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參加革命入黨、離休前一直做黨的基層領導的劉其良，是我60多年前的老戰(zhàn)友。1994年11月，他在南京軍區(qū)總醫(yī)院診斷為食道癌，安排他住醫(yī)院化療。當他了解一天要花費1000元時，就斷然地說：“住院費加上治療費，一個月要好幾萬元，這怎么行！我住家里，每天來醫(yī)院治療好了。”組織上考慮他已七十幾的人，決定每天派車送到醫(yī)院化療。他又拒絕道：“我還能走得動嘛。每天自己騎自行車去醫(yī)院，由我兒女輪流來陪好了。”醫(yī)生考慮他進食困難，只能靠全流汁維持，而且化療對身體消耗大，就開了一斤西洋參(1400元)讓他煮水喝。本來單位同意報銷，但他看到西洋參報銷單據(jù)后，就找兒女們責備說：“制度規(guī)定，西洋參類是補品，是個人自費。”兒女們解釋說單位同意報。他隨手撕碎單椐說：“我一輩子都未違反過制度，今天也不能特殊。”
50多天的化療，劉其良硬是堅持每天騎自行車去軍區(qū)總院。化療后，他人瘦多了，只是精神比過去好點。50多天化療不能洗澡，一天他去浴室洗澡，不慎感冒，繼而誘發(fā)食道癌突變，腫瘤破裂，前后十多分鐘就逝世了。
對劉其良的逝世，同志們都很震驚，一些老同志都聞訊趕來看望。一位含著淚花的老王同志說：“我1959年與其良一起工作，他是書記，我是組織干事。1954年工薪制，他就是行政17級。多年不調，有一年工調，幅度小，而他在調的幅度內，可是上報時，他卻報了我，自己不報。”
劉其良從部隊轉業(yè)到南京，住在太平南路一個居民大院兩間30多平方米平房里，沒有廚房、廁所。一住就是44年(直到他逝世)。而單位一次次分新房，他從未開口，有幾次單位要重新安排他住房，他卻說：“分房對象是困難群眾，當領導要放后。”通常人離休退下來前，一般要把房子搞好，甚至有的人不解決好房子就不辦手續(xù)。他說：“烈士們犧牲前，他們向組織伸手要這要那了嗎?!共產黨員，共產黨的干部，就要吃苦在前，享受在后，不然群眾會指著脊梁骨罵我們的!”
劉其良，就是這樣嚴于律己，始終保持艱苦奮斗的作風。他多年來一直看12寸黑白電視，還是兒女們硬給他買了彩電他才換的。他對子女要求也很嚴格，他常對兒女們說：“我們有今天，是烈士用鮮血換來的。想想過去，看看今天，一切都要知足了!”他要負擔三個子女讀書上學的費用，還要擔負鄉(xiāng)下父母和烈士韓玉亭父母的生活費。每月發(fā)工資，他是雷打不動首先要給兩處父母寄去當月生活費。后來政府對烈士家屬每月補助提高，韓玉亭父母來信不要再每月寄錢。他對兒子說：“寄!政府提高補助，是國家沒忘烈士。我寄錢，是受烈士之托，是我的義務。”
韓玉亭烈士是山東臨沂人。1949年4月23日渡江時，劉其良任指導員，韓玉亭任排長。他們部隊是從蕪湖裕溪口渡江的，他們連是師的尖刀連。當部隊萬船齊發(fā)突破了長江天險，到了江南靠岸時，敵人江邊的暗堡突然向他們猛烈開火。部隊受阻退到江邊，眼看隨后的部隊就要靠岸，連長領著一排沖撲上去。但幾次沖鋒都未成功，傷亡嚴重，連長、一排長先后倒下。身為指導員的劉其良，正準備率領二排上去，這時三排長韓玉亭肩扛炸藥包跑來請戰(zhàn)：“指導員，你們火力掩護我，我用炸藥包叫兔崽子坐飛機。”劉其良當即命令：“二排火力準備掩護三排長……”這時韓玉亭從懷里掏出一封信交給劉其良：“這封信，是準備過了長江，解放南京后寄給鄉(xiāng)下父母的。如果我回不來，就托指導員……”韓玉亭就扛起了炸藥包貓腰向暗堡沖去，在我方猛烈的火力掩護下，轟隆一聲巨響，暗堡坐了飛機。后來，劉其良從彈坑廢墟中找到了韓玉亭殘缺不全的遺體……
解放上海后，劉其良所在的師被改為華東警備第六旅，負責太湖地區(qū)剿匪。直到1951年剿匪結束，他才獲準回家探親。他先去山東臨沂看望了韓玉亭烈士父母后，才回沭陽看望自己的父母。兩家老人都活到80多歲，都是劉其良為他們送的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