勞榦曾經這樣描述陳寅恪的相貌：“……身材瘦削，并且也不高大。加上了具有神采的雙目和高聳的鼻子，的確有些像‘甘地型’的人物。”
徐葆耕曾經這樣形容陳寅恪的性格：“屠格涅夫認為人性有兩極：一極以堂·吉訶德為代表；一極以哈姆雷特為代表。……以深思憂郁而論，陳寅恪是接近哈姆雷特的。”
——對于這樣一位有著甘地的氣質、哈姆雷特的性格的學者，對于這樣一位曾經留學于日本、德國、瑞士、法國、美國16年、精通十余個國家的語言、且廣泛涉足于佛學、史學、文學等諸多領域的教授，毛澤東賜予他的評價是“國寶”，同事們贈予他的稱呼是“活辭書”，學生們給予他的贊譽是“教授的教授”……傅斯年說過這樣的話：“陳先生的學問近三百年來一人而已！”吳宓則慨嘆曰：“吾必以寅恪為全中國最博學之人。”
然而也正因為如此，當戰爭——生靈涂炭的戰爭從天而降時，他所受到的傷害也就最深最重。賈植芳曾經這樣總結過：“……自1937年抗戰開始，中國的知識分子就進入了另一個時代，再也沒有窗明幾凈的書齋，再也不能從容縝密地研究，甚至失去了萬人崇拜的風光。‘五四’時期知識分子以文化革命改造世界的豪氣與理想早已夢碎，哪怕是只留下一絲游魂，也如同不祥之物，伴隨的總是擺脫不盡的災難和恐怖。抗戰以后成長起來的知識分子只能在污泥里滾爬，在濁水里掙扎，在硝煙與子彈下體味生命的意義……”
——這一年陳寅恪已年近半百，這一年他的事業正如日中天。對于這樣的遭際，陳寅恪曾寫下兩句詩：“近死肝腸猶沸熱，偷生歲月易蹉跎。”上句表明了他于戰爭中的立場，下句表明了他于戰亂中的無奈……
陳寅恪、唐筼和他們的三個女兒
殘剩山河行旅倦 亂離骨肉病愁多
戰爭爆發之前，陳寅恪為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的教授，并于歷史系和中文系開設了“西人之東方學之目錄學”、“唐代西北史料”、“魏晉南北朝隋唐史”、“《高僧傳》研究”、“佛經翻譯文學”、“文學專家研究”、“蒙古源流研究”等一系列的課程。據說當年—即1926年清華國學研究院剛成立時，在是否聘任陳寅恪的問題上，梁啟超與校長曹云祥曾有過如下的一段對話——
曹問：“他是哪一國博士？”梁答：“他不是博士，沒有任何學位。”曹又問：“他有無著作？”梁答：“沒有任何著作。”曹搖頭了：“既不是博士，又沒有著作，這可就……”梁生起氣來：“我梁某也沒有博士學位，但著作算是等身了，然而全部加起來卻還頂不上陳先生的寥寥數百字有價值。好吧，你不請，就讓柏林大學和巴黎大學先下手為強吧！”曹一聽，竟然連外國人都如此推崇，當即便簽下了聘書。
就這樣，從來不為“學位”而讀書的陳寅恪回國了，并以“精博宏通的國學大師”的身份跨入了令人仰慕的清華國學研究院。據說他是第四位受聘者，其前還有梁啟超、王國維、趙元任。與此同時，名聲大振的陳寅恪還受北京大學之邀，為其歷史系的學生講授“佛經翻譯文學”和“蒙古源流研究”；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聘請，兼任其研究員及歷史組主任；受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的聘任，出任其編譯委員會的委員……這時的陳寅恪可謂是躊躇滿志，意氣風發——于學術研究方面，進入了他的黃金階段；于生活方面，亦步入了最為富足、最為安定的時期。
羅香林這樣回憶陳寅恪的授課——“陳師每次上課，必攜帶要引用的書籍多種，以黃布包裹，拿到教室，放在講臺。遇須引證的重要文句，亦必寫在黑板。……進入課室，就提出要講的專題，逐層闡釋，講至入神的地方，往往閉目而談，至下課鈴響，還在講解不停，真是誨語諄諄，從無倦容。而其風度和聲音笑貌，也最為學生所神往。”
藍孟博這樣回憶陳寅恪的學問——“每到他家，身上總帶幾本小冊，……先生叫我們喝葡萄酒，我們便問其來歷。他于是把葡萄原產何處，原名什么，葡萄酒最早出現何處，稱什么，何時又傳到何處，一變成為何名，如此這般，從各國文字演變之跡，看它傳播之路徑。這些話我們都記在小冊子里，日久之后，積了不少小冊……”
然而，1937年的這場罪惡的戰爭，卻無情地擊毀了這一切——包括陳寅恪那從容的治學和怡然的心境！
陳寅恪的一家是于1937年的11月3日撤離北平的：先乘火車至天津，再坐輪船到青島，最后又換火車一路南下，經過濟南、徐州、鄭州、漢口……直至11月的20日，才終于抵達目的地——湖南長沙；在這里，清華與北大、南開三校合并成立了“臨時大學”。這一路上，陳寅恪沒有留下日記，但他的家人們卻有著這樣的回憶——夫人說：出天津東站時，“幾乎擠散”，“我和寅恪各抓緊一個大小孩（流求9歲，小彭7歲）。王媽抱著才四個多月的小美延。當時必須用力擠著前進，一家人緊緊靠攏，深恐失散。”在濟南車站上，“人滿得擠不上車”，“幸虧劉清揚先生眷屬已先上車，幫助我們每個人由窗口爬進。他們還讓給我們三個座位。……除吃奶小孩外，兩個大小孩睡在地上。三個大人只得筆直地坐著，轉動亦不容易。”女兒流求則記得，為了防止走散，父親讓她背熟了沿途的所有站名以及相關的人名和地址……
但是不曾想，長沙并非他們流徙的終點—數月之后，臨時大學奉命遷往昆明，陳寅恪一家不得不再次踏上漫漫的征程。固然，這是特殊的戰爭年代，在這特殊的戰爭年代中，像這樣的顛沛流離也并非陳寅恪一家。但是他與別人不同，妻子體弱，孩子年幼，因此甫抵香港即先后病倒。先是夫人心臟病發作，繼是小女高燒不退，全家不可能再繼續一道前行了。為此，陳寅恪只得獨自一人赴昆明，而將病妻與弱女留在了舉目無親的港島上。但是又不曾想，云南的“瘴氣”同樣沒有放過陳寅恪，他也被擊倒了。兩地的相思，同病的相憐，煢煢孑立的陳寅恪在凄冷的病榻上吟出了這樣的詩句：“家亡國破此身留，客館春寒卻似秋。雨里苦愁花事盡，窗前猶噪雀聲啾。”
當年同在西南聯大教書的錢穆，曾在回憶錄中提到過這樣一件事：1939年的寒假，他獨身一人隱居在宜良北山的巖泉寺中，潛心撰寫《國史大綱》。一日陳寅恪來訪，見狀不禁慨嘆道：“如此寂靜之境，誠所難遇，兄在此寫作真大佳事。然使我一人住此，非得神經病不可。”此時的錢穆，家眷同樣不在身邊，但是陳寅恪的牽掛卻要比他沉重得多——畢竟香港不同于內地，更畢竟妻女們如今是“寄人籬下”。長女流求曾這樣回憶她們滯留于香港的日子：“父親的薪水為舊國幣，不斷貶值，寄到香港后，換成港幣很難維持生活。”為了節省開支，她們曾先后六次搬家，而母親和妹妹的病，更使她束手無策：“三妹將滿周歲，染上百日咳，晝夜尖聲咳嗽，足足折騰了三個多月，此后她更加瘦弱。……母親病情最危重的時刻，由許地山伯母協助才住進醫院。我作為家中最大的孩子，那時剛滿10歲，雖然心里害怕，可并不懂事，也不知該做些什么事……”這就是陳寅恪所說的“非得神經病不可”的原因——他不僅鞭長莫及，而且是無力相助。
好在機運總算眷顧了他一次——那是1939年的春天，英國皇家學會授予陳寅恪研究員的職稱，牛津大學亦聘請他為該校歷史上第一位中國籍的教授。以前陳寅恪曾堅定地表示過：“狐死正首丘，我老了，愿意死在中國。”但是這次他卻迫不及待了，他給校長梅貽琦寫信：“弟于牛津教書實不相宜，故已辭謝兩次。后因內子有心臟病，不能來昆共聚一地，種種不便，……故不得不試為一行，其實為家人可共聚一地計也。”“現中英文化協會雖借款300鎊作路費，但須償還，且不能過久。現內子在港醫藥即挪用此款，故弟更不能不去英矣。”——一向清高孤傲的陳寅恪，終于向現狀“折腰”了。
然而，命運卻又偏偏多舛——1939年的暑假，當他前往香港奔走辦理全家人的護照時，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了，航路中斷，英國之行成為泡影；1940年的暑假，他再次赴港等候機會，駐英使館卻送來了這樣的通知：“應聘之事須延緩一年。”然而，更加不曾想到的是，恰于此時，日軍切斷了廣西與越南的國際交通線，鎮南關失守，陳寅恪被阻隔在香港，進退維谷了。
為了養家糊口，陳寅恪只得臨時就任香港大學的客座教授。學校和住所相距甚遠，一個單程就得花去兩個小時的時間。然而，就連這樣的日子也沒能維持多久——第二年太平洋戰爭爆發，香港淪于敵手！由于消息中斷，大后方的師生們竟一時不知陳寅恪的下落，在西南聯大的壁報《論壇》上，甚至出現了《悼陳師寅恪》的文章……一直到了1942年的5月，在中央研究院、中英文化協會和西南聯大的共同努力下，總算為陳寅恪籌集到了三萬余元的路費，陳寅恪這才終于逃離陷城，與家人一同返回大陸——13歲的大女兒記得登上輪船后的情景：“南海水天一派灰暗，狂風巨浪使輪船左右顛簸，多數乘客都暈船臥倒。”年僅5歲的小女兒則記得發生在她身上的事情：“……背著一個小背袋，里面裝著幾件常穿的衣物和本人及家長的姓名等，以防我丟失后，好心人能幫我找到父母。”
九死一生的陳寅恪實在是疲憊不堪了——位于樂山的武漢大學請他去講學，他謝絕了；位于李莊的中央研究院送來聘書，他退回了。他在給友人的信中這樣寫道：“久勞之后，少息之余，愈覺精神疲倦不堪，百病轉發，心跳不眠等癥，漸次復見，又有瘰疬及目眩之病。”于是他在桂林落下腳來，只為能少受一些旅途的勞頓。小女陳美延回憶道：“良豐山上住的房子很簡陋，人住的房子可能還有幾個鐵馬釘用于梁和柱間的加固，茅草頂的廚房可就一顆鐵釘也找不到了。有一次風雨襲來，我們站在住人的房子里，眼睜睜地看著大風把廚房的墻吹倒，大家慶幸當時沒人呆在廚房里。父親除了有課的日子要走下山到廣西大學上課外，其余時間就在這種簡陋的房子里伏案看書、寫文。這個‘案’其實就是一個大箱子，坐的自然就是一張小木凳了。”陳寅恪則以詩句中記述了他的心情：“大賈便便腹滿腴，可憐腰細是吾徒。九儒列等真鄰丐，五斗支糧更殞軀。”
然而，瞬息萬變的戰局就連這樣的生活也沒能讓陳寅恪繼續過下去——1943年的夏天，戰火逼近廣西，他們一家不得不再次踏上逃難的旅程。當年的美延雖然年幼，但她卻終生難忘一路的困苦與艱辛：“母親在路上得了痢疾，病情嚴重，到貴陽就無法再走了。而我也不時發燒，晚上就由父親照顧我這個病孩子。……后來父親也病了，等母親稍好，我們又繼續上路向四川進發。到重慶父母接連生病，不能成行，跟著二姐和我出麻疹，出疹后我又得了個瀉肚不止的病。總之全家輪流生病，好不容易才到了成都。”……學生蔣天樞和藍孟博得知老師抵蓉后立即趕來探望，但他們看到的竟是這樣的一幕：陳寅恪一臉病容地斜靠在榻上，卻一眼瞥見了他倆手中拎的三罐奶粉，于是他迫不及待地探起身來：“我缺乏的就是這個，才會病成這樣！……”
——這就是戰爭！這就是給陳寅恪帶來無限傷害的戰爭！它令滿腹經綸的學者漂泊無定，它令月薪480元的教授買不起一罐奶粉！陳寅恪終于寫下了這樣的詩句：“殘剩山河行旅倦，亂離骨肉病愁多。……萬里乾坤空莽蕩，百年身世任蹉跎。”他真的是欲哭無淚了……
滄海橫流無處安 藏書世守事尤難
其實要說苦難，流離失所也好，貧病交困也好，這對于一名學者——尤其是像陳寅恪這樣的大學者來說，都還不算是最致命的；戰爭所給予他們的最大傷害，應該是“藏書世守事尤難”。在他們的一生當中，最珍貴的東西就是書；在他們的一生當中，最主要的生活方式也同樣離不開書：購書、讀書、教書、寫書……當年在清華園時，陳寅恪的學生們無不記得：“他的書房中各國各類書均有，處處是書，我們進去要先搬搬挪挪才能坐下。”他的晚輩們也清楚地記得：“寅恪叔購書成癖，毫不吝惜。……每年春節琉璃廠市集期間，他總要去逛舊書攤，一去就鉆到舊書攤中流連忘返。”為了讀書，他13歲即出國留學；為了讀書，他直至39歲才想到結婚成家……
戰爭打響了，清華園外炮聲隆隆，清華園內的陳寅恪仍在潛心讀書——他在比較“熊十力之新唯識派”與“歐陽競無之唯識學”在解釋佛經時有什么區別，他更在孜孜矻矻地與同仁們展開爭辯。就連吳宓也不得不由衷地感到欽佩：“寅恪仍安靜讀書，我宜效法。”
1937年的7月28日，駐守北平的中國軍隊被迫撤退，獨自一人住在清華園中的陳寅恪不得不放下手中的書，隨著大批的難民逃進城內，與家人相守在姚家胡同3號的寓所之中。生命是無虞了，但他卻放心不下書房中的那些未能轉移出來的書籍和手稿。侄子陳封雄則當仁不讓地“奉命于危難之間”了——“總算雇了一輛出租小汽車，由我乘車去搶救。慌亂中，我只能把他書桌內外一些手稿及書桌周圍的書胡亂地裝滿一車。汽車剛要駛出清華大學西校門時，正好碰見一輛日軍坦克迎面駛入，經過檢查，一看都是線裝書，就放行了。當時日本飛機仍在西苑投彈。以后清華大學成了日軍兵營，寅恪叔的《大藏經》和其他許多書就不知下落了。”據陳封雄回憶，這套由日本人刻印的足有二三百卷的《大藏經》，是當年他跟著陳寅恪一同去購買的，價格2000多元，幾乎花去了他數年來的全部積蓄。
然而作為損失，這僅僅只是一個開頭，與后來陳寅恪屢屢遭受的劫難相比，只能算是“小巫見大巫”了。
第二次是在逃離北平之前，由于攜帶不方便，陳寅恪便將自己常用的一批書籍交給郵局寄運，不曾想這一決定竟為他釀成了終生大禍——“當時交通不便，我到長沙書尚未到。不久我又隨校遷云南，書籍慢慢寄到長沙，堆在親戚家中。后來親戚也逃難去了，長沙大火時，親戚的房子和我很多書一起燒光。書的冊數，比現在廣州的書還多。”這是陳寅恪于文化大革命中寫下的交代材料，雖然這些并不屬于他的“罪行”，但從中可以窺見數十年來他耿耿于懷的仍然是這件事情。
其實對于陳寅恪來說，他真正的損失還并不僅僅在于這些書的本身，平時他有一個習慣，即讀書時必須做到“三到”：眼到、心到、手到——凡是有所得抑或有所疑者，立即提筆注在書頁周圍的空白處；等到全書讀畢，只需將這些眉批、眉注、眉識等稍加整理，便是一篇精辟獨到的論文。蔣天樞曾親眼見過陳寅恪的這種“藍本”：“寅恪先生生平讀書，有圈點，志其行文脈絡腮理；有校勘，對本校或意校其偽誤；有批語，眉批或行間批。……用思之細，達于無間，常由小以見其大，復由大以歸于細；讀者倘能由小以見其大，斯得之矣。先生讀書，用思綿密，用語雅俊，立言不多而能發人深省。所記，大抵申抒己見，或取新材料補證舊史；或考校異同，與前賢札記之以鋪敘例證得出結論者，頗異其趣。”因此這一次的損失，對于他來說，已不僅僅是書籍本身了，更有他的“心得”以及諸多文章的“初稿”。
俗話說：“福無雙至，禍不單行。”沒有想到，第二次的打擊尚未平復，陳寅恪又遇到了第三次災難，而且以“價”相論，更是遠遠地超過了前者。——嗜書如命的陳寅恪對其所藏之書頗有三六九等的劃分：遺留在清華園中的那一批，雖說珍貴無比，但非經常所用者；通過郵局寄運的那一批，雖說須臾不可離，也不是最為重要者；他的珍愛，全都放在了隨身所帶的行李內，與他一同從北平來到長沙，從長沙來到香港……但是不曾想，他又大意了！——那是1938年，他從香港取道越南去昆明，為此而特意買了一只高級皮箱以裝載他的手稿和書籍，并交火車站托運。哪知該時的滇越鐵路交通混亂，小偷猖獗。那只沉甸甸的新皮箱竟被小偷誤認為藏有貴重財寶而受到“光顧”。
竊賊得手后大失所望，但陳寅恪的損失卻非同小可——箱子里裝的都是有關蒙古史、佛教史以及古代東方史的書籍，而作為它們的“眉注本”，作為研究者的“半成品”，這次的罹難，則令計劃中的《〈世說新語〉箋證》《〈高僧傳〉箋證》《〈五代史〉記注》《巴利文〈普老尼詩偈〉譯注》《〈蒙古源流〉注》等許許多多的著作再也無法問世！夫人唐筼告訴他人道，這一時期陳寅恪“幾乎得了神經病”。——他的心被人挖去了，他又怎能得以平靜？
然而，令人扼腕的故事還在繼續：那是到了1955年，這批被以石頭“調包”的古籍竟然出現在了越南西貢的書肆上。華僑人士彭禹銘購得其中的《新五代史》批注本兩冊，但是由于越南政府禁止圖書出口，不久彭家又遭遇兵火，失而復得的它們最終還是化為了灰燼。
當然，經過這幾次的損失之后，陳寅恪也并非空空如也——在他的手邊還幸存一部帶有眉批的《通典》。于是1939年他便據此完成了《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一書，并隨后寄往上海，交商務印書館出版。然而命運之神竟再一次地與他作對，陳寅恪第四次遭遇到了不幸！——上海商務印書館將這部書稿轉交香港印刷廠印刷，但是戰火臨頭，整個工廠連同陳寅恪的心血被一起葬身于火海之中！……今天，人們在書肆中所看到的由重慶商務印書館出版的這部同名的書籍，已非原來的定稿了，而是歷史語言研究所的同仁們大力相助，用他以前的一些舊稿相湊而成。一向嚴謹的陳寅恪不知該說些什么——是喜？是憂？是謝？是嗔？他只能反復叮囑自己的學生：“恐多誤。”
有人曾經拿錢穆和陳寅恪相比：二人同從北平逃亡，但錢穆卻會動腦筋，專門制作了一個帶有夾層的箱子，致使書籍隨身攜帶沒有任何的損失；二人同將書稿交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但錢穆卻小心謹慎，親自赴滬辦理，致使他的著作能夠順利出版……這究竟是性格的原因呢，還是命運的使然？陳寅恪真是倒霉透頂了，他在詩句中寫下這樣的心愿，而這樣的心愿在戰火紛飛的年代里卻是可望而不可及——“滄海橫流無處安，藏書世守事尤難。樸園萬卷聞名久，應作神州國寶看。”
他想的仍然是“書”，夢的仍然是“書”，但是戰爭卻無情地奪走了他的這一切，終于使得原本藏書“處則充棟宇，出則汗牛馬”的學者變成了一無所有的“赤貧”！
陳寅恪故居
流轉西南 致喪兩目
再退一萬步講，書籍的遺失也好，手稿的失蹤也罷，它們畢竟都是身外之物；如果再加上雙目失明，不能讀書，不能寫書，這對于一名從事研究的學者來說又將意味著什么呢？——不幸的是，這種事情偏偏都讓陳寅恪給碰上了！
戰爭爆發之際，陳寅恪的右眼因為視網膜剝離已經失明了，但是他卻毅然地依靠他唯一的左眼，和夫人一道帶著兩個剛上小學的女兒以及一個襁褓中的嬰兒，開始了逃難的歷程。稍有一些醫學常識的人都知道，這樣的眼病是不能勞累的，是必須立即治療的。但是陳寅恪為什么急著要走，甚至等不及父親陳三立的出殯？原因無他，只是不愿多作一天亡國奴。
在吳宓的日記中有這樣的記載——1937年9月23日：“2：00步行至西四牌樓姚家胡同3號陳宅，祭吊陳伯嚴先生（三立），行三鞠躬禮。先見登恪，后見寅恪。寅恪述病及所感。寅恪甚贊同宓隱居北平讀書一年之辦法，惟謂春間日人曾函邀赴宴于使館，倘今后日人逕來逼迫，為全節概而免禍累，則寅恪與宓等，亦各不得不微服去此而他適矣。”
老舍于城陷之前說過這樣一句話：“一個讀書人最珍貴的東西是他的一點氣節。我不能等待敵人進來，把我的那一點珍寶劫奪了去。”面對敵寇的入侵，陳寅恪說出的也是完全相同的內容：“為全節概而免禍累！”
陳寅恪出身于中國近代史上著名的“義寧陳氏”。這個家族不僅輩出文化名人，而且以堅貞的愛國主義精神一脈相承——祖父陳寶箴，入京會試時，恰逢英法聯軍火燒圓明園，他遙望其沖天大火而擊案痛哭，并毅然放棄科場進取，投身軍旅，以身報國；父親陳三立，得悉有人散布亡國言論，怒然相斥道：“中國人難道連狗彘都不如？”為此絕食五日，憂國而逝……因此，陳寅恪是背負著國恨與家仇上路的——這時的他又怎會顧及到自己的眼疾？又怎會顧及到眼疾的進一步惡化呢？
關于陳寅恪的右眼，有著各種不同的說法——有人說，這是因為父親慷慨赴死，致使他悲痛過度而失明；有人說，這是因為他平時看書太多缺乏休息，而終致傷害……但不管怎么說，陳寅恪上路時只是病其一眼，至于最后兩眼雙雙失明，他自己的結論是：“流轉西南，致喪兩目。”
那是1944年的初冬，已經來到成都且于燕京大學教課的陳寅恪，一天突然憂心忡忡地對學生們說：“我最近跌了一跤后，唯一的左眼也不行了，說不定會瞎。”不曾想沒過幾天，悲劇竟發生了！——那是12月12日的清晨，陳寅恪醒來之后發現眼前一片漆黑，他看不見任何東西了。人們都說“久病成名醫”，右眼的病變應該使他清楚地知道如何保護剩下的左眼：第一不能受到磕碰；第二不能用眼過度。但是自逃亡以來，由北平而長沙，由長沙而香港，由香港而昆明，更尤其是后來那桂林、貴陽、重慶、成都的一路顛簸，一路勞頓，又怎能保證左眼不再繼續受到損傷？而且每到一地，只要稍一安頓下來，他便急不可耐地要看書，要工作——抵達成都僅僅一年，他就寫出了《以杜詩證唐史所謂雜種胡之義》等11篇論文，以及《元白詩箋證稿》一書的主體內容。昏暗的燈光，過度的疲勞，他的左眼又怎能保證不再繼續受到傷害？當年正在中學讀書的陳流求，清楚地記得——“期末考試評卷后，要把分數及時無誤地登記在細小的表格內，父親實感視力不濟，極其無奈，只得叫我協助他完成這項費眼力的工作。”
粘合視網膜的手術是在成都存仁醫院做的，吳宓不僅經常去看望老友，而且在日記中留下了詳細的記載——1944年12月18日：“探寅恪病。今日下午左目將行割治。筼夫人在側。”12月19日：“往存仁醫院視寅恪，僅得見夫人。筼言，開刀后，痛呻久之。又因麻醉藥服用過多，大嘔吐，今晨方止，不能進食云云。”12月21日：“探寅恪病，甚有起色。……筼阻寅恪勿多言勞神，宓遂辭出。”12月23日：“探寅恪病。僅見筼夫人，言寅恪又不如前，不消化，失眠等。”12月24日：“探寅恪病，轉佳。筼夫人議，欲得寧夏產而在寶雞可購之枸杞子煮汁，制糖膏，或以羊肝及羊胎、熊膽等食寅恪以益VitaminB1B2，而使寅恪身強，血多，目明。”12月28日：“探寅恪病，方眠。筼夫人言，昨夕醫言割治效果不佳，致寅恪大憂戚煩躁不安，日來健康又損。”12月30日：“探寅恪病，方食。后筼夫人送出，秘告：醫云，割治無益，左目網膜，脫處增廣，未能粘合，且網膜另有小洞穿。寅恪未知此層，已甚焦煩云云。”……就這樣，手術徹底失敗了。在醫療技術和醫學設備都不能保證的戰爭年代里，醫生們不僅無法讓陳寅恪重獲光明，而且還將他的視網膜弄皺，致使后來赴國外治療時，亦無力回天了。
陳寅恪的精神被徹底擊垮。他還有多少壯志未酬，他還有多少著作未寫——多年來他一直有一個宏愿：撰寫出一部能夠超越《資治通鑒》的《中國通史》，再撰寫出一部令世人警覺的《中國歷史之教訓》。早在住院之前，他給李濟和傅斯年寫信道；“若忽然全瞽，豈不大苦，則生不如死矣！”如今當這一悲劇“不幸而言中”時，他只能留下這樣的詩句了：“天其廢我是耶非，嘆息萇弘強欲違。著述自慚甘毀棄，妻兒何托任寒饑。”
病榻上的陳寅恪確實是悲涼之極，學生們憐惜自己的老師，自動組織起來輪班陪護。王鐘翰這樣寫道：“既病，食量大減，靠打針和服維生素B來補充營養。須知當時打一針所費甚昂，維生素B價亦不貲，且不易得。陳師母（唐筼女士）為買一藥，四處奔波，實在是煞費苦心，盡力支撐。”蔣天樞則在《陳寅恪先生編年事輯》一書中寫下這樣的“按語”：“如非日本挑起太平洋戰爭，赴英倫之舉或終能成行。先生離北平時，右眼視網膜已發現剝離現象，若得至英倫，眼疾當可醫治痊復，不致終于失明。天歟，際遇之不幸歟？”
是啊，假如能有“如果”的話，陳寅恪完全不至于雙目失明——如果當年他不急于離開北平，如果后來他不拼死逃出香港，如果……不是曾有人于陷城之中給他送來了急需的大米？不是曾有人于失業之時高薪聘請他去主持“東亞文化協會”？但是陳寅恪全都斷然拒絕了—他不會接受這“嗟來之食”，更不會接受這“嗟來之職”。
當年身陷香港的情況，他曾詳詳細細地寫信告訴傅斯年——
“弟當時實已食粥不飽，臥床難起，此僅病貧而已；更有可危者，即廣州偽組織之誘迫，陳璧君之兇妄，尚不足甚為害，不意北平之‘北京大學’亦來誘招，倭督及漢奸復欲以軍票20萬（港幣40萬）交弟辦東亞文化協會及審定中小教科書之事，弟雖回絕，但無旅費離港，其苦悶之情，不言可知……”
他真的是走投無路了，但他也真的是堅不附逆；他明白如何保持文人的氣節，他更明白如何做一名堂堂正正的中國人！
……那是在二戰結束之后，陳寅恪應牛津大學之邀，前去講授東方漢學。在座的中國女教授陳衡哲這樣評價他的學問：“歐美任何漢學家，除伯希和、斯文赫定（地理考古）、沙畹等極少數外，鮮有能聽得懂寅恪先生之講者。不過寅公接受牛津特別講座之榮譽的聘請，至少可以使今日歐美認識漢學有多么的深度，亦大有益于世界學術界也。”
實可惜陳寅恪再也看不見講臺下的這一切了。——如果沒有這場戰爭，如果沒有顛沛流離的生活，如果沒有書籍的遺失，如果沒有雙目的失明……那么，他的學術研究又將達到一個什么樣的水平呢？他的研究成果又將達到一個什么樣的高度呢？
——陳寅恪，1890年生，1969年去世。抗日戰爭結束的那一年他55歲。具有著甘地氣質的陳寅恪、具有著哈姆雷特性格的陳寅恪、具有著“近三百年來一人而已”之博學的陳寅恪，實是中國文人中的一個典型。他的意義不僅在于他所受到的苦難——作為“國寶”級的人物，戰爭對于他的摧殘，也是對于整個中華文化的摧殘；他的意義更在于他所表現出來的不屈——他始終沒有倒下，始終沒有放棄，始終堅守著“文人”的崗位。是的，還有誰的磨難比他更深呢？還有誰的成就比他更高呢？失明后的他，照樣講課，照樣著述，照樣寫出了《元白詩箋證稿》《論〈再生緣〉》《柳如是別傳》等一系列嘆為觀止的著作。無怪乎他的助手黃萱要發出這樣的感嘆：“寅師堅毅之精神，真有驚天地泣鬼神的氣概！”而這，也正是中國文人的精神，也正是中國文人的氣概；它顯示出了中華民族的不屈，它展示出了中華民族的驕傲！
黃永玉填寫的陳寅恪的碑文：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作者小傳：
陳虹，女，江蘇作家協會會員，南京師范大學社會發展學院教授，碩士生導師，研究方向為中國現當代文化史。主要著作有：《陳白塵評傳》《管文蔚傳》《日軍炮火下的中國作家》《日軍炮火下的中國文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