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生曾因戰斗和工作走過許多地方，但使我終生難忘、情感最深的地方是江蘇省如東縣。抗戰勝利前夕，我被調到江蘇省靖江縣任縣金庫主任，不久又被調到華中銀行如東掘港銀行工作。1946年底，國民黨軍隊開始對蘇中解放區發動進攻，銀行業務被迫轉入農村。當時我和丁之同志（解放后任合肥市委書記）、田衍同志（解放后任南京市人民銀行行長）、徐冰同志（解放后任南通市人民銀行行長)被指定到如東縣苴豐區縣流動金庫處理金融業務工作，丁之任區財經局主任，我任縣流動金庫主任。為了便利工作，我還兼任區財經局副主任。
解 款
1946年11月，我們接到命令說國民黨軍隊快要來了，要把幾百包的法幣、華中幣和金條及金庫所有東西轉移到九分區金庫(東海邊)。我們很快通過鄉村干部組織了200多農民夜以繼日地肩挑運送，一天兩夜走了100多里路，經過3個區鎮，終于一包不少地把鈔票和黃金順利移交給九分區金庫。
當時跟隨挑運隊伍的金庫工作人員只有我和女會計田衍同志兩人。挑運的農民都知道他們挑運的是什么，途中他們還分散到老百姓家住宿。他們也知道隨時都有可能和國民黨軍隊相遇，但沒有一個盜竊或逃跑。
巧藏金條
1947年2月間，苴豐區保林鄉已被國民黨軍隊占領。我們流動金庫有10多斤金條。一天晚上，我們與一戶老農商量如何把金條存在安全地方。我們先提了一些辦法，如埋在田里、藏在家里等，但總覺得不妥。這位老農說最牢靠的辦法就是在他家牛欄的土墻上挖一個窟窿把金條放進去，然后用泥土打實，再抹上一層牛糞。國民黨在村里萬萬想不到在牛欄里還深藏著金條。過不多久，海邊有船來。我們就連夜挖開洞，把金條如數上交給來人。
誰料到這件事情在“文革”中卻被造反派制造了一個悲劇。時任南通市人民銀行行長的徐斌同志參加過“藏金”的全過程(1947年他是縣金庫出納)，平時他曾對人講過上述故事，造反派在批判他時卻硬說他把金條盜走了，要他交代。結果徐冰同志竟被活活打死。
燒鈔票
1947年初，苴豐區保林鄉流動金庫有100多包鈔票準備上交，但由于國民黨的封鎖運不出去，我們就通知鄉長、村長把鈔票分散到老百姓家保存。20多天后才把鈔票集中起來運走，最后清點時分毫不差。
2月間敵情日趨緊張，國民黨在如東縣的主要市鎮和大村莊都駐扎了部隊，因此我們的行動一時很困難。在這種情況下，上級緊急通知：“為了不使金庫的鈔票（華中幣）被敵人搶劫或丟失，金庫有3個人簽字證明，可將現存鈔票適機燒掉。”
一天晚上，我們金庫的3位同志加上當時金庫的陸姓通信員在保林鄉一戶的油坊里，把門窗加以封堵，將一袋袋鈔票在房子里燒掉。因鈔票燒時油氣很大，弄得我們眼難睜開、鼻難呼吸。3個人就一時走出了房子，讓小陸一個人在屋里處理。第2天早上，我們見小陸情緒低落，精神不好，表現有些異常。我們開始還以為他因敵情緊張，產生了害怕心理。但沒多久，小陸突然大哭起來，從衣袋里拿出10元華中幣對我們說：“昨天晚上燒鈔票你們幾個人出去時，我一時思想犯糊涂，趁機私自拿了10元。當時情況緊張，大家隨時都有犧牲的危險，我卻做出這種錯誤的事，太對不起大家，對不起革命，對不起人民了。”當時我們沒有批評他，并安慰他知錯能改就好。
在回憶這些感人故事時，我感慨頗多。當年我們的黨員和干部都有一種革命至上的精神。當年的廣大群眾為革命也都是出生入死，在金錢面前毫不心動，把金錢只看作是革命勝利的本錢。在環境緊張時，大家想了許多辦法，冒著生命危險，把人民的的金錢埋藏起來或轉移出去。可是當今，我們黨內一些地方發生了嚴重腐敗，一些人以權謀私、行賄受賄、貪污腐敗，為了追求名利鋌而走險。
黨風問題是關系執政黨生死存亡的大問題。我們每一個人，特別是黨員和領導干部都應該以史為鑒，警鐘長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