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原軍區司令員時的李先念
李先念是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軍事家，黨和國家卓越的領導人。抗日戰爭時期任新四軍豫鄂挺進縱隊司令員，1941年4月該縱隊整編為新四軍笫五師，他任師長兼政治委員。他領導中原抗戰、扼守中原和中原突圍，功勛卓著。晚年他又任中國新四軍和華中抗日根據地研究會名譽會長，對新四軍歷史的研究和編寫，非常關心，作了許多指示。在他誕辰100周年之際，特撰此文以資紀念。
起步中原——一位“給舊社會做棺材”的將星脫穎而出
李先念1909年6月23日生于大別山南麓、湖北省黃安(今紅安)縣的一個偏僻山村的貧苦佃農家庭。他讀了兩年私熟，便輟學進入一地主家開的雜貨店當學徒。一貧如洗的家庭，卑微的社會地位，失學的打擊，學徒的屈辱，貧富懸殊的現實，鑄就了他愛打抱不平的性格，在他幼小的心靈中埋下了對舊社會深深的仇恨。他在家鄉跟親戚學木工，后到武漢一家棺材鋪學做棺材，廣泛接觸社會現實，耳聞目睹洋人的耀武揚威、軍閥的連年混戰、地主資本家的殘酷剝削、官府的昏庸腐敗，加上頻繁的自然災害，造成中原大地貧困落后，勞動人民掙扎在生死線上，使少年李先念萌生了思變圖強改變命運的念頭。
北伐軍攻占武昌，大革命的浪潮沖擊中原大地，共產黨發動的工農運動席卷大別山區，李先念受到革命思想熏陶，卷起鋪蓋，返回家鄉，聯絡農友，在共產黨人的引導下，先是加入農民協會，繼而秘密加入共產主義青年團，帶領農友打土豪劣紳，斗反動地主，四鄉農友都知道他是地主惡霸的死對頭，窮苦農友的好帶頭人。
1927年春夏，蔣介石、汪精衛叛變革命，地主豪紳進行瘋狂的反攻倒算，白色恐怖籠罩中原大地。就在革命處于低潮時期，1927年11月14日，李先念率農軍參加了第一次“武裝奪取縣城”的黃麻起義。這是繼南昌起義、湘贛邊秋收起義之后的又一次工農起義，開創了大別山區工農武裝奪取政權，實行工農武裝割據的先河。這年年底，18歲的李先念加入中國共產黨。有人開玩笑說他是“做棺材出身的”。他說：“我是給舊社會做棺材的。”從此，李先念走上了救國救民的革命道路。
1929年春，李先念率農民游擊隊編入中國工農紅軍，同年冬奉命轉地方擔任中共區委書記，后擔任中共陂安南縣委書記、縣蘇維埃政府主席。1931年10月，他帶領陂安南縣300余青年參加紅軍，擔任紅四軍笫十一師三十三團政治委員。從此在徐向前總指揮領導下，參加鄂豫皖蘇區的創建和反“圍剿”斗爭。他率領的紅三十三團紀律嚴明，作風頑強，戰術靈活，戰績突出，被上級命名為“共產國際團”。1932年7月，李先念擔任紅十一師政治委員，在紅四方面軍撤離鄂豫皖蘇區，向西作戰略轉移中，他率中原子弟兵轉戰5000余里，參與創建川陜革命根據地。1933年在反“三路圍攻”作戰中立新功，24歲就升任紅三十軍政治委員。他在方面軍的統一指揮下，挫敗了劉湘部10個月的“六路圍攻”，沖破敵人的“川陜會剿”，于1935年3月參加紅四方面軍長征，6月率先頭部隊攻占懋功，在此迎接紅一方面軍。當晚，向中共中央領導人毛澤東、周恩來、朱德、張聞天等匯報了川西北地區的敵情、社情。毛澤東緊握李先念的手說道：“名不虛傳，果真英雄出少年！”
1936年6月，李先念任北上先遣軍司令員兼政治委員，率部三過草地。10月，紅一、二、四方面軍會師后，奉命西渡黃河，執行寧夏戰役計劃。1937年3月西路軍失敗后，他受命于危難之時，以非凡的毅力，冒著死亡的危險，率西路軍余部翻過祁連山，穿越戈壁沙灘，從星星峽經哈密進至新疆迪化(今烏魯木齊)，為黨保存了一批戰斗骨干，輾轉回到延安。被毛澤東譽為不下馬的將軍。李先念以他的勇敢與智慧，成為紅四方面軍中杰出的將領，在紅軍的戰史上寫下了光輝的一頁。
威震中原——實施對武漢日軍的戰略包圍
抗日戰爭爆發，正在延安學習的李先念，為貫徹“發展華中”的戰略方針，奉毛澤東和劉少奇之命，帶著黨的六屆六中全會精神，南下中原，任中共豫鄂邊區省委軍事部長。當時，武漢淪陷不久，豫鄂地區是中日兩軍相持的前線，是日偽、頑、我互相爭奪的戰略要地。1939年1月李先念率160余人的豫鄂獨立游擊大隊，從河南確山竹溝出發，會同陳少敏、朱理治、任質斌、陶鑄、楊學誠、許子威、鄭紹文等，執行開創武漢外圍敵后抗日根據地的戰略任務。他依靠中共地方組織打下的基礎，在日偽頑勢力的夾縫中，采取“見縫插針，遍栽楊柳”的辦法，先后會合和匯集各地共產黨組織的零星游擊隊，穿珠成串，使抗日武裝像“滾雪球”一樣迅猛壯大。
1939年6月，京山養馬畈會議統一了豫南、鄂中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武裝，公開打出新四軍豫鄂獨立游擊支隊(后改稱豫鄂挺進支隊)的旗幟，李先念任司令員，下轄4個團隊。同年11月，四望山會議決定統一整編豫鄂邊、鄂豫皖、鄂中抗日武裝。1940年1月，新四軍豫鄂挺進縱隊成立，已發展到9個團隊，9000余人。
1941年4月，豫鄂挺進縱隊整編為新四軍第五師，李先念任師長兼政治委員，全師1.53萬余人。到抗戰勝利時，已發展成為擁有5萬雄師，30萬民兵的強大武裝。
李先念創造性地廣泛開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工作，和李范一、李相符、李德純、孫耀華、蔡韜庵等進步人士實行了真誠合作。積極爭取西北軍、川軍、桂軍合作抗日，和原西北軍何基灃、張克俠部保持秘密聯系。通過愛國人士楊經曲，爭取漢陽偽自衛軍1500余人反正參加新四軍。先后有李正乾部、廖友三部等12支共6000余偽軍反正投奔新四軍第五師。
遠離延安總部和新四軍軍部而孤懸中原敵后的李先念部，高擎抗日旗幟，在“軍事笫一，勝利笫一”的口號下，以靈活的游擊戰術，積極打擊日偽軍，余家店首戰告捷、夜襲云夢縣城、憨山寺伏擊日軍、朱堂店新街退敵、坪壩三捷，威震武漢；1941年8月，襲擊孝感縣城，全殲日軍宣撫班；1941年至1942年，三打漢陽侏儒山，殲偽定國軍笫一師汪步青部5200余人。李先念指揮部隊跳躍回旋，采取“敵進我進”戰術，以弱勝強，取得鄂東、鄂中以及襄西、天漢、信南等地反“掃蕩”作戰的勝利，擊退日頑持續8個月的狂風暴雨的夾擊，12月粉碎日偽軍對大悟山的14路“鐵壁合圍”。一系列作戰沉重打擊了中原地區的日偽軍。先后對日偽軍作戰1260次，殲滅日偽軍4.37萬人。
在錯綜復雜的日、頑、我三角斗爭中，面對日頑夾擊的嚴峻形勢，李先念利用日頑矛盾，采取“背頑面敵以對敵，背敵面頑以對頑”的方略，力避兩面作戰，打破危局。1940年和1942年，發起大、小悟山戰役，還擊國民黨鄂東行署主任兼鄂東游擊總指揮程汝懷部，打退了國民黨的反共高潮，使自已處于主動地位。毛澤東在1940年的“五四指示”中贊揚“李先念縱隊反對頑固派對鄂中和鄂東的進攻的自衛戰爭……是絕對必要和絕對正確的。” 1944年的三保大悟山戰斗，保衛了根據地；先后對頑軍進行自衛反擊作戰870余次，殲頑軍3.27萬余人。
李先念貫徹以發展圖生存的指導思想，1941年10月，指揮部隊開辟川(漢川)漢(陽)沔(陽)地區，形成從西線包圍武漢的戰略態勢；同時，派一部東進鄂皖邊，保衛和加強戰略包圍武漢的東線抗日陣地；1942年5月，派一部挺進鄂南地區，建立以幕阜山為中心的鄂南游擊根據地，形成由南線戰略包圍武漢之態勢；1944年7月，李先念派部隊開辟豫南、豫中抗日根據地，從北面實施對武漢日軍的戰略包圍。最終形成了從四面八方包圍武漢日偽軍的戰略態勢。在抗日反頑作戰勝利的基礎上，先后創立了地跨鄂、豫、皖、湘、贛5省近9萬平方公里的根據地，解放了1300多萬人口，建立了7個專署38個縣的抗日民主政權。在中華民族抗戰史上留下了不朽的篇章。王震曾撰文指出，抗戰時期“先念同志己經成為比較成熟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軍事家了”。
扼守中原——肩負戰略牽制重任的鐵拳
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民族戰爭的硝煙剛剛散去，內戰的陰霾又籠罩中國大地。蔣介石為獨占抗戰勝利果實，恢復獨裁統治，在和平談判的煙幕掩蓋下，借助美國軍艦、飛機運兵，搶占各戰略要地和交通樞紐，向各解放區進逼，國共全面內戰日益迫近。
李先念以軍事家的戰略眼光，深知中原解放區扼控江漢要沖，是蔣軍出川進攻華東、華北、東北的嚴重障礙，形勢嚴峻。為執行中共中央關于“應準備調動兵力，對付內戰”的指示，李先念知難而上，決心留守中原。他和鄭位三、陳少敏、任質斌等共同向中共中央建議：(一)在大別山西部、桐柏山東部，建立“反內戰基地”；(二)八路軍南下的王震部、河南軍區的王樹聲部和新四軍笫五師合為一體，三軍會師桐柏，形成鐵拳。為適應形勢，組建野戰縱隊，實現由游擊兵團向野戰兵團的轉變。為牽制敵人，決定于10月20日發起桐柏戰役，以求“合力一戰，以確立中原大局”。桐柏一戰，殲敵7000余人，解放桐柏、固始、平氏、隨縣、棗陽、新野、唐河以及白兆山等地。中央來電肯定這一仗“吸引了劉峙五六個軍對著你們，這就大大幫助了劉伯承在平漢線北線作戰(即邯鄲戰役)……雖然最近你們自己的勝利不大，但在整個戰略配合上作用是極大的。”陳毅后來也指出，中原軍區這個“鐵拳擺在蔣介石面前，這就把老蔣很大部分兵力吸引在中原，阻滯了國民黨軍隊進軍華東、華北各個戰場，為戰略全局爭取了時間。”
1946年春國共停戰協定墨跡未干，國民黨就破壞停戰協定，仗著他們的優勢兵力和裝備，不斷向中原解放區進逼，封鎖中原軍區。中原軍區部隊迫不得已節節退讓，被包圍在以宣化店為中心，方圓不足100公里、人口僅40萬的狹小區域。在內無糧草，外無援兵的極端困難條件下，身為中原軍區司令員的李先念，為忠實執行中央關于牽制國民黨軍，掩護全國各解放區戰略轉變的任務，率6萬子弟兵，冒著巨大的危險，不惜忍受艱苦、作出犧牲，堅守中原10個月。
正如李先念指出的：“在1945年8月至1946年6月的10個月時間內，中原我軍6萬英雄兒女，把國民黨30萬余軍隊牽制在中原地區，這就有力地支援了華東、華北和東北地區兄弟部隊，為做好迎擊蔣介石發動全國內戰的準備，贏得了寶貴的時間。”
突圍中原——全國解放戰爭首戰告捷
為揭露國民黨大舉進攻中原軍區部隊的陰謀，1946年5月，周恩來偕軍調處執行部視察宣化店。雖暫時阻止了國民黨軍的進攻，但周恩來告訴李先念：和平決不可能，內戰難以避免。你們一面要拖住敵人，盡量延長時間，一面要隨時做好迎擊敵人進攻的準備。“到時來一個四面開花，作戰略轉移。”
當獲悉蔣介石已密令鄭州綏靖公署主任劉峙指揮30萬大軍對中原軍區部隊實行“嚴密封鎖，分進合擊，徹底消滅”，并計劃于6月26日開始兵分4路向宣化店發起進攻，7月1日發動總攻，48小時內“一舉包圍殲滅”中原軍區部隊時，李先念臨危不驚，指揮若定，根據中共中央“準備實圍”的指示，集體研究確定了突圍的方向、路線、時機、作戰方式和轉移終點。6月21日電告中共中央：“我們處在四面嚴重包圍之中，向東向北突圍已不可能，決定主力向西突圍。”“即經鄂中分兩個縱隊，分別向陜南及武當山突圍，然后轉至陜甘寧邊區。”中共中央完全同意李先念等的意見，23日復電：“同意立即突圍，愈快愈好”，“生存笫一，勝利笫一”。
接中央電示后，李先念等果斷決定主力分南北兩路向西突圍，留一部分就地堅持，掩護主力西撤，鄂東、江漢、河南軍區部隊分別在東、西、北線分路突圍，相互策應。怎樣才能取得突圍戰役的勝利？久經沙場富有經驗的李先念懂得，在敵軍重兵圍困下實施突圍，一是要掌握突然性，他在宣化店導演了一場“空城計”。擺出一副駐扎不動的假象，麻痺敵人，出敵不意，搶在敵人發起總攻前，于6月26日連夜指揮主力突圍；二是采取聲東擊西的戰術，迷惑敵人。他派出一個旅(皮定均旅)向東佯攻，吸引敵軍向東攔截，而掩護主力向西突圍。三是避實擊虛，以非凡的膽略，以神猛的戰斗動作，越天河口，搶渡唐白河，強渡丹江，血戰南化塘，突破敵軍吹噓的5道“鋼鐵防線”，粉碎敵軍多次的追堵，終于勝利地實現了戰略轉移，保存了主力，保存了干部，使國民黨妄圖消滅中原軍區部隊的陰謀徹底破產。毛澤東評價說：“整個突圍戰役是勝利的”，“關系全局甚大”。
當李先念率部突出敵軍封鎖線，尚未完全擺脫敵軍的追堵時，接中共中央7月5日電示：“你們任務是活動于鄂西北、豫西南廣大地區，一面保存自已，同時鉗制大量敵人，對全局貢獻極大”。盡管這些地區人煙稀少，給養困難，部隊生存條件差，但李先念為了戰略全局的利益，堅決執行中共中央的指示，率部就地堅持，轉戰豫西、陜南、鄂西北，創建游擊根據地，繼續牽制敵人24個整編師，對保衛延安和陜甘寧邊區，對各解放區的作戰，都起了支持作用。
主政湖北——奠定中原發展的基礎
1947年5月，新的中共中央中原局成立，鄧小平任書記，李先念任笫二副書記，同時任晉冀魯豫野戰軍副司令員。8月李先念率由原中原軍區突圍部隊改編的晉冀魯豫野戰軍第十二縱隊，從山西晉城南下，重返中原，于11月與千里躍進大別山的劉、鄧大軍會師。李先念率部打回江漢，參與領導了解放中原的斗爭。
中原地區解放后，1949年5月，李先念任中共湖北省委書記、湖北省政府主席、湖北軍區司令員兼政治委員，主持湖北省黨政軍全面工作。李先念從埋葬舊社會，轉向建設新社會，從革命轉向執政，從武裝斗爭轉向經濟建設，在這翻天覆地的歷史大轉折時刻，這位上馬能治軍，下馬能安民的李先念，便全身心地投入醫治戰爭創傷、穩定社會秩序、鞏固新生人民政權的工作，本著以人民利益為最高利益的原則，領導開展各項建設工作。
湖北省解放之初，災害頻仍，廣大農村數百萬災民流離失所，衣食無著。李先念時刻關心著人民群眾的生活，把抗災救災工作當作頭等大事來抓，千方百計安排災區移民生活，組織群眾生產度荒。但要從根本上使人民能安居樂業，李先念認為還是要抓生產建設和經濟工作。
1949年12月25日，李先念在湖北省委會議上指出：“生產問題必須提到首要地位。必須加緊生產建設，才有可能克服財政困難，改善人民生活，減輕人民負擔，從而使貧困的中國變為富強的中國。”他要求共產黨員努力學會做經濟工作，抽調干部加強經濟戰線。他告訴廣大干部：“革命的根本目的是要解放與提高生產力，改善人民的物質生活、文化生活，歸根到底是為了使人民經過自己的勞動而吃得好、住得好、穿得好、玩得好。”這位深知群眾疾苦的領導人，從當時的實際情況出發，提出生產建設“應以農業為主”，他認為“農業基本問題是水利問題”，水旱災害“是廣大干部和人民群眾最苦惱的問題，更是關系千百萬人民生死的問題”。為此，他提出“擋”、“排”、“蓄”的治水方略，在步驟上確定“先小后大，先急后緩”的方針，在全省恢復和整修了一批小型水利工程，1952年修建了麻城大坳水庫等一批中型水庫。接著李先念又提出治理長江、漢水的設想，領導軍民于1954年建成了荊江分洪大型水利工程，造福湖北和下游省市。在農村經濟初步恢復后，李先念又提出應將工作重心轉向工業，“省委的方針就是以城市為主，工業為主。”抓工業，首先發展重工業，他認為“重工業是一切經濟的基礎，有了重工業，輕工業才能發展，商業才能發展，農村才能機械化。”
李先念在湖北省執政5年多，為鞏固新生的人民政權，改善人民的生活，日夜操勞，使湖北省的經濟得到迅速恢復和發展，在經濟建設方面所取得的成就超過了國民黨統治湖北22年的總和，為湖北省的經濟進一步的發展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充分體現了李先念執政為民的共產黨人的政治本色，在湖北人民心目中留下了偉大的人民公仆形象。
情系中原——念念不忘老區父老鄉親
1954年9月，李先念奉調中央工作，先任國務院副總理兼財政部長，后位至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軍委常委、國家主席、全國政協主席，可謂位高權重。在繁忙的黨務、政務、國務活動中，他仍眷戀著生他養他的中原山水，時刻關注著中原地區的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關心中原廣大人民生活狀況，他忘不了相濡以沫，患難與共的老區鄉親。他的根在中原，他一生情系中原。
李先念說：“我是國家的副總理，不是湖北的副總理”，“我是國家主席，不是紅安縣的主席”，他關心支持中原地區的建設，但他從不給家鄉人開“小灶”，搞特殊，故鄉建設需要資助，都是通過組織安排，不是由他個人私自照顧。在堅持統籌兼顧、綜合協調，全國“一盤棋”思想指導下，李先念同樣關注中原的經濟建設，抓大工程、大項目的建設，如武漢鋼鐵廠、“二汽”、焦枝鐵路、丹江口水電工程、葛洲壩工程、三峽工程等，都有李先念的一份心血和汗水。
李先念9次回湖北，其中6次到武鋼；5次到宜昌，5次到襄樊。李先念一直關心、支持三峽工程建設，他說：“從勘測、設計到施工的全部過程和每一環節都要嚴格把關，一定要做到整個建設工程萬無一失。這是千年大計，萬年大計，關系到長江流域億萬人民生命財產安全的問題。” 1992年李先念已病重住進醫院，他還對去看望他的湖北省領導同志說：“三峽在湖北，湖北要出大力、作大貢獻。在征地、移民、支持工程建設上，顧大局、講風格”。他關心“二汽”(1992年更名為東風汽車公司)建設，對人事安排、工廠布局、裝備采購、防患山洪、改革發展以及政治思想工作等方面，都有具體細致的指示和部署；他關心和支持丹江口水利樞紐工程建設和發展，為工程調撥資金，指示要把丹江口水利樞紐工程建成造福子孫后代的生態工程，要成為綜合效益發揮最好的水利工程。
李先念關心中原人民的生活。1960年，他來到河南信陽光山縣調查研究，了解那里一些農民骨瘦如柴，許多人得了浮腫病，甚至餓死人的情況時，他流淚了。他批評有些干部虛報產量，隱瞞鋨死人的實情。每次見到故鄉來的人，都要問家鄉人民的生活情況，聽到故鄉有發展就十分高興。他提倡家鄉種樹綠化，發展多種經營，治理污染，既要“靠山吃山”，也要“吃山養山”；既要“靠水吃水”，還要“吃水養水”。1989年他來到丹江口，了解到丹江口水利工程防洪、發電、灌溉、航運及養殖等累計綜合效益相當于工程投資的14倍時，他高興地笑了。
李先念對革命老區懷有深厚的感情，紅安是黃麻起義和鄂豫皖蘇區的搖籃，李先念5度回鄉看望父老鄉親，每次回鄉不是到烈士陵園去憑吊犧牲的戰友，就是走訪烈士家屬，他親筆為黃麻起義主要領導人之一的吳煥先烈士題寫墓碑。他關心革命老區的經濟發展，要求各級干部多扶持、幫助革命老區休養生息脫貧致富。戰爭年代，革命老區犧牲大、破壞大、貢獻大，他語重心長地說：“我們不把老區建設好，就對不起老區人民。”
李先念一生為中國革命的勝利和新中國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建立了不可磨滅的功勛，不愧為忠誠的共產主義戰士，人民的好公仆。中原的山水人文哺育了李先念，李先念為解放、保衛、建設中原作出了巨大貢獻；李先念從大別山麓的一個貧苦農民的兒子，成長為我軍的高級將領、黨和國家卓越的領導人，不愧為中原驕子，中華驕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