鍛煉了閩北的黨組織和紅軍游擊隊，培養了一大批堅強的領導骨干，在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史上寫下了光輝的一頁。
紅軍長征后，國民黨推行分區“清剿”制，把贛、閩兩省劃分為12個綏靖區，其中閩北被分割為3個綏靖區。閩北蘇區與中央蘇區、贛東北蘇區的聯系都已中斷，閩北成了一個獨立的作戰區域。此時，閩北蘇區的武裝力量僅5000余人，其中主力部隊3000余人，地方武裝2000余人。在強敵分割包圍“清剿”中，蘇區領導機關對分散于各地的紅軍部隊無法實施統一指揮，各部隊獨立為戰，雖然給了進攻之敵以有力打擊，但終因敵眾我寡，難以遏制敵人的進攻。到1934年底，閩北蘇區大部喪失，閩北黨政軍領導機關和紅軍游擊隊被迫轉入深山老林。
整個1935年，特別是上半年，是閩北游擊戰爭最艱苦最困難的階段。當時，閩北蘇區被國民黨軍50多條封鎖線加以分割。封鎖線和封鎖線之間，僅僅相隔5到10公里。所謂封鎖線，就是碉堡線。敵人每隔300米到500米筑一碉堡，在較大的村鎮建立據點，每天從據點出發搜山，企圖以此來扼殺紅軍游擊隊。敵人稱之為“張開大網來捉魚”。除了封鎖線之外，敵人還實行“移民并村”，強迫老百姓到據點里住，編成保甲，實行連保。據點的四周用鐵絲網圍著，老百姓生活必需的米、鹽都采取配給制，企圖以此來餓死紅軍游擊隊。敵人稱之為“抽干塘水來捉魚”。
敵人的分割“清剿”，給紅軍游擊隊的生存造成了極大困難。
首先是饑餓。由于實行“移民并村”，大村子成了敵人據點，小村子成了無人村，田地荒蕪，粒米如金。紅軍游擊隊有時一個星期還吃不上一頓飯，主要靠釆野菜，如苦葉菜、糯米藤、葛藤根、蕨根、竹筍等充饑，最后連野菜都難以找到。“人是鐵，飯是鋼。”長期食不果腹，同志們餓得渾身無力，站著想坐，坐下想躺，躺下就不想再起來。
其次是挨凍。由于敵人天天“圍剿”，迫使大家輕裝，除了武器，其他東西都丟棄了。1935年冬天，紅軍游擊隊沒有發過棉衣，就靠幾件單衣過冬。凍得實在受不了時，大家就背靠背坐著，藉以互相取暖。有的同志就是被活活凍死的。
敵人用“移民并村”的惡毒辦法來對付紅軍游擊隊，但隔不斷游擊隊與群眾的聯系。游擊隊缺少糧食，群眾將節省下來的口糧和食鹽，你一把我一盒地湊在一起，晚上用繩子吊到據點外面，讓游擊隊來取。游擊隊缺少衣服，群眾就出去時穿兩件，回來時穿一件，穿著鞋子出去，打著赤腳回來，想盡一切辦法接濟游擊隊。
在黃道領導下，閩北蘇區克服了難以想象的艱難困苦，保存了有生力量，堅守了革命陣地，取得了寶貴經驗。1935年8月，黃道主持召開閩北分區區委擴大會議，總結經驗，確立了“以老區為依托，挺進敵后，開辟新區，內線和外線相結合，開展游擊戰爭”的指導思想，制定了新區斗爭的戰術原則和斗爭策略。
到1936年上半年，閩北根據地連同新開辟的游擊區，擴大到包括20多個縣的廣大地區，內線外線可以密切配合，幾塊游擊區可以互相支援，紅軍游擊隊可以往返穿插，閩北游擊戰爭出現了新的局面。
黃道領導的閩北游擊戰爭，是整個南方八省三年游擊戰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在這場艱苦卓絕的斗爭中，黃道創造性的將馬列主義理論運用于閩北實際，獨立作戰，出色地完成了中央和中央分局交給的任務。陳毅在談到這段歷史時說：“在三年游擊戰爭環境中，黃道同志盡了他畢生的絕大努力，也發揮了無比的革命天才。浙東南、贛東北、閩北三大地區的黨務、軍事、政治、民運諸工作，都在閩贛省委領導下進行，黃道同志恰恰是省委的領導重心，在與我黨中央隔絕的情況下，在進攻者長年的包剿下，黃道同志能獨立支撐，頑強堅持，終于完成了保持革命陣地，保持革命組織的光榮任務……這是黃道同志對革命、對民族的絕大貢獻。”
堅持抗戰 慘遭國民黨特務殺害
1938年1月6日，項英、曾山、張云逸率新四軍軍部機關人員從漢口到達南昌，住進原張勛公館。1月9日，“國民革命軍陸軍新編第四軍”在此掛牌辦公。第二天晚上，黃道奉命來到闊別10年的南昌，與他同來的還有閩東特委書記、閩東獨立師政委葉飛等人。
項英在聽取黃道、葉飛的匯報后，于14日向長江局和黨中央報告：擬將黃、葉兩部合編為新四軍第三支隊，建議黃道擔任東南分局委員，以加強領導。這一建議迅即得到批準。在隨后召開的中共中央東南分局和中共中央軍委新四軍分會成立會議上，黃道出任東南分局宣傳部長（后又兼統戰部長）、新四軍分會委員。與此同時，成立新四軍駐贛辦事處，黃道以新四軍少將參議銜出任辦事處主任。
說起新四軍駐贛辦事處的成立，還有一段趣聞。1937年10月，國共兩黨談判達成協議，南方八省紅軍游擊隊改編為新四軍。為了適應新的形勢，我黨決定結束紅軍游擊隊總接洽處機構，籌備成立新四軍駐贛辦事處。為此陳毅與國民黨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輝進行了一場智斗：在一次熊式輝舉行的宴會上，熊以“蔣委員長等不同意”為由，拒絕成立新四軍駐贛辦事處。陳毅在酒過數巡后，假借飲酒過量，指著熊的鼻子說：“新四軍在南昌設辦事處是毛主席定的。蔣委員長不同意又怎么樣？好，不設就不設，我們不下山了！” 熊式輝一聽慌了手腳，忙賠著笑臉說：“陳兄請不要發火，有事好商量……”經過一番針鋒相對的斗爭，終于迫使國民黨當局同意在南昌設新四軍辦事處。新四軍駐贛辦事處正式成立時，黃道即任辦事處主任。
新四軍駐贛辦事處的主要任務，是指導新四軍在東南各省設立的辦事機構的工作，并與東南分局領導的各省委、特委保持聯系。以公開合法身份出現，掩護黨的機關，發展黨的組織，開展黨的活動。與此同時，還要以大量的精力接待社會各界人士，開展統一戰線工作，領導江西的抗日救亡運動；進行宣傳文化教育，向延安和新四軍輸送進步青年；擴大兵源、籌集物資、支援前線，做好各種后勤工作等等。
新四軍駐贛辦事處成立時，上海、南京已經淪陷，在江浙戰場上，國民黨軍隊節節敗退，南昌成為最靠近前線的大城市，許多淪陷區的抗日團體、文化界人士、進步青年和流亡學生紛紛聚集到南昌。黃道抓住時機，組織各種形式的抗日活動，激發群眾的抗日救國熱情。江西青年服務團、江西省抗敵后援會、江西省鄉村抗戰巡回宣傳工作團、新四軍戰地服務團、江西婦聲社、南昌文化界救國會、上海煤業救護隊等團體，黃道都和他們保持密切聯系，或直接領導其工作，或間接指導其活動。
黃道堅定的抗戰立場和在人民群眾中的崇高威望，引起國民黨反動派的極端仇視和害怕，將其列入暗殺名單。
1939年3月底，新四軍駐贛辦事處決定遷往上饒。東南局決定黃道不再兼任新四軍駐贛辦事處主任職務，調回東南局工作。1939年3月25日，黃道由吉安經上饒到達浙江金華。此時，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周恩來正以國民政府軍委會政治部副部長的公開身份，從重慶來到東南抗日前哨，于3月17日由皖南新四軍軍部到達金華。黃道向周恩來匯報工作后，4月6日陪同周恩來先到國民黨第三戰區所在地上饒，后到國民黨江西省政府所在地吉安。
在江西視察結束后，周恩來趕赴桂林，黃道則動身前往皖南新四軍軍部。4月20日，黃道途經鉛山河口時感到身體不適，隨行工作人員便請醫生給他看病。國民黨特務收買醫生乘機下毒。5月23日，黃道遇害身亡。
陳毅驚悉生死與共的老戰友黃道蒙難的消息后，以極其沉痛的心情，親筆撰寫了《紀念黃道同志》一文，對黃道一生的革命業績、思想品德、領導才干作了高度評價，稱他是“江西人民的革命領袖，中共優秀的領導干部，馬列主義的活動家，抗日的新四軍的創造者之一”。
黃道蒙難后，東南局作出決定，“開追悼會，特別是贛東北、閩浙邊的黨，應有莊嚴的追悼”。中共福建省委決定，“從支部一直到省委的會議均應作報告紀念，閩浙邊及原來的浙西南各地應盡可能的舉行追悼會”，“特委以上的同志作文哀悼”。
由閩北紅軍游擊隊改編的新四軍三支隊五團，舉行了盛大的追悼會。新四軍軍部在皖南舉行了隆重的追悼會，葉挺、項英等在會上講了話。
1953年5月，贛東北人民為緬懷黃道的偉大功績，在他浴血奮戰的信江河畔，在巍峨的上饒烈士紀念塔旁，建造了黃道烈士墓。
人民的好兒子、杰出的無產階級革命家黃道遇難已70年了，但他永遠活在人民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