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鈔廠所印鈔票
初到軍部
1941年我從抗大五分校分配到新四軍財政經濟部，部長是朱毅。在那里工作的還有陶濤、閔之、吳茵等大學生，駐在鹽城小馬溝的一座很大的民宅中。
我們抗大五分校調來的女同志有麥潔紅、錢君芳、曾華、唐翠英、藕淑英等數十人，一起進入會計訓練班學習。老師講的借貸方面的知識，不知老師說的是何方方言，課聽不大懂，還學習打算盤。我想，我們不是說打鬼子嗎，怎么做起商人來了？
朱毅部長好像知道我的心思，親自給我們來上課。他講，革命也需要當家理財，學借貸、打算盤，才能記賬算賬。光有革命的思想還不行，我們手中的武器就是算盤，同樣是為了打鬼子！毛主席說：“發展經濟、保障供給”是總方針，財經戰線上的開源節流、公私分明、反對貪污浪費、保衛革命的財產、廉潔奉公，就是支援前線，我們也是英勇的抗日戰士。
此后，我們逐漸安下心來學習，老師的話也慢慢地聽懂了。訓練班結束后，我分配到江淮銀行總行金庫任出納。在一起的還有蘇甦，組長陳克秋，指導員李為真，支部書記金遜，副部長李人俊、駱耕漠，營業科長顧忱遙，營業員唐翠英，會計股長徐里程，會計錢君芳等。
當時工作駐地的印象到現在還記得很清楚，有柜臺、欄桿，總行的金庫有一臺鐵保險柜，財政經濟部的金庫只是許多木箱子，即時結算還是用法幣。
1941年4月，江淮銀行總行開始營業。我記現金出納賬，每日在窗口。經常開黨小組和支部會，空下了，就看三姐程瑞蒙給我帶來的馬列主義書籍，還能到泰山廟聽薛暮橋講政治經濟學課（排以上干部）。我一到泰山廟就想溜去看在軍部工作的三姐。有次卻不見人影，后來才知道她調到鹽城城區任區委書記了。我怪她走了也不跟我講一聲。
有一天銀行很熱鬧，是為了慶祝朱毅與陶濤、劉少奇與王前結婚。在后大廳中央放了兩張大圓桌，陶濤、王前各一桌，朱毅、劉少奇未出席。大家圍坐在桌邊，我們抗大女生隊的一幫就擁在銀行金庫門口鼓掌，要她們講戀愛經過，她們不肯，結果反是我們給大家唱了一首歌，才算結束。我送王前同志到大門時，才知道她是一位醫務工作者，比我大一歲。
在這里，我還當過一回愛情使者。一封從上海寄來的，寫給我表哥鮑汗青的情書，陳邦堯的親筆。陳后來是我表嫂，表哥當時在軍部敵工部工作。
有次到駱耕漠辦公室，他說認識我的大哥——在安徽銀行工作的程瑞謙，這給我傳遞了一個久違的消息，我小時候才見過他兩次。
在兩淮鹽務管理局的日子
1941年8月，日本鬼子大“掃蕩”鹽城。我們跟著李人俊副部長行軍到了蘇中區，我和錢君芳暫借給蘇中區行政委員會領導下的兩淮鹽務管理局，那里原有大量的留用人員，沒有新四軍的干部。錢君芳管印鑒，我是會計。去的當天下午突然通知情況緊急：鬼子下鄉“掃蕩”了。我們緊急集合后，指派我和錢君芳去河邊的一小茅草棚中暫時躲避。我倆鉆進了一間空蕩的既矮又潮、只有一扇窗子、又是朝河方向開著的窩棚式土屋。我們蜷縮著身體，貼墻各站在窗的一邊，一個望東，一個望西，心想，鬼子上岸怎么辦？因為我們穿的是軍裝，誓死不當俘虜。想著想著，忽然聽到汽艇的馬達聲，我們屏氣觀望，想必是鬼子來了。果然，汽艇由遠而近轟鳴而來。我們攥緊拳頭、提心吊膽地清楚地看到船頭有5名持槍的日本兵，我們就在他們的眼皮下面，他們稍作環視就緩緩而去。真好險啊！幸虧沒有碼頭，他們沒有上岸。
等到天大黑了，李人俊副部長趕來通知集合時，我們看到一大隊人，他們是兩淮鹽務管理局的全部留用人員，都背著行李。他們害怕游擊生活，準備走，只有趙鵬一人留下來。這樣，諾大的一個兩淮鹽務管理局，就由周邨局長、錢君芳和我三人接管了，成立了三人黨支部，周是書記，錢是宣傳委員，我是組織委員。以后調來了一些干部。
業務上，我們依舊沿用過去的稅票，蓋上兩淮鹽務管理局的公章、發給稅務員。每當稅務員來繳款時，都是行色匆忙，經我們清點后，立即簽點新的稅票給他們。由于稅票須是簽發時蓋章，所以經常是通宵不眠。天亮稅務員來領時，也來不及問姓名，就匆匆而去。
稅務員工作的危險性非常大，由于身上有大量的現金，又不一定能帶槍，一遭遇敵人就很難避免犧牲了；有的同志將稅款保留下來了，人卻犧牲了，由新的稅務員來完成任務。在我們的稅務機關被敵人的“清鄉”、“掃蕩”摧毀時，他們就分散成幾個游擊組，與敵人拉鋸式地周旋，保護和運送稅款高于自己的生命。他們知道稅款對革命的重要性，他們用生命和智慧與敵人爭奪稅收的精神催人淚下，他們的事跡將在人間永存。
我們是活金庫
征收和保管稅款是極其重要和危險的工作，都是由我和錢君芳兩人負責，后來又有吳蓉同志。我們把錢放在特制的布背心中。領導怕我們不肯穿，特選了好看的紅格子布做了背心。它有三排方形的口袋，口袋上有繩子可系，一排8個，放的是法幣和金條。規定我們每天穿著貼身睡覺不能脫，以應對敵人的突襲和“掃蕩”。
我們是活的金庫，行動靈活，但也沉甸甸的，心情從不放松，睡覺從不踏實，責任重大啊！行軍時，前后都有部隊，緊跟在局長后面被人保護，分散時，也離駐地不遠，白天也不可隨意外出，隱蔽行事。等到稅款收到一定數量解繳軍部時，才可脫下背心，那時是最輕松的，像放假似的，可以美美地睡一個好覺。
我們三人組成的這個活金庫，同住一個房間，與內部及外界都基本上隔絕，基本封閉的生活已經養成了習慣，也沒有什么人來打擾我們。某一天，忽然門前站了一位身穿灰色棉襖的人說要找我。我不認識此人，不敢接近。
他說，你是程瑞蒙的妹妹吧！因為程瑞蒙是我姐姐的緣故，我才敢稍近一點。他又說：“我是你的姐夫洪隆（馮少白）。”
他要執行任務趕路，要盆熱水燙燙腳。我在房內將水倒給他，他在外屋的地上洗完腳后，送我一支華孚牌的鋼筆，就匆匆地走了，我還從未見過這么好的筆呢！還沒說上話，他就走了。
1942年6月，李人俊副部長又將我和錢君芳調回新四軍軍部財經部，為建江淮印鈔廠到了阜寧縣內的羊寨鎮以南的洪廟。
我們的印鈔廠
我們來到洪廟在后廳休息時，見到了副廠長胡金魁，后面跟著一位女同志叫楊湘君，說是從軍部黨校來的。還有華中局派來的政工干部朱庭光，田平、李斌等。
從那以后，我就見到由上海陸續運來的印刷機、凹凸版機、油墨和印鈔紙、切紙機和烘干機等。
后來，還來了一些印鈔技術工人周關通、周永利、鄭耀祖（組長）、石銀寶（組長）、陳良等女工和女同志楊映秋、余翠英、許基、金玉、吳鋒、文俊、勞志涵、李萍、陳真、繆啟芳、劉景秋、李桂英等等，全廠有300多人。
然后，就開始了緊張的勞動。將三臺印刷機放在中廳一字排開，中廳的東側放切紙機，先由切紙機開始進入三道印刷、檢票、檢號后，印出普通的江淮券，是像印刷報紙一樣的平紋，紙張是一般的印鈔紙。
凹凸版印鈔機放在后廳，印鈔紙先經過濕處理后，經過凹版，清版、加墨，放紙壓印，烘干等程序，即成半成品。凹版印刷要求精確度高，所以，廠房明亮。壹元券用的是特制的印鈔紙，紙是淡粉紅色中間有細紋并有防偽標記圖案的細條油墨，突出發亮，高質量的江淮券。
1942年7月，印鈔廠全面開工時，陳毅代軍長親臨現場視察。因為工人爭分奪秒地干活，就沒有召開大會和請陳毅講話。陳代軍長所到之處，工人們都向首長敬禮致意。全廠上下和陳軍長的心都在一個目標上，那就是多印快印！因為華中各地的法幣仍然是主要的流通工具，由于交通的阻隔，造成法幣（特別是小額面值的法幣）很難得到補充，形成根據地市場流通籌碼的嚴重短缺，偽幣乘虛而入，急需我們的江淮券去搶先占領市場，解決短缺，暢通流轉，因而印鈔廠就是戰場，印刷的速度也就成了“革命的速度”、“戰爭取得勝利的速度”。
由于法幣的貶值，又侵入我根據地掠奪物資，我們江淮銀行規定，禁止法幣在我根據地流通，進入根據地的法幣必須按比值換成江淮券，把換來的法幣拿到敵占區購買我們所需的物資。因而，我們的江淮券一出，根據地的老百姓無不喜稱之為“抗幣”。從而，保證了抗日戰爭中根據地經濟的繁榮和貨幣的穩定，也保證了人民的利益。
為了這個目標，干部和工人還知道敵、偽、頑三面夾擊中有如此安定環境來之不易，都在忘我地勞動。我們終于贏得了敵后的6個月寶貴的時間（1942年6月至12月），部分完成了小額江淮券（即1角、2角、1元）的印制和發行任務。在這5個多月的時間內，生產了抗幣9475500元，為鹽阜和蘇中根據地的經濟建設作出了貢獻。
我也常常是一個人去阜寧財經處到駱耕漠那里向唐翠英領取現金，背著一挎包錢回來。記得有一次，去時晴天，回來卻遇傾盆大雨，我被淋得像個落湯雞，還要涉水過河。回來時一頭撞上李人俊副部長，問我怎么回事，我赤著腳，水從身上流到地上，也來不及回話，就搶先把未濕透的放錢的挎包交給錢君芳，總算保住錢物沒有“泡湯”。
一天，我在凹凸版看試車，忽然廠長胡金魁叫我，說門外有人找我。來人被攔在門口，也不讓我出去，這可急壞我了。保密制度可嚴了，費了許多周折，我才沖出洪廟的大門口，見到一個穿軍裝騎馬的人，原來又是我三姐夫洪隆。他只是說去三師黃克誠部經過我這里順便看我，他下馬在門外轉了一會兒就走了，也未提及我三姐在哪里。
1942年底，敵人的“清鄉”、“掃蕩”更加殘酷，軍部號召實行精兵簡政，印鈔廠也動員一批女工回上海，留下的人準備撤出洪廟，轉移到海船上去生產。我們加緊把半成品的鈔票制成成品，忙了就睡在鈔票上，把機器拆卸包裝好運到海邊打埋伏。由軍部調來的政工干部也隨李人俊副部長回軍部了。在轉移行軍的路上，我忽然發現少了錢君芳，一打聽，才知道她被在阜寧縣委工作的姐姐要去了。這時，我又一次感到孤單，離開了朝夕相處的抗大老同學，又一時斷了和姐姐的聯系。這時的我才18歲。
海上印鈔廠
我們印鈔廠的隊伍雖然比不上正規軍，但也精干靈活，大家背著背包，轉移到蘇中東臺海邊鹽墾區，繼續生產江淮券。
1943年1月，我們在總指揮羅湘濤指揮下，與海霸（海匪）進行了艱苦卓絕的斗爭。我們的海上印鈔廠在弶港與掘港之間的海面上來回航行，陸地上有敵偽頑的夾擊，形勢嚴酷，生活艱難，沒有淡水、蔬菜，加上波濤洶涌，暈船嘔吐，沒有冬衣凍得發抖。而凹凸版印刷機也不能正常工作，印刷機只有在潮水退時，由舒琪、陳真在艙中印刷。我們也只有在退潮時，在海灘上撿些海蜃子當菜吃，潮水來了就上船。情況緊急時就得立即開船，與海匪周旋。
緊張過后，也有平靜的片刻，船飄在海上，我們坐在船幫上，看到海里的魚，看到圓形透明的活海蜇浮游在海上，它的頭部在下面，在陽光的照耀下甚是美妙壯觀。
雖然堅持了一段時間，還是不行，因為海匪的猖狂，退潮時也不能下船了，我們只能在海上打游擊，每天都要在遠海活動。我們隨指揮船游擊了一段時間，形勢稍好后才得以上岸，先在鹽區一帶活動，住在燒鹽的鹽鍋旁。有一次，我們在開支部大會，從鹽民那里買了鮮黃豆莢，就放在鹽鍋上蒸，一會兒剝出黃豆吃，那才好吃呢！又嫩，又有一點咸味，真是一頓美餐，使我至今難忘。
寬闊的鹽場，一望無際。我們就在這里度過了一個寒冷的冬天，每天靠范仲云外出帶回的淡水、糧食、蔬菜度日，雖然生活工作還很艱苦，但是大家在一起過著集體生活，感情上非常溫暖和快樂，印刷工作也順利多了。
春天來了，有從延安來的文藝干事教我們唱歌，雖然鹽場只有兩種顏色，有了我們的歌聲，生活就多姿多彩了。
小海戰斗勝利之后，一天印鈔廠廠長胡金魁帶我去小海鎮上逛了一圈，用公款買了一只皮掛包發給我。這包前面有鎖。從此，我“口袋賬”就搬了新居，背起來在行軍到目的地時，集合在一起，范仲云來找我領錢時，我就將掛包反過來放在膝蓋上給他辦理。凡是收支必須經過胡廠長簽字或蓋章方可領款或支出。不定時地將月或季的報表附單據送到審計委員會審計核銷，我就是那時的“掛包會計”。直到1944年的車橋戰役后，我淮南、淮北、蘇北、蘇中四個戰略區連成一片時，印鈔廠轉移到了寶應安豐的林上莊，才開始了更大規模的生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