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0年鴉片戰爭以后，英國強割、強租了中國香港島、九龍和“新界”(統稱香港地區)。歷屆中國政府，因國家貧弱，無力收回香港。但是，經過中國共產黨人的努力，歷經滄桑的香港，終于在1997年7月1日回到了祖國的懷抱。作為中共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重要成員的周恩來，不僅青年時代就與香港結下了不解之緣，而且一生心系香港，為香港問題的解決，殫精竭慮，孜孜以求，付出了巨大心血。
早年周恩來三次踏上香港這片土地
1924年7月下旬，周恩來等從法國啟程，于9月初抵達香港，這是周恩來第一次踏上這片土地。他在香港大學找到南開時的同學石志仁，在談到香港問題時，周恩來充滿信心地說：“等革命成功了，我們國家強大了，一定會收回香港的!”由于國內革命形勢的需要，周恩來沒有更多的時間在香港逗留，很快就乘“佛山”號輪船到達廣州。
周恩來第二次到香港是在大革命失敗以后。1927年10月上中旬，南昌起義部隊在潮汕失敗后，身患惡性瘧疾的周恩來，和葉挺、聶榮臻等在中共汕頭市委常委楊石魂的護送下，從金廂鎮的渚村乘小船，飄泊兩天一夜到達香港。楊石魂把他背到九龍油麻地廣東道的住所住下，對外稱是姓李的商人。中共廣東省委得知消息后派 人來照顧他，并請醫生診治。半個多月后，周恩來的健康狀況逐漸好轉。11月上旬，周恩來乘船赴上海出席中共中央召開的緊急會議。
1928年3月中旬至4月中旬，周恩來第三次到香港，也是他最后一次到香港。這次他是受中共中央委托，前往主持召開廣東省委擴大會議，糾正李立三對廣州起義所作的錯誤結論和懲辦做法。經過一個多月的工作，周恩來在圓滿完成任務后返回上海。
周恩來指示香港這塊陣地不能丟
抗日戰爭爆發后，香港成為國內與海外聯系的重要樞紐。這一時期，周恩來重視香港在聯系海外華僑，擴大國際反法西斯戰線以及進行抗戰宣傳等方面的特殊地位和作用。
1940年8月7日，周恩來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作報告時說：“香港這塊陣地我們不能丟，國外工作以香港為中心，由廖承志管籌捐，劉少文管統戰，潘漢年管情報、文化”。皖南事變之后，國民黨當局加緊了對進步文化工作者的迫害。周恩來通過細致安排以及南方局的幫助，把一大批在重慶、桂林的文化、新聞界知名人士秘密轉移到香港。
太平洋戰爭爆發后，日軍侵占香港，周恩來立刻發出特急電報，指示辦事處、廣東省的黨組織等有關單位，積極采取應變措施，特別強調：要想盡一切辦法，不惜犧牲，把滯留在香港的許多著名人士和文化人士轉移到安全地帶。在周恩來的精心安排下，800多名愛國文化人士和民主人士安全轉移到內地。
周恩來強調香港的地位日趨重要
1946年全面內戰爆發后，周恩來更加重視香港在中國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9月27日談到對國統區工作，周恩來指出：“為了作好撤退的準備，將公開活動的重點地區轉移到香港。”此后又強調：“目前，香港已成為南京、上海的二線，而香港本身也要建立三線工作。”12月2日，周恩來在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上再次強調：“香港地位日漸重要，不但對兩廣、南洋方面，對歐美聯絡方面亦日見重要。”為了加強在香港的工作，周恩來陸續派了一批干部去香港，并提出了許多關于香港統戰、宣傳和文化工作的具體建議和指示。
解放戰爭后期，我黨在香港的活動相應地集中在兩個方面：一是利用香港開拓貿易渠道，把香港作為解放區緊缺物資的重要采購基地；二是護送居港民主人士進入解放區，出席即將召開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在周恩來的周密安排下，從1948年8月到1949年3月，有70余位參加新政協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由香港被安全護送到解放區。
周恩來在中南海
周恩來披露暫不收回香港的原因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采取什么方式解決香港問題，擺在了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面前。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央領導人從戰略高度考慮著香港問題。黨中央對香港提出了“暫不收回，維持現狀，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方針。
1951年春，周恩來對當時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黃作梅說：“我們對香港的政策是東西方斗爭全局的戰略部署的一部分。不收回香港，維持其資本主義英國占領不變，是不能用狹隘的領土主權原則來衡量、來決定的。我們在全國解放之前已決定不去解放香港，從長期的全球戰略講，不是軟弱，不是妥協，而是一種積極主動的進攻和斗爭。”他認為，“我們把香港留在英國人手中比收回來好，也比落入美國人的手中好。香港留在英國人的手上，我們反而主動。我們抓住了英國人的一條辮子，我們就拉住了英國，使它不能也不敢對美國的對華政策和遠東戰略跟得太緊，……它將是我們的瞭望臺、氣象臺和橋頭堡。它將是我們突破以美國為首的西方陣營對我國實行封鎖禁運的前沿陣地。近兩年的發展證明，我們在解放全國時留下香港是正確的。”
此外，周恩來還利用一切機會，宣傳中央關于香港的政策，并反復講解決香港問題，應寄希望于香港人民。1957年4月28日，他在與上海工商界人士的座談會上 比較系統地闡述了對香港的主要方針政策。他說“我們不能把香港看成內地。對香港的政策同對內地是不一樣的，如果照抄，結果一定搞不好。因為香港現在還在英國的統治下，是純粹的資本主義市場，不能社會主義化，也不應該社會主義化。香港要完全按資本主義制度辦事，才能存在和發展，這對我們是有利的。”“我們在香港的企業，應該適應那里的環境，才能使香港為我所用。”“香港可作為我們同國外進行經濟聯系的基地，可以通過它吸收外資，爭取外匯。我們要打開局面，就得對香港的民族資產階級講清政策，使大家有利可圖”。周恩來提出的上述方針，對于解決香港問題具有積極的指導作用。
周恩來主張要力保香港繁榮穩定
香港是個水資源十分缺乏的城市，1963年，香港遭受百年不遇的旱災，供水嚴重困難，全港陷入一片混亂之中。香港的供水危機很快傳到周恩來的耳中，日理萬機的他當即指示廣東省委，要認真采取措施，幫助香港同胞渡過難關。12月8日，周恩來就向香港增供淡水的石馬河建設工程問題，聽取廣東省水電廳廳長劉兆倫的匯報，并同陶鑄、陳郁、程子華等談話，指出：香港居民95%以上是我們的同胞，供水工程應由我們國家舉辦，列入國家計劃，不用港英當局插手。在周恩來直接關懷下，被香港同胞稱為生命線的石馬河供水工程，僅用一年時間就完成了。這時候，周恩來又開始布置另一條通往香港的生命線，他批示開通了至今還在運行的向香港輸送鮮活和冷凍食品的三趟快運貨車。為了促進香港的繁榮和穩定，周恩來曾多次指示：“各地區凡是有可能，對港澳的供應都要負擔一些，不能后退。這個陣地越搞越重要，對港澳供應確實是一項政治任務。”據統計，1954年至1963年，香港進口的食品有43%是由內地提供的；1964年至1973年間又上升為50%，而且在價格上，由內地進口的食品價格平均較國際市場價格便宜50%以上，原料便宜約30%，衣服等消費品便宜25%。
1966年“文革”爆發，中共中央關于香港問題的既定方針受到很大沖擊。周恩來千方百計排除“左”的干擾，努力將“文革”對香港的消極影響控制在最低限度。
1967年5月24日和27日，周恩來嚴厲批評有關部門在香港問題上提出的過“左”口號和采取的極“左”做法。6月上旬，還兩次專門約有關負責人談這些問題。7月10日，周恩來又強調：“香港不同于澳門，在香港動武不符合我們現在的方針。香港斗爭是長期的，我們不能急，搞急了，對我們不利。”
周恩來重申香港主權總有一天是要收回的
進入上世紀70年代，隨著國際環境的改善和中國國際地位的提高，中共領導人繼續堅持對香港問題既定方針政策的同時，也開始明確提出在條件成熟的時候，中國將恢復行使對整個香港地區的主權。對此，周恩來多次代表中國政府表示了鮮明的態度：“香港的主權總有一天我們是要收回的。”
1972年10月，周恩來在接受英國記者訪問時首次披露了新中國解決香港問題的“時間表”：“香港的未來一定要確定。租約屆滿時，中英雙方必須進行談判。從中國拿走的領土必須歸還……”
1974年5月末，周恩來陪同毛澤東會見英國剛卸任的首相希思時，周恩來說：“香港在1997年應該有一個平穩的交接”。周恩來臨終時又重申對香港采取的特殊政策，并指示香港在收回之后，可以在一定時期實行資本主義。這樣，以周恩來為代表的中共領導人不僅明確了收回香港的時限、途徑，而且還提出了保留香港資本主義制度不變的戰略設想，成為鄧小平沿著這一思路，創造性地提出“一國兩制”構想的思想先導。
香港回歸祖國的歷史進程，凝聚著周恩來對香港的濃濃深情，也凝結著周恩來的非凡魄力、高瞻遠矚和英明決策。香港的回歸是幾代中國人，特別是中國共產黨人不懈努力的結果。更令我們欣喜的是，香港在回到祖國懷抱十余年之后，呈現出更加繁榮穩定的景象。讓我們為香港喝彩!為祖國祝福!