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公量
3月的一個下午，記者如約來到新四軍老戰士丁公量老人的住所拜訪。丁老家中陳設簡樸，但不乏書香氣息。半天的交談，這個年近百歲的老人依然精神矍鑠，爽朗大氣。他動情地講述自己的年少時光、青春歲月，歷歷往事生動而具體；談起早年革命生涯，令我們身臨其境，感受到那個時代青年的愛國情懷和精神風貌。
官宦公子匯入革命洪流
丁公量1921年10月出生于浙江定海北門一名門望族。祖父丁七爺在清朝時當過縣官，父親辛亥革命之后當了浙江定海縣第一任縣長，可以說是官宦之家。父親愛好中國的文化傳統，所以丁公量一直讀的是私塾。后來隨著形勢的變化，學堂多起來了，在母親的敦促下，1934年丁公量去考舟山中學，并被錄取。
從中學時代起，因家境衰落，丁公量便脫離了“少爺”生活，走上了自立的道路。面臨失學，他勤工儉學，通過同學關系找到了為民政科抄戶口簿的工作，抄一本兩角錢。他白天認認真真上課，晚上就在煤油燈下抄寫，有時通宵達旦；星期天更是充分利用，躲在小房中抄寫。這樣邊打工邊讀書，他才得以勉強讀完中學。家境衰敗后的苦難給了他生活閱歷，也給了他跟窮人之間溝通的基礎，讓他對社會的不平不公有了一個直接的體驗。這也是他年少時就產生革命意識的一個原始的動因吧。
91歲的文化名人馬相伯與9歲丁公量的合影
舟山中學（原定海公學）的創辦人劉鴻生先生，聘請了當代教育家黃炎培、陶行知、陳鶴琴擔任辦校顧問，負責教學課程的設計，以及延聘師資等有關事宜。在三名教育家的熱心指導和幫助下，舟山中學的師資陣容之強為全國同類學校所罕見。其間，有不少國內名師和進步教師（包括多名共產黨員）。在他們的影響下，丁公量接受了革命思想的最初啟蒙。1935年，年僅14歲的丁公量參加了抗日救國童子軍。
1936年3月31日，丁公量作為18名童子軍代表之一，由蔡煥、華恩熙老師率領赴杭參加浙江省第五次童子軍大檢閱。他和陳安羽等四人代表學校參加雙旗筆書旗語比賽，四人分成兩組，一邊打旗語，一邊記錄，以出色成績為學校爭得了榮譽，獲得了全省第一。1936年10月，在南京舉行了全國童子軍第二次大檢閱暨大露營活動。全國一萬多童子軍聚集南京進行了有史以來規模最大的檢閱活動。時任童子軍會長的蔣介石和宋美齡一起檢閱了童子軍。丁公量作為舟中派出的代表之一，參加雙旗筆書旗語比賽，又獲得第一。
最讓丁公量難忘的是，他在檢閱結束后，和同學一起專門前往東北流亡學生童子軍的營地看望流亡學生，了解他們的現狀，關注他們的生活。請東北學生簽名時，他們高喊“舟山同胞共救我東北三千萬同胞”！他在心里銘刻下了這句誓言，這為他日后奔赴抗日戰場埋下了不滅的火種。
茅家嶺監獄
1936年上半年，舟山成立了學生救國會，丁公量由上海進步青年楊子華介紹參加了救國會，在共產黨員王起等人的領導下，開展地下工作。第二年他考入上海中法工學院，被選為學生會主席，他組織學生與散布亡國論的學院院長進行了堅決的斗爭。同年冬，他參加共產國際情報組織，任政治交通。
1938年1月，丁公量參加新四軍，同年5月加入中國共產黨。年僅17歲的他，擔任新四軍教導團特派員，曾兩次接受艱巨任務：護送上海地下黨負責人林楓經溫州回上海，途中他機警行事，避開日軍哨卡，確保領導安全，出色完成任務；此后，又赴溫州巧妙接應700名愛國志士來皖南參加新四軍。
皖南事變，掙脫集中營牢籠
1941年1月，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爆發，丁公量時任新四軍教導總隊特派員。教導總隊是軍部的最后預備隊，在皖南事變期間一直跟在軍部后面且戰且退。當時，連日大雨滂沱，道路泥濘，溪水陡漲，給部隊行軍作戰帶來極大困難。最后他彈盡糧絕，極度疲乏，在頑軍的層層圍殲中被俘。
皖南事變后，駐在上饒的國民黨第三戰區司令顧祝同，把被俘的新四軍干部近600人，集中關押在上饒的上下周田村。集中營共分五隊，丁公量被編在三隊，這個隊被國民黨特務們稱為“頑固隊”。他們對被俘人員打、罵、餓等百般折磨，企圖逼他們“自新悔過”。但是，特務的殘酷折磨，并沒有磨滅戰士斗爭的意志。很快，在特務的眼皮底下，他們利用上大課和集中會操等機會，通過聯系，建立了秘密黨組織。丁公量和汪海粟被選為三隊黨支部負責人。當時正值八一，為了紀念這個節日，并借此對被囚同志進行激勵和教育，他請汪寫一篇宣傳教育提綱。在當時那種情況下，汪海粟能夠避開監守的耳目，在短時間內完成任務，著實不簡單。提綱在小范圍內傳閱，加以口頭傳達，大家對此反應強烈，極大地鼓舞了士氣。隨后他們又開展了教唱革命歌曲的活動，大家暗中三五成群，秘密傳唱，進行革命教育。
丁公量在國民黨軍統的姐姐特地趕到了上饒。“我姐姐是專門來保我的，但是沒有見面，就寫了一封信給我，這封信內容是這樣的：你應該在委員長（蔣介石）的領導下，做一個忠實的三民主義的信徒。”很明顯，姐姐希望弟弟能夠通過向蔣委員長表忠心來換得自由。然而她沒有想到，悔過書沒拿到，反倒是收到了一封“訣別信”，丁公量在信中毅然寫到：“同時同地同母生，各走各自道，一刀斷親根，大義賽天高。”
丁公量與老伴蘇菲
這封信表明了丁公量切斷骨肉親情、誓死抗爭的決心。丁公量和被關押在集中營里的革命志士一道，與國民黨頑固派展開了不屈不撓的斗爭。沉重的勞役、殘忍的酷刑沒有讓這些戰士們放棄過希望，斑駁脫落的墻壁上，留下了見證他們信仰的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畫像。“前進前進，我們是鐵的新四軍！”嘹亮的新四軍軍歌在囚牢中回蕩。
與其被動地坐穿牢底，不如選準時機，主動地打破牢籠沖出去，重返革命隊伍。丁公量和獄中的戰友商量，準備秘密發起越獄暴動。
1941年10月，三隊秘密黨支部醞釀在中秋暴動，因叛徒告密流產。特務得知丁公量和汪海粟是“暴動頭子”，對他們一番毒打后，便將兩人秘密關押進了茅家嶺監獄，他們被戴上了沉重的腳鐐，關在一間石頭砌的谷倉里，隨時可能被殺。兩人巧妙地用皮帶扣撬開腳鐐上的銷子，并騙過看守的士兵，幸運地沖出了樊籠！死里逃生，丁公量和汪海粟都異常激動，緊緊地擁抱在一起。
在汪海粟的建議下，他們決定往南走。在躲避集中營追捕時，兩人忍受著饑餓和疼痛，幸運的是一路上得到了不少老百姓的幫助。老鄉見他們兩個身著帶有血跡的軍裝，就告訴他們，這一帶抓壯丁特別厲害，這樣走容易引人注目，提議他們去找當地打得一手好棍棒的“大爺”尋求幫助。“大爺”是個豪爽的人，聽了他們的訴說后，便幫助他們化裝成香菇客繼續上路了。
因為化裝過，并攜帶有“大爺”幫著弄的路條，丁公量膽子就大了些，兩人走上了大路，結果晚上在福建蒲城境內一個叫盤亭鄉的地方，還是被鄉公所抓了壯丁。汪假裝成夜盲癥，逃脫了被抓的命運。丁公量當時正當壯年，就自然被抓了。丁公量和汪海粟這一對生死之交就這樣分別了。
抓壯丁之后丁公量被安排到了新兵連，沒想到國民黨的壯丁隊跟集中營里差不多，每天只吃兩餐，加上餐費層層克扣，到士兵口里的就只有兩碗稀飯，根本不頂飽。有人因忍受不了惡劣的環境，試圖逃跑，但被抓回來就只有死路一條——活埋。那些被抓到壯丁隊的人非常想家，迫切想告訴家里自己的情況，苦于不會寫信，便請丁公量幫助他們寫家信。
丁公量幫忙寫家信寫出了名氣，被新兵連連長提拔了去，做起了新兵連里的抄寫員。“做抄寫有個特權，就是可以出去，自由一些。那時候大家都餓，我就幫助他們買些餅吃。有一次我在外面買餅時，偶遇從集中營逃出來的同志。他們中有個福建人，通過各種途徑找到了地方黨組織，我便設法從新兵連里逃出來了。先是住在他的一個親戚家，等新兵連離開了那個地方才敢出來活動。”就這樣一步一步，丁公量在同志們的幫助下從福建到金華再到上海，最后在上海地下黨的幫助下又回到了新四軍。
英勇機智，情報戰線展身手
1942年12月，丁公量隨部隊前往浙東開辟抗日根據地，由于他在對敵情報戰方面富有經驗，故出任敵工委副書記，負責杭州至寧波沿線城市地工委工作。1945年春，世界反法西斯戰爭格局急劇變化，蘇美兩軍在戰略上占據優勢，攻克柏林，攻占呂宋島，登陸琉球島，日本本土被轟炸遭重創。日本士兵厭戰逃跑，士氣低落，浙東地區的日軍也不例外，時有士兵手持新四軍創辦的日文《解放周報》和投誠通行證，尋找新四軍三五支隊投誠。敵工委在分析形勢后，丁公量率先作出決斷，以組織秘密“策反”行動，加緊編印日文《解放周報》，建立“反戰同盟”等特工斗爭方法，多途徑、大規模地發動對駐寧波日軍的反戰攻勢。在一次大的行動中，敵工委利用日軍一個大隊集中到戲院看電影的時機，事前作出反戰部署，爭取了電影放映員做“內線”，在影院每個座位上放上印有日文的《解放周報》和投誠通行證。當日本兵發現每人拿到的是一份反戰材料時，慌了神、亂了陣。此后，敵軍又陸續個別甚至集體拿著投誠通行證，向新四軍投降。
在朝鮮戰場，丁公量負責的志愿軍第九兵團對敵情報戰屢建奇功，通過誘敵入網，捕獲高級敵特，繳獲軍用物資；采取逆用電臺打反情報戰，與敵斗智斗勇，迫使美軍精心策劃的“兩棲登陸”作戰方案擱淺。對此，羅瑞卿將軍給予充分肯定：“這是我軍保衛部門戰地反情報戰的一個典范，其斗爭手段新穎、成效明顯。”
走近這位可敬的革命老人，細心聆聽他的敘述，我們感受到他堅定的革命信念。也正是他在革命生涯前行中保持信仰不變，宗旨不變，才一次又一次地挺過難關。他用實際行動告訴我們，只有努力過了才能看到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