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國共兩黨抗戰之比較
看中國共產黨是全民族抗戰的中流砥柱
南京軍區政治部原副主任、中國新四軍研究會副會長、少將
王清葆
（此文為作者2015年5月28日在鐵軍雜志紀念抗日戰爭勝利70周年報告會上所作的主題報告。——鐵軍傳媒網編者）
偉大的抗日戰爭，是中華民族與日本帝國主義侵略者之間的生死之戰。在這場史無前例的殊死之戰中，在以國共合作為基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旗幟下，不分老幼，不分黨派，不分地域，舉全國之力，共赴國難，才取得這場戰爭的全面勝利。應該說，抗戰勝利，是國共合作的勝利，是全國人民的勝利。但客觀地說，國共兩黨由于性質、宗旨以及根本立場、觀點、方法的不同，因此在抗戰的方方面面表現出極大的差別，對抗戰的影響、客觀結果也大不一樣。國共兩黨對各自在抗戰中的作用仍然各說各的。當時，國民黨就不顧事實，攻擊八路軍、新四軍“游而不擊” “不打日軍、專打友軍”“借抗戰之名、行發展自己勢力之實”。我們在過去很長時間里，也只講國民黨對日“不抵抗”，正面戰場“節節敗退” “丟掉大好河山”。這幾年注意宣傳的客觀、全面了。但看法還是不可能完全一樣。前一段時間，臺灣所謂“國防部”在發表談話時，指責大陸宣傳抗戰有失公允。為此，臺灣當局擬于今年8月份舉辦“中國抗戰真像展”，展示所謂“真像”。國民黨健在的老兵參觀了我們的抗戰紀念館后，很不平衡，說紀念館反映正面戰場的材料少了。兩黨的政治立場不同，對各自在抗戰中的作用的看法不可能完全一樣。下面，就一些主要問題作簡要分析，歷史的本來面目大體如此。
先后之比：共產黨最早號召和組織抗日；國民黨在局部抗戰時期采取“不抵抗”政策
日本帝國主義經過長期的準備，于1931年9月18日制造了九一八事變，并進而在不到四個多月的時間里，侵占了整個東北，并染指華北、上海。日本侵占東北后，受到東北部分守軍和廣大民眾的自發抵抗，掀起了全國民眾抗日高潮。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共產黨雖然正處在被國民黨幾十萬大軍“圍剿”的危急情況下，但代表全國人民要求抗日的意愿，毅然決然地站在抗日救亡運動的前列，最早提出收復失地、抗日救國的主張。自1931年9月20日至1932年4月15日，中共先后發表了《關于日本帝國主義強占滿洲事變的決議》、《為國民黨反動政府出賣中華民族利益告全國民眾書》和《對日戰爭宣言》等十多份文件，揭露日本企圖侵占全中國的圖謀，號召全中國的民眾自動組織起來抵抗日本的侵略。同時，中共中央發出一系列指示，要求中共滿洲省委深入到民眾中去，建立游擊隊，進行游擊戰爭。到1933年，我們黨建立了3000余人的抗日游擊隊，后以游擊隊為基礎，組建東北人民革命軍，到1936年初，相繼成立7個軍。到1937年秋達到高潮，東北抗日聯軍隊伍發展到11個軍、3萬余人，以王德泰、楊靖宇、魏拯民、趙尚志、冷云為代表的東北抗日聯軍歷經大小戰斗數萬次，牽制和消滅了大量日本關東軍。當東北軍部分愛國官兵和東北抗日義勇軍的抗戰相繼失敗以后，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東北人民抗日游擊戰爭便逐漸成為東北敵后抗戰的主體。
與此相反，面對日本入侵的嚴重局勢，蔣介石國民黨政府忙于坐鎮南昌，對紅軍實施第三次“圍剿”，提出并堅持“攘外必先安內”的方針和對日采取“不抵抗”的政策。1931年7月23日，蔣介石發表《告全國同胞一致安內攘外》通電，宣稱：“惟攘外應先安內，去腐乃能防蠹，故不先消滅‘共匪’……則不能御侮”。9月1日，蔣介石重審：“全力剿共，不計其它。” 九一八事變后的第4天，蔣介石在南京發表講話說：“先以公理對強權，以和平對野蠻。忍痛含憤，暫取逆來順受的態度，以待國際公理之判斷。”日本侵入東北時，東北軍總兵力約20萬人，日軍則不足兩萬人，東北軍占絕對優勢。但東北軍的首領張學良忠實執行蔣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他命令部隊：“不準抵抗，不準動，把槍放到庫房里，挺著死，大家成仁，為國犧牲。”日本挑起柳條營事件的不過是180人的中隊，而北大營駐扎著東北軍的一個旅第7旅，共7000余人；日軍攻占錦州，20萬東北軍沒放一槍全部撤出山海關。因此可以說東北軍大都是不戰自潰，日軍在短短4個月零18天的時間內，就占領中國東北三省，3000萬東北父老成了亡國奴，128萬平方公里的國土，相當于日本國土的3.5倍全部淪陷。“九一八，九一八，從那個悲慘的時候，脫離了我的家鄉，拋棄那無盡的寶藏，流浪，流浪。”這就是東北淪陷區的真實寫照。但這里也要把蔣介石國民黨當局與部隊官兵區分開來。國民黨當局不許開槍，但東北各地守軍愛國官兵不聽蔣介石的命令，自發組織一些抵抗，諸如東北軍各大營的自發抵抗，一二八淞滬抗戰、馬占山江橋抗戰、長城抗戰、察哈爾、綏遠抗戰等都給日軍以打擊。
路線之比：共產黨實行全面抗戰路線，國民黨實行片面抗戰路線
日本占領東北以后，從1933年起，則逐步向華北擴張并進行全面侵華戰爭。在民族危機日益嚴重的情況下，中國的抗戰此起彼伏，社會階級關系出現新變化。根據抗戰形勢的變化，共產黨不斷調整政策，從“抗日反蔣”發展為“逼蔣抗日”、而后又調整為“聯蔣抗日”，提出并促成以國共合作為基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形成。蔣介石政府也放棄“攘外必先安內”的錯誤方針，走上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道路。然而，正確的抗戰路線，則是全國抗戰取得最后勝利的根本保證。國共兩黨雖然合作抗日，但由于其階級屬性不同、政治目標不同、思想理念不同，因此兩黨各自提出了完全不同的抗戰路線。
中國共產黨提出并堅持全面全民族抗戰路線。1937年七七盧溝橋事變后，中國進入全面全國抗戰階段。之后，我們黨就發出通電，提出必須實行全面全民族的抗戰。其在8月22日至25日召開的洛川會議上，通過了《抗日救國十大綱領》，其主要內容是：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實行全國軍事的總動員；進行全國人民的總動員；改革政治機構；實行抗日的外交政策；實施戰時的財政經濟政策；改良人民生活；實行抗日的教育政策；肅清漢奸賣國賊親日派；實現抗日的民族團結等。我們黨全面抗戰路線的本質，不是將抗戰勝利的希望寄托于外國的援助，而是寄希望于中國人民自身的抗戰；不是單純地依靠正面的消極的陣地防御作戰，而是最廣泛地動員和組織敵后抗日游擊戰爭，從戰略上主動配合正面戰場作戰；不是單純地依靠政府和軍隊的抗戰，而是主動最大限度地團結和發動各階級、階層、政黨和社會團體以及廣大人民群眾都加入到抗日統一戰線中來。這條抗戰路線，高舉的是愛國主義旗幟，反映了全國人民的呼聲，代表的是全中國人民最廣泛的根本利益。
全面抗戰路線，是一條放手發動群眾、全心全意依靠人民群眾的路線。中國有四萬萬人民，只要人民發動并組織起來了，沒有克服不了的困難。抗戰暴發后，隨著抗戰的發展，全國人民抗戰熱情越來越高。全國的工人、農民、知識分子、青年學生、愛國華僑、各民主黨派、各社會團體等等，全部動作起來。北京密云縣一位叫鄧玉芳的母親，把丈夫和5個孩子全部送向前線，他們全部戰死沙場。華北平原上有一個莊戶人家寫下這樣一幅對聯：萬眾一心保障國家獨立，百折不撓爭取民族解放，橫批是抗戰到底。淞滬會戰后期，還有一個營守在閘北堅持抵抗。一天，一個14歲的小姑娘，拿著一面國旗，游泳到江對面把國旗送給作戰的官兵，對大家激勵很大。所以對我們共產黨人來說，只要把最廣大的人民動員和組織起來，就可以陷敵于汪洋大海。
國民黨則實行片面抗戰路線。1938年3月29日至4月1日，國民黨召開臨時全國代表大會。大會通過了《抗戰建國綱領》，其要點是：聯合世界上同情于我之國家及民族，為世界和平與正義共同奮斗；聯合一切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之勢力，制止日本侵略；充實民眾武力，在敵人后方發動普遍的游擊戰；改善各級政治機構，嚴懲貪官污吏；改善人民生活，發展農村經濟；嚴禁奸商，對于漢奸嚴行懲辦；改訂教育制度及教材，推行戰時教程。很明顯，這個抗戰綱領吸取了我黨的一些意見，反映了人民的部分呼聲，是一個進步的路線綱領。但同樣明顯的是，這個綱領基本上反映單純依靠政府和軍隊，而不是放手發動全國各族人民一起抗日。對召開國民大會、制定憲法、組織包括各抗日黨派和民主人士的國民政府、開放黨禁等關鍵問題，則避而不談；在經濟方面，對于減租減息、廢除苛捐雜稅等，也未作出規定。對于民眾運動，也沒有規定廢除一切束縛人民愛國抗日的舊法令和釋放政治犯等。因此，蔣介石國民黨的抗戰路線是一個具有兩重性的路線，既有抗日進步的一面，又有害怕群眾和對日妥協的一面。以后在整個抗戰過程中，蔣介石國民黨充分地表現出這種兩面性。
戰略之比：共產黨是持久戰及三階段論，國民黨是持久消耗戰及兩階段論
抗戰路線確定之后，還必須制定與之相適應的戰略方針，對戰役戰斗給予總的指導。在洛川會議上，我們黨以組織決定的形式正式確定了持久戰的戰略總方針。1938年5月，毛澤東發表了他的經典論著《論持久戰》，駁斥了當時流行的“亡國論” “速勝論”。他首先論述了持久戰問題的基本依據：“中日戰爭不是任何別的戰爭，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和帝國主義的日本之間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進行的一個決死戰爭”。中日雙方敵強我弱、敵小我大、敵退步我進步、敵寡助我多助的特點，決定了抗日戰爭必然是持久戰而不是速決戰。持久戰的主要特征在于抗日戰爭的長期性，具體表現于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敵之戰略進攻，我之戰略防御階段；第二階段是敵之戰略保守，我之準備反攻階段，即戰略相持階段；第三階段是我之戰略反攻，敵之戰略退卻的階段。特別是第二階段的相持階段，是整個戰爭的過度階段，是消耗削弱敵人力量、積蓄壯大自己力量的階段，因而這個階段是轉變敵強我弱力量對比的樞紐。毛澤東特別指出：“如果承認持久戰或長期戰爭，又不贊成三個階段，那末，所謂持久與長期就是完全抽象的東西，沒有任何內容與現實，因而就不能實現任何實際的戰略指導與任何實際的抗戰政策了”。“兩階段論”實際上“仍屬于速勝論，不過穿上‘持久戰’的外衣罷了。”毛澤東還深刻地闡明了游擊戰的戰略地位問題。在毛澤東看來，實行全民族抗戰，就是打人民戰爭，“戰爭的最深厚之偉力存在于民眾之中”，“兵民是勝利之本”。人民群眾發動起來了，就可以陷敵于汪洋大海之中。到抗戰勝利前夕，僅民兵就達到220萬人；抗戰期間征募壯丁1335萬人。
與此不同，蔣介石國民黨則實行“持久消耗戰略”。基本思想是：利用我優勢之人力與廣大國土，采取持久消耗戰，一面消耗敵人，一面培養國力，俟機轉移攻勢，擊破敵人，爭取最后勝利。蔣介石認為，以空間換時間是持久消耗戰略的精髓；通過長期戰爭從戰略上消耗敵人力量，逐步改變敵我力量對比，則是持久消耗戰的實質；固守陣地、堅忍不退，“層層布防，處處據守，則是持久消耗戰的“要道”。而在戰略階段的劃分上，他們把持久戰分為戰略防御和戰略進攻兩個階段，缺少了艱苦的戰略相持階段。具體地說，他們把1938年武漢撤軍、岳陽淪陷以前劃為第一階段即戰略防御階段；這之后則為第二階段即為戰略進攻階段，“我們轉守為攻轉敗為勝的階段”。很明顯，蔣介石國民黨的戰略總方針，僅僅單純地依賴政府和軍隊改變敵我力量的對比，僅僅單純地依重“空間換時間”，僅僅單純地依賴列強干涉和外國援助，尤其是恰恰忽略了戰略相持階段這一轉變敵我力量對比的樞紐。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抗戰實踐證明，我們黨的戰略方針是科學的，正確的。全面抗戰八年的發展脈絡，完全證明毛澤東的科學預見。而國民黨正面戰場的許多敗仗，恰恰是他戰略指導的失誤。
作戰之比：共產黨領導的敵后戰場在曲折中不斷鞏固擴大；國民黨正面戰場總體穩定但敗退較多
全面抗戰之初，在國民黨召開、由共產黨代表參加的國防會議上，兩黨根據力量懸殊的情況，大家知道，抗戰初期，國民黨軍隊是共產黨領導軍隊的30倍。即使到了后期，也是共產黨軍隊的三倍多。由此決定分別由國民黨軍隊擔任正面抗擊，共產黨軍隊擔任側面牽制日軍的任務。兩個戰場缺一不可。而在具體作戰中，國共兩黨在各自總路線和戰略總方針的指導下進行。在戰略防御階段，我們黨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及其他人民抗日武裝，深入到華北、華中及華南敵后，積極組織對日作戰，先后進行1600余次戰役戰斗，特別是組織取得了平型關大捷，殲敵5.4萬余人，收復了大片國土，創建了十余塊抗日根據地，開辟了廣闊的敵后戰場，配合了正面戰場作戰；這一階段，國民黨對日作戰比較積極，國民黨軍的正面戰場是主戰場，擔負了抗擊日軍戰略進攻主要任務，先后進行了華北會戰、淞滬會戰、太原會戰、南京保衛戰、徐州會戰、武漢會戰、廣州作戰等大規模作戰的戰役戰斗，特別是取得了臺兒莊大捷這樣的勝利，遲滯了日軍的進攻步伐。在戰略相持階段，日軍調整戰略，敵后戰場成為主戰場，我們黨領導敵后軍民艱苦抗戰，粉碎了日軍的“掃蕩”、“清鄉”、“蠶食”和“治安強化運動”政策，抗擊了大部分侵華日軍和幾乎全部偽軍，成為全國抗戰的主力軍；而國民黨政府雖然總體上仍能堅持抗戰，國民黨軍隊進行了十多次較大規模的戰役，抗擊了日軍的局部攻勢，特別是派出遠征軍直接抗擊日軍對緬甸的進攻，但明顯暴露出對日妥協的傾向，總體上對日作戰趨向消極，特別是先后掀起三次反共高潮，使抗日統一戰線受到嚴峻考驗。在戰略反攻階段，以華北敵后的衛南、林南戰役和山東軍區的攻勢作戰為標志，八路軍揭開了局部反攻的序幕，同時新四軍也展開局部反攻作戰：一師的車橋戰役、三師的阜寧戰役、四師的宿南戰役、六師的周城戰役，以及粟裕率一師南下蘇浙皖等。而后敵后戰場廣大軍民向日偽軍連續發起反攻作戰，大量消滅敵人，收復了大片國土；而國民黨軍隊則奉行消極抗戰、積極反共以及保存實力的避戰方針，武漢失守以前國民黨抗戰是積極的。但進入相持階段后，國民黨逐步走向消極，積極反共，對日采取“上山”和“觀戰”的態度。日軍來了招架一下，日軍走了袖手旁觀，把勝利的希望寄托在國際同盟軍身上。按蔣介石的說法：“中日戰爭要隨世界戰爭之總解決，始能獲得真正的解決。”中國戰區參謀長史迪威看出了蔣介石的心思，曾這樣揭露：蔣介石力圖以空間換時間，這是他決不會主動去進攻日軍的一種使人上當的說法；他想保留美國援助給他的軍火物資，不費力氣地結束戰爭，以便在日本人退走之后，占領中共的地盤并消滅他們。為此，蔣介石把裝備精良的嫡系部隊配置在大西南和大西北“保養起來，以便在戰后與中共算賬”。正因為這樣，才致使擁有數百萬軍隊的正面戰場嚴重失利，造成豫湘桂作戰的大潰敗（國民黨損失60萬人，丟失大小城市146座，空軍基地7個，飛機場36個，喪失國土20多萬平方公里，使6000萬同胞陷于日本的鐵蹄之下，人民生命財產受到巨大損失）。對國民黨消極避戰的結果，毛澤東于1944年4月曾深刻指出：從1938年武漢失守起，“國民黨在五年半以來消極抗日，積極反共的反動政策下所養成的極端腐化狀態，今后必將遭到嚴重的挫敗”；“國民黨以五年半的袖手旁觀，得到了喪失戰斗力的結果。共產黨以五年半的艱苦奮斗，得到了增強戰斗力的結果。這一情況，將決定今后中國的命運。”后來歷史的發展完全證明了毛澤東的判斷。不過，中國駐印軍和遠征軍在緬北、滇西的反攻作戰取得了勝利，收復了滇西、緬北廣大地區。最后我們看中國軍隊總的對日作戰情況：從1937年盧溝橋事變到1945年9月日本投降簽字的3000多個浴血奮戰的日日夜夜里，中國軍隊進行了重大會戰22次，重要戰役200余次，大小戰斗近20萬次，殲滅日軍150余萬人，殲滅偽軍118萬人。蔣緯國在《抗戰御侮》一書中統計，國民黨戰場共斃傷日軍85萬人。據說國民黨軍隊是不與偽軍作戰的。其中共產黨領導的抗日軍民對敵作戰12.5萬次，消滅日軍52.7萬人，偽軍118.7萬人。其中包括新四軍先后對日偽軍作戰2.46萬次，斃傷日偽軍29.37萬余名，俘日偽軍12.42萬余名，另有5.4萬余日偽軍投城、反正。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人少槍少、條件差，但相比之下，作戰并不少，貢獻并不差。
建國之比；共產黨主張實行民主改革，建設新民主主義國家；國民黨反對民主，實行獨裁統治
中國抗戰是與建國緊緊聯系在一起的。在整個抗戰時期，中國始終面臨兩大矛盾，即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這時期雖然階級矛盾下降為次要矛盾，民族矛盾上升為主要矛盾，但兩大矛盾客觀地存在著，進行著兩種演變，發生著兩種結果。特別是抗戰后期，中國面臨著兩種截然不同的前途和命運。
抗戰過程中，共產黨已經走向成熟，力量空前強大，逐步具備了建設新中國的條件。全面抗戰初期，中國共產黨就提出“改革政治機構”的主張，以后在創建和領導的抗日民主根據地里模范地適應了改革和民主的政權組織形式，極好的動員和團結了最廣大的人民群眾、知識分子、民族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等抗戰力量，為以后建設新中國積累了經驗，奠定了基礎。特別是到了抗戰后期，中國抗戰走向勝利，而國民黨當局進一步強化了反共內戰的方針，在中國人民面臨兩個前途、兩種命運的關鍵時刻，共產黨召開黨的第七次代表大會，為中國人民指明了奮斗的方向和前途。七大分析認為，中國人民打敗日本侵略者，爭取建立一個獨立、自由、民主、統一、富強的新中國，這是一個光明的前途；但蔣介石國民黨繼續堅持獨裁統治，拒絕民主改革。因此，打敗日本侵略者以后，中國仍可能發生內戰，將中國拖回不獨立、不自由、不民主、不統一、不富強的老狀態去，這是一個黑暗的前途。為避免黑暗的前途，爭取光明的前途，七大提出“建立一個新民主主義的中國”的政治路線，并制定了新民主主義的政治、經濟、文化建設綱領。中國近代以來，屢遭帝國主義列強的侵略和瓜分，成了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家。因此要實現民族振興、人民幸福，就必須首先實現民族的獨立和人民的解放。而徹底戰勝日本帝國主義，則為民族振興和人民解放創造了前提條件，它是民族振興的偉大轉折點。我們黨抓住這一機遇，努力爭取建立新民主主義的國家的前途，完全是順應了歷史潮流。
而國民黨則完全相反，他們竭力加強其獨裁統治，箝制進步輿論，壓制和破壞抗日民主運動。1943年3月蔣介石以自己的名義發表了授意陶希圣代筆撰寫的《中國之命運》一書。該書不談抗戰，大講中國前途，大肆宣揚封建主義和法西斯主義，攻擊共產主義和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系統地表達了他專制獨裁的立場、觀點、方法，誣蔑我們黨“破壞抗戰”、“破壞統一”，暗示兩年內消滅共產黨。這本書，是強化其獨裁統治、發動反共高潮的宣言書。該年5月恰逢共產國際宣布解散，國民黨頑固派趁機叫囂“馬列主義已經破產”，要求“解散共產黨”，“取消解放區”。1943年9月，國民黨五屆十一中全會修改了《國民政府組織法》，規定國民政府主席為陸海空軍大元帥，執掌全國一切執政大權。隨后，蔣介石出任國民政府主席，兼任行政院院長，這樣，身兼國民黨總裁、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國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長為一身，強化了個人獨裁專制體制。同時，還提出“全國黨化”的口號，加強一黨專政，打擊、壓迫共產黨和其他民主黨派。為此，他們還不斷擴大“軍統”“中統”等特務組織，在機關、工廠、學校及職業團體中到處安插耳目，進行特務活動，秘密逮捕、囚禁甚至殺害共產黨人和其他愛國人士。很明顯，這種一黨專政的獨裁統治，完全逆歷史潮流而動，必然受到全國人民的反對，也必然遭到歷史的拋棄。1942年2月24日，斯諾在回答美國總統羅斯福時說：“蔣介石是個獨裁者，他很聰明，但又無能，他不知道中國人民需要什么，不知道怎么為人民辦事。這一點和毛澤東大不相同。你要知道中國是一個農業國家，農民占了一大半，不能贏得絕對多數的民心就很難統治中國。”
影響之比：中國共產黨以自己的模范行動贏得全國人民的擁護和支持，國民黨失去民心，走向衰落
公道自在民心。千百萬人民群眾的評價是最公允的，歷史的結局是無情的。中國共產黨領導抗日軍民在抗日戰爭中發揮了決定性作用，贏得了全國人民的擁護。首先在戰場上取得輝煌戰果，取得偉大勝利，有力地鼓舞全中國人民的抗戰信心；與此同時，自己也得到不斷發展壯大。（八路軍出師抗戰時只有3萬多部隊，新四軍剛組建時只有1萬人。）到抗戰結束時，共產黨員發展到120多萬人，人民軍隊發展到136萬人，民兵發展到260多萬人，抗日民主根據地面積達到100萬平方公里，人口近1億人（這其中包括新四軍，組建時才1萬人，抗戰期間付出8.2萬官兵的代價，到抗戰勝利時，主力部隊發展到21萬人，地方武裝發展到9.7萬人，民兵自衛隊96萬人。）；其次，中國共產黨人在抗戰中付出了巨大犧牲，樹立了英勇抗戰的楷模。八路軍的“狼牙山五壯士、”“新四軍的劉老莊連”、東北抗聯的“八女投江”等英雄群體，楊靖宇、趙尚志、左權、彭雪楓等英模人物，享譽全世界。尤其是，共產黨人歷來不怕困難，不怕犧牲，創造了偉大的抗戰精神。在整個抗戰中，共產黨的高級領導者沒有一個向日軍投降的，沒有一支軍隊去當偽軍的。所以共產黨及其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在全國人民心目中樹起了光輝的形象，延安、蘇北成了全國人民特別是知識分子、青年學生向往的地方。據老前輩回憶：七七事變后，從西安到延安幾百公里的公路上，每天都有成群結隊的男女知識分子奔赴延安，到1943年，新到延安的知識分子達4萬多人。到新四軍的人也很多。抗戰過程中，有許多外國記者曾到延安和八路軍、新四軍駐地采訪，反映強烈。史沫特萊曾這樣寫道：“延安使我們興奮，延安使我看到了中國革命的希望。”華僑領袖陳嘉庚和美國駐延安觀察組的人公然也表示：“中國的希望在延安。”
與此根本不同的是，以蔣介石為代表的國民黨統治集團，代表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利益，懼怕人民群眾的覺醒和組織起來，尤其懼怕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抗日力量的發展壯大，危及他們的統治，因此不敢放手發動群眾，不敢放棄反共政策，堅持其獨裁統治，逐漸失去了民心。起碼在以下四個方面失去民心：一是在開始6年的局部抗戰期間，實行“攘外必先安內”的方針，對日本的入侵采取“不抵抗”政策，誰抗日就鎮壓誰，引起全國人民的反對；二是在1938年武漢失守后很長時期，蔣介石國民黨對日有投降傾向，特別是國民黨副總裁汪精衛及20余個中央委員先后投敵，在整個抗戰期間，國民黨軍隊58個旅長、參謀長以上的將官投敵，78萬部隊成建制嘩變成偽軍，這更傷透全國人民的心；三是在抗戰的最困難、最危急的時刻，實行“防共” “限共” “溶共” “反共”政策，發動三次反共高潮，屢次制造磨擦事件，于1940年底1941年初，發動了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使我9000多人抗日部隊只沖出2000多人；特別惡毒的是：在第三次反共高潮中，國民黨胡宗南部準備50萬軍隊、分九路閃擊共產黨首府延安。如果得逞，敵后戰場將遭到毀滅性打擊。這更引起了全國人民的反對；四是在國民黨統治的幾十年中，包括在14年抗戰時期，國民黨內貪污腐敗成風，發戰爭財，發國難財，蔣、宋、孔、陳四大家族把持財政經濟大權，把持大量“經援”的分配使用權，裝滿了腰包，到日本投降時無數“接收大員”更是大發其財，到抗戰結束時，美國對華援助總額8.45億美元，而蔣宋孔陳四大家族這個時期在瑞士美國等的存款就達5億美元，以致到了他們自己都感到無法收拾的地步，全國人民更是對其失去信心。據說抗戰時期在美國流傳著這樣一個笑話：蔣介石名字的英文翻譯發音被念成“兌現我的支票”。蔣介石知道后很生氣，罵罵咧咧地說：我確信美國的政策就是利用我們。所以到了抗戰快結束時，國民黨內及其軍隊內士氣低迷，人心渙散，（據統計，解放戰爭時期，國民黨軍隊起義、投誠、接受改編共188萬人，包括將領1500余名，涉及240個師。）整個黨員隊伍、軍隊不是發展壯大，而是明顯低落了。
抗戰后期，中共中央曾作出這樣的分析：“蔣軍隊潰敗不堪，重慶及國民黨區域人心惶惶。各界人民，包括許多工業界，大學教授及許多國民黨員對蔣失望，希望共產黨拿出辦法來。我黨在國民黨區域人民心中的威信極大地提高。”“中國政治形勢起了一個大變化。國共力量對比，已經由過去的國強共弱，達到現在的國共幾乎平衡，并正在走向共強國弱的地位。我黨現在已確實成了抗日救國的決定因素。”其實當時國民黨軍隊仍是我軍的好幾倍。但黨中央已看到了本質，看到了發展大趨勢。
通過以上比較分析，充分證明習近平主席以下論斷：中國共產黨的中流砥柱作用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的關鍵。近代以后，中國人民歷次反侵略戰爭失敗的一個重要原因，是政治統治集團的腐朽無能和民族內部軟弱渙散，在內憂外患中誕生和成長起來的中國共產黨，自成立之日起就把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作為自己的歷史使命，捍衛民族獨立最堅定，維護民族利益最堅決，反抗外來侵略最勇敢。中國共產黨堅持全面抗戰路線，制定正確戰略策略，開辟廣大敵后戰場，成為堅持抗戰的中堅力量。無論條件多么艱苦、形勢多么險惡、戰爭多么殘酷，中國共產黨始終堅持抗戰、反對投降，堅持團結、反對分裂，堅持進步、反對倒退，同各愛國黨派團體和廣大人民一起，共同維護團結抗戰大局。中國共產黨人以自己的政治主張、堅定意志、模范行動，支撐起全民族救亡圖存的希望，引領著奪取戰爭勝利的正確方向，成為奪取戰爭勝利的民族先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