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源（左）與蕭軍（中）、蕭紅（右）在一起（一九三六年）
近日，在省直機關的一幢宿舍樓內，記者拜訪黃源的夫人、新四軍老戰士巴一熔老人。巴老雖年過九旬，但精神矍鑠，思維敏捷。談起風雨同舟60多年的黃源，她一下子打開了話匣子。巴老說：黃源一生有三個亮點：白色恐怖中和魯迅相交十年，成為入室弟子和戰友；參加新四軍加入共產黨，皖南事變突出重圍；首倡領導主持改編昆曲《十五貫》，受到毛主席、周總理表揚。
魯迅的學生與戰友
1927年蔣介石叛變革命，白色恐怖嚴重，10月3日魯迅從廣州到了上海。10月25日，魯迅應上海勞動大學之請，前往該校作《關于智識階級》的演講。正在該校編譯館工作的黃源，被指定為魯迅演講的記錄人。黃源一邊認認真真地聽，一邊恭恭敬敬地記，并于當晚將記錄稿整理成文，由校方送交魯迅審閱后在黃源編的校刊上發表。過了3天，魯迅又在江灣立達學園作《偉人的化石》演講，黃源又被請去作記錄，并請魯迅審閱了記錄稿，參加了校方召開的座談會，經校長匡互生介紹近距離認識了魯迅。隨后黃源赴日留學，1929年回國，在滬寫作、翻譯。
1933年春茅盾主辦大型《文學》刊物，魯迅是編委和主要撰稿人，黃源任編輯，和魯迅時有來往。
1934年8月，經茅盾推薦，黃源擔任魯迅、茅盾、黎烈文共同創辦的《譯文》雜志編輯，直接在魯迅和茅盾的領導下工作。前3期《譯文》，是魯迅親自編好，黃源當助手。由于他勤奮好學，深得魯迅和茅盾的賞識。魯迅提議，從第四期開始，《譯文》的編輯工作全部交給黃源。魯迅笑著對他說：“你已經畢業了。”
魯迅長黃源27歲，黃源一直視其為父輩，對其無比敬仰與尊重。自從認識魯迅后，他經常收到魯迅的贈書，也很想買幾本書回贈他。當時，魯迅正打算翻譯《果戈理選集》。一天，黃源在靜安寺的一家外文書鋪里看到一部德譯本《果戈理選集》，共6本，18元。他就買了下來，并在第一冊扉頁上寫了“魯迅先生惠存”字樣，興致勃勃地拿去送給了魯迅先生。魯迅很高興地接受了贈書（后來他翻譯果戈理的《死魂靈》時，用的就是這個本子）。魯迅考慮到黃源收入少，一下子買這么多書送給自己，會影響他的生活，要付書錢給黃源。黃源堅持不要，雙方推辭半天。最后，黃源懇切地說：“先生，這是我誠心誠意送給您的，我已在書上題了送您惠存的字了，怎么好再收您的錢呢？” 魯迅翻開第一頁一看，的確有黃源贈送的簽名。他接著翻看了其他5本，忽然靈機一動說：“那就這樣吧，我接受你送的簽了字的這一冊，其余的5冊，還你15塊錢。” 黃源無法再堅持，只好同意。
由于魯迅和黃源同處于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侵略與反對“文化圍剿”的生死搏斗之際，為著共同的革命文學事業，他們結下了極其深厚的戰斗友誼。據統計，僅見于《魯迅日記》記載的，他們互通書信、相互走訪、投寄稿件的往來就達150多次，其中黃源到魯迅寓所達100多次。黃源給魯迅的信有27封，而魯迅致黃源的信現存的有38封，可見魯迅和黃源關系之密切。
1936年，由于左翼內部宗派主義作祟，有人毫無根據地指責、攻擊和中傷黃源，魯迅十分生氣。他在《答徐懋庸并關于抗日統一戰線問題》一文中，作了義正辭嚴的駁斥，肯定黃源是“一個向上的認真的譯述者，有《譯文》這切實的雜志和別的幾種譯書為證”。魯迅公開宣告，他這樣做，并不只對黃源一人如此，而是他一貫的“交友的道義”。魯迅對黃源十分關心，有一個時期黃源一人在滬生活工作，天天在小飯店吃飯，魯迅怕他營養不良，邀請他每周六晚到他家用晚餐。
1936年10月17日凌晨3時，魯迅的病情突然惡化，到18日早晨已無力說話，但在八九點鐘還問許廣平報紙來了沒有，《譯文》的二卷二期廣告發了沒有？許廣平告訴他《譯文》廣告已登出，他譯的《死魂靈》登在第一篇。魯迅聽了還不滿足，要親自看一看。就這樣，黃源接辦的《譯文》，成了魯迅逝世前接觸的最后一篇文字。
1936年10月19日，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文學家魯迅與世長辭。魯迅逝世兩小時后，許廣平通知黃源，黃源和蕭軍一起趕至魯迅住處。黃源受許廣平之托主持內部治喪工作，連續兩夜參加守靈。出殯時，黃源和巴金、蕭軍等一起，含悲忍痛抬櫬護柩，親手扶靈柩下葬。
魯迅逝世后不久，黃源當即寫了《魯迅先生》一文，寄托自己的哀思，詳細記述了和先生的交往以及見最后一面的情況。又受許廣平委托，和蕭軍共同編輯出版了《魯迅先生紀念集》一書。
黃源（左二）與何克希（左五）、樓適夷（左一）等戰友合影
新四軍中的文化人和戰士
1937年七七事變后，抗戰全面爆發。上海已聽到日寇炮聲，茅盾的《文學》、黃源主編的《譯文》、黎烈文的《中流》均被迫停刊，他們會商合辦一個戰斗性文藝周刊。此時黃源父親去世，他便回到了家鄉浙江海鹽，料理后事后參加當地的抗日活動。在家鄉，他目睹了國民黨軍的腐敗無能，感到非常失望，便于1938年元旦到了武漢，準備去延安。在武漢八路軍辦事處，得知去延安的路已被國民黨封鎖，而共產黨領導的新四軍已在皖南集中。他就到了金華，與邵荃麟、石西民、駱耕漠、汪瑛四人組成文化代表團，黃源任團長，于1938年底輾轉來到了皖南涇縣云嶺新四軍軍部，軍直專門開了歡迎大會。
1939年元旦過后，項英到蘇南前線視察工作，邀黃源同往。他們先到新四軍二支隊司令員張鼎丞和副司令員粟裕那里，接著就去了陳毅處。陳毅當時是新四軍一支隊司令員，住在江南句容茅山一帶農村。項英視察結束返回皖南軍部，黃源便留在了陳毅處。
項英回去的第二天，陳毅到丹北管文蔚部去，邀黃源同行。當時陳毅正患耳疾，加之腿有傷，便騎了一頭黑驢子。所帶一個警衛班，12人，都是經過戰火磨練的精干小伙子，配備了20響的駁殼，還有一挺輕機槍，一色锃亮的新家伙，且彈藥充足。只是有點委屈黃源，讓他隨隊步行。當時黃源才32歲，身體健康，行軍并不困難。
陳毅又帶黃源到溧陽竹簀橋看望老六團團長葉飛。他們從竹簀橋北上，在句容茅山，巡視了王必成任團長的“老虎團”，在寶堰鎮前隍村看望了第二區區長樊玉琳，在丹陽訪仙橋看望了管文蔚部，然后經金壇、武進、宜興三縣返回溧陽。一路上，黃源親眼看到了日軍犯下的滔天罪行，目睹了新四軍敵后抗戰的輝煌戰果，感受了根據地軍民的魚水深情，非常感動。
陳毅和黃源一路走，一路談，有時住在破廟里，有時住在群眾家，晚上兩人共睡一張床，白天同在一處吃飯，無所不談。黃源過去與魯迅在一起時，談的多是文化上的事，這次與陳毅在一起，陳毅談的是紅軍在中央蘇區同國民黨斗爭的事，三年游擊戰的事，以及新四軍在京滬線打日軍的事，都是黃源陌生的。
黃源回憶說，回到溧陽一支隊司令部后，每天下午，“陳毅與我談他的生平，談他童年的故事，談到法國留學，談在中央蘇區工作的事情。他談得非常生動，給我上了一堂中國革命歷史課。”我們“完全像與朋友在談天，令我終生難忘”。
1939年2月23日，周恩來到云嶺視察，陳毅趕赴軍部。黃源在一支隊繼續待了一段時間后，也返回了云嶺。離開溧陽時，他又想起初次見面時陳毅讓警衛員買來兩角錢橘子請客的事。新四軍干部當時是供給制，月津貼最高6元錢。拿兩角錢請客，算是一個大動作了。他用筆記下了自己的感慨：“我是靠賣文字生活的窮知識分子，但拿兩角錢請客的窘狀還沒有過。偉大而艱巨的斗爭，貧困而廉潔的生活，能參加這樣的戰斗集體，我很興奮，深以為榮！”
回到云嶺后，黃源對項英表達了愿意長期留在新四軍的想法。項英安排他任軍部文委委員，主管文學創作和編輯出版，并主編《抗敵》雜志的文藝副刊和《新四軍一日》。1939年10月，經馮定、彭柏山介紹，黃源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在皖南事變中，隨軍部行動的黃源與軍首長走散，跟隨一個連隊突出了包圍圈。軍長葉挺以為他“陣亡”了，在獄中給周恩來的信上寫道：“黃源也死于這次皖南慘變。”據此，《新華日報》編輯石西民在重慶《新華日報》上發了《憶黃源》的悼念文章，第一句話就是：“一個不幸的噩耗終于得到證實，魯迅先生的高足，《譯文》雜志的主編者黃源先生是死了。”
黃源是怎樣突破國民黨軍包圍逃出來的呢？他跟隨一支新四軍小股部隊沖下山去，半路上黃源和警衛員抓了一個國民黨四川兵，一路上逢著關卡押著俘虜回口令，后來又裝扮成賣竹籃老板，和竹籃小販走小路到鎮江，再到丹陽，輾轉來到上海，找到許廣平，見到地下黨，地下交通送他到鹽城。此時已任新四軍代軍長的陳毅見到黃源，喜出望外：“我們以為你盡忠報國了！”為此，陳毅特地送黃源一盒雪茄煙，以示對他“死而復生”的獎勵。
從此以后，一直到抗戰勝利，解放戰爭勝利，重返大上海，黃源一直在陳毅領導下工作和戰斗，兩人結下了牢不可破的友誼。1972年1月6日陳毅辭世，黃源痛不欲生，屢屢申言：“在我一生中，給我影響最大最深的有兩個人，一個是魯迅，一個是陳毅。”
巴一熔老人和兒子黃明明在一起
一出戲救活了一個劇種
1943年2月，黃源到了浙東抗日根據地。兩年后浙東行政公署成立，黃源負責文化和教育工作，并兼任浙東魯迅學院院長。這期間，他發現和培養了許多優秀文藝人才，領導創作、改編了一些好劇目。1945年撤退到淮陰，黃源任蘇皖邊區政府華中文協主席，組織軍民大會演，所演劇目全部為新編改編劇目。解放后黃源任華東軍政委員會文化部副部長兼黨組書記，做了很多文化接管建設工作。
1955年初華東大區撤銷，黃源從華東局調浙江，任省委宣傳部副部長、文化局局長兼文聯、作協黨組書記，主管文學藝術。他抓文藝隊伍的思想建設，抓“百花齊放、百家爭嗚”方針的貫徹落實，抓文藝創作和歷史劇目的推陳出新，抓越劇改革，尤其是領導主持昆曲《十五貫》的改編，一個戲救活了一個劇種，更是被傳為佳話。
黃源到浙江不久，便投入文化系統的肅反運動之中。在肅反后期定案時，毛主席提出“定案要慎重，不能搞主觀主義”。為此，黃源很擔心運動中出現主觀主義。
1955年秋的一個晚上，“國風”劇團要在杭州三元坊解放劇場演出昆曲《十五貫》，黃源請上海電影局長張駿祥前往觀看，看后兩人一致認為是出好戲。黃源覺得這部戲可以改編成反對主觀主義的。當天晚上，黃源顧不上休息，翻閱昆曲老本子，又找出梅蘭芳送給黃源的昆劇原本《雙熊夢奇案》，第二天又把劇團《十五貫》演出本調來看。經過深思熟慮，他決定親自掛帥，組織領導小組，改編《十五貫》。在劇本討論會上，黃源談了自己的想法：把《十五貫》改編成反對主觀主義的戲，把原戲兩條主線變為一條主線，加強況鐘與過于執兩個人物之間的戲劇沖突……
在黃源的領導下，鄭伯永、陳靜等改編小組成員夜以繼日，黃源每晚和他們一同討論修改，只用了二十幾天工夫，便完成了《十五貫》的改編和排演。黃源決定先在上海打開局面。上海市委領導陳丕顯、魏文伯，中宣部長陸定一，上海市委宣傳部長石西民等觀看了演出，十分贊賞，群眾反響強烈，報刊上好評如潮，陸定一建議赴京演出。
1956年4月，昆曲《十五貫》應邀赴京演出，黃源因工作繁忙無法前往，派省文化局副局長陳守川帶隊。劇團到北京后，先在前門的廣和樓劇場演出，得到田漢、梅蘭芳的大力支持。中宣部文藝處處長林默涵觀賞后，向公安部長羅瑞卿推薦。羅瑞卿看了這個戲，直接去見毛主席，說：“一個公安戲很好，請主席去看。”
4月15日，《十五貫》進中南海懷仁堂演出，毛主席親臨觀看，拍手叫好。毛主席看了兩遍，指示三點：祝賀《十五貫》的改編和演出都非常成功；要推廣，凡適合演出的都可以根據各劇種的特點演出；對劇團要獎勵。
4月18日，《人民日報》發表了田漢執筆的社論：《從“一出戲救活了一個劇種”談起》。
4月19日，周恩來總理觀看演出，接見了全體演職員，高度評價了《十五貫》。稱昆劇“《十五貫》的演出復活了昆曲，為‘百花齊放，推陳出新’奠定了基礎”。“《十五貫》有著豐富的人民性，相當高的思想性和藝術性”，“《十五貫》教育我們做‘官’的人，讓我們想一想，是不是在真正為人民服務”。
一夜之間，首都北京形成了“滿城爭說《十五貫》”的盛況，劇本被譯成七國文字。
黃源1957年被錯劃為右派，1980年正式平反，浪費了23年美好時光，及至老年黃源僅寫了幾本書《魯迅給我信的注釋》《在魯迅身邊》《黃源回憶錄》等。
2003年1月2日，98歲高齡的黃源老走了。
黃源和昆曲結下了不解之緣。在與病魔抗爭的最后時刻，他對家人說：“我走時送我的音樂應該是昆曲。” 黃源老走了，給他送行的不是人們耳熟的哀樂，而是老人自己選點的《哭皇天》《菩薩蠻》《苦伶仃》三個昆曲曲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