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抗日戰爭時期，新四軍第七師和皖江抗日根據地非常重視財經建設，取得很大成績，不僅滿足了自身的軍需民用，而且還有力地支援了軍部和兄弟部隊。
設立商行 發展貿易
“設立商行，發展貿易”是皖江抗日根據地的一個顯著特點，也是皖江區黨委審時度勢作出的正確決策。皖江抗日根據地當時面臨的形勢是：敵人占領的是中心城市和重要交通線，生產工業品但缺乏農產品；根據地是農村，盛產農產品，缺少工業品。因此，和敵占區開展貿易交流，既是經濟上的需要，又是一場特殊形式的斗爭。
1943年春夏之交，因上年圩田遭受水災，糧食歉收，個別地方發生了“春荒”。一些地方片面強調穩定糧食價格，禁止糧食出境，同時限制進口貨物，結果造成農民和鄉鎮居民買不到食鹽、火柴等日用品，根據地急需的紙張、布匹、藥品、小五金等物資奇缺。皖中區黨委（后改為皖江區黨委）分析認為，“春荒”是表象，本質是經濟政策上有問題，于是，妥善處理了貨物進口與過境物資的稅收政策，并確定了“以物易物”、“以出養進”的貿易方針。
在貿易活動中，當時敢不敢與敵人的貿易機構進行糧食貿易，頗為敏感。皖中區黨委書記兼七師政委曾希圣認為：如果拒絕了這種貿易，敵人還是可以通過其他渠道的貿易，或進行直接的掠奪，來獲得糧食，而根據地要獲得敵人嚴密封鎖的統制物資，卻是十分困難的，有時還要付出沉重的代價。于是，他果敢地批準了這種貿易。突破口就選在蕪湖“維持會”會長、偽軍糧統購委員會主任汪子東身上。抗日根據地利用他收不到軍糧難以向日軍交差的矛盾，一方面派兵把守通往蕪湖、南京的各渡口，封鎖糧食出口，給汪子東施加壓力，另一方面又約他就貿易問題進行談判。經過談判，最終達成一筆亦軍亦商的特殊交易。條件是：汪子東為根據地采辦以下三類物資，根據地以糧食支付。第一類是軍火物資，如黃色炸藥、雷管、機槍、收發報機等，占總額的30%。第二類是統制物資，如鋼材、銅材、五金、工具和機床等，也占30%。第三類是一般物資，如食鹽、火柴、電池、藥品、雜貨等，占40%。根據地結算時，主要的支付手段是以糧食和山貨作價。
接著，以此為契機，七師敵工人員又通過汪子東的關系進一步打通了與其上司、汪偽南京政府高級經濟顧問日本人楠木的關節。經過接觸，了解到楠木有較強的反戰意識，對中國人民的抗日戰爭也頗表同情，愿意給新四軍提供一定的支援。后來，他不僅為新四軍提供一些情報，多次幫助新四軍第七師采購許多軍需物資，并利用他的特殊身份營救過多名新四軍被俘人員。日本宣布投降后，楠木又動員日軍駐蕪湖部隊吉村隊長，把一批武器彈藥交給新四軍。
皖江抗日根據地不僅與敵偽區開展貿易，而且也同國民黨地區的商人開展貿易。當時，大別山區非常缺乏食鹽，七師就設法用根據地的糧食從蕪湖等地換回食鹽，以食鹽去換取大別山的麻、豆、煙葉等，再以這些土特產從敵占區換回工業品。
為了進一步拓寬貿易渠道，擴大對外貿易，1943年4月，皖中區黨委將設于無為縣三官殿的皖中貨物管理總局遷到無為東鄉湯家溝鎮，并改名為皖中貿易管理總局，還在湯家溝設立了“集成號”商行。湯家溝是七師通往敵占區的東部前沿陣地，地處長江邊上。這里對各方都十分重要。七師利用這一陣地，可以有效地控制皖中地區的糧油輸往敵占區。日偽也唯恐斷絕糧源，不敢輕易地侵占和騷擾湯家溝。因此，湯家溝便成為對外貿易的重要基地。
皖中貿易管理總局成立后，皖中區黨委、行署和七師師部對總局都十分重視。曾希圣經常親臨總局指導，針對部分工作人員存在對與日偽方進行貿易是否會被說成是“通敵”、“資敵”的顧慮，他首先給大家分析了抗日斗爭的形勢，并且代表區黨委明確表示，這不是一般意義上的貿易，而是同日偽進行的特殊形式的政治斗爭和經濟斗爭。在這場斗爭中，七師和根據地軍民必將獲得物資條件的較大改善。他還向工作人員交代了在特殊環境下開展特殊貿易的方法、政策和策略。在曾希圣等同志的關心支持下，貿易總局又先后在湯家溝開設了“裕民號”、“正大號”商社等商業、貿易機構，給這個小鎮帶來了空前的繁榮。與此同時，民間貿易也十分活躍，不僅手工各業在鎮上開業設坊，而且還辦起了十余家糧行。正是由于利用了湯家溝這個陣地進行貿易，吸引了蕪湖、南京、上海等淪陷區的民族資本家與商人紛紛前來經商或洽談辦廠。鎮上人口迅速由三四百人急劇增加到2000余人，店鋪林立，空前繁榮，被稱之為“小上海”。
通過貿易，七師和皖江抗日根據地以糧食從敵占區換回工業品，又以工業品換取大別山的山貨特產，再以山貨特產換取敵占區的工業品。如此循環往復，貿易范圍不斷擴大，既繁榮了根據地的經濟，解決了根據地戰時軍需民用的困難，又積累了大量資金。
吸引“外資” 開辦工廠
1942年5月，皖中區黨委成立后不久，為了促進抗日根據地的財政經濟建設，就制定頒布了《黨的政策講授提綱》，其中指出，歡迎外地資本家及地主來根據地投資經營工商業，繁榮根據地。這實際上就是實行對外開放政策。在這一政策指導下，各地財經機構和干部，廣結根據地內外工商界人士，吸引他們到皖江抗日根據地經商、辦企業，收到了顯著成效。
在湯家溝吸收部分民間資金，率先辦起了公私合營的“裕民號”、“正大號”商業合作社，經營五金百貨等民用商品兼營批零業務。在巢無山區，上海煤業資本家潘以三先后投資開辦了肥皂廠、小煤窯。根據地其他工廠，如兵工廠、紡織廠、被服廠等也吸納了外地的技術人員、設備和資金。
在蕪湖，皖中貿易管理總局與江蘇省旅蕪民船同業公會會長、蕪湖水上運輸業巨頭之一的楊大炎合作搞水上運輸，并利用他的影響和職業上的方便，在蕪湖建立了“運通運輸行”。這既是商業性質的運輸機構，其實又是中國共產黨在蕪湖建立起來的一個地下交通聯絡站。
1945年春，皖江根據地又在上海與資本家合資開設了一個公司，作為第七師在上海的經濟活動中心。這個公司在七師北撤山東以后，改歸蘇皖邊區政府領導，并定名為“大成公司”。在解放戰爭時期，這個公司仍為蘇皖解放區的經濟工作作出了很大的貢獻。
開辦銀行 發行貨幣
抗日戰爭時期，金融秩序非常混亂，日偽為掠奪抗日根據地的物資，用大量的偽幣向根據地套購各種物資，破壞根據地的經濟。為了維護人民群眾的利益，維護根據地的經濟不受損失，皖中區黨委于1942年禁止偽幣在根據地內使用，并且提出了一系列針對性很強的金融方面的措施：建立金融機構，發行本票及籌備印刷抗幣；囤積物資，不積存偽幣，并以此教育群眾；成立資源管理局，進行以貨易貨，部分地實行實物征稅，反對敵人以掠奪根據地物資為目的的金融政策。
1943年6月至7月間，皖江地區的金融機構大江銀行正式成立，并發行大江幣，其幣值為5元、2元、1元、5角、2角、1角等。第一次發行總數為100萬元。在大江幣發行之初，曾希圣提出要遵守“三防一基金”的原則。“三防”就是：一防濫發鈔票和粗制濫印，每批印發數量，一定要經過區黨委的批準；二防與舊法幣、偽幣混雜流通，在中心區禁止使用偽幣；三防敵、頑假造抗幣。“一基金”就是：要有物資儲備作基金。按照通常的慣例，發行貨幣，應以黃金、白銀作為儲備基金，當時根據地沒有這些東西，就以根據地征集的大批糧食和經營的食鹽作基金，保證人民群眾用大江幣隨時可以買到他們所需的物資，因而能夠取得根據地人民的普遍信任。
大江幣發行后，皖江地區的人民紛紛將手中尚存的法幣、偽幣全部兌換成大江幣，使大江銀行在不長的時間內收到了大量的法幣和偽幣，一部分作為師部到敵占區采購物資之用，一部分上繳軍部。由于大江幣的良好信譽，到1943年底，大江銀行基本上占領了根據地中心區的金融陣地。
七師和皖江抗日根據地通過以上富有特點和創造性的工作，在財經建設方面取得了光輝的成就。據不完全統計，1942年皖江抗日根據地全年各種稅收共2478萬元，上繳軍部款749萬元。1943年，根據地雖然遭受嚴重的自然災害，在反“掃蕩”、反摩擦戰斗極其頻繁的情況下，皖江抗日根據地仍然上繳軍部1000萬元左右。此外，皖江抗日根據地還向軍部送去醫藥、布匹、銀元等大批物資，并給皖南山區和贛東北游擊隊提供了不少給養。因此，軍部曾數次給予嘉獎。
新四軍第七師由此贏得了“富七師”的美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